去趟民国:1912～1949年间的私人生活- 第19部分

上世纪30年代有段时间，张中行经常和二三同好骑车到玉泉山郊游。他对这种例行的休闲活动有如下记述：“出西直门，沿平坦的土路西北行，十余里到海淀镇。进东南口，到西端北拐是西大街商店集中地。先买烧饼、酱牛肉、花生米，最后买酒。卖莲花白酒的是仁和号，在近北口路东，两间门面，靠南一间开门，柜台上有酒坛，卖酒。我们酒量都不大，只买半斤。到玉泉山，总是在西部山下树林的草地上野餐。莲花白酒是好白酒加若干种有香味的中草药蒸馏而成，味纯厚而幽香，当时觉得，在自己喝过的多种酒中，它应该排在第一位。”

张中行小时候生活在河北香河农村，他叔叔家养着一头“识途”的黄牛。张的姑姑住一二十里之外的另一村，有时几个孩子去看姑姑，就让这头牛拉车出征。孩子坐上去后，大人牵着牛送到村外岔路上就撒手不管了。牛自己掌握方向和速度，走得很慢，孩子可以在车上东张西望、打打闹闹，或下车掐一把花草再上来，十步八步就能赶上，牛一直把车拉到姑姑家门口才站住。午饭后回来，孩子累了，往往睡一路，有时牛把车拉到本村家门口停下来，他们还不醒。

上世纪20年代，学者陈西滢说：“（上海）南京路上的汽车比十年前多了不知多少倍了。你如果像我一样在那里立一会，数一数来往的汽车，你就会发现每十辆汽车至少有七八辆里坐的是黄头发、蓝眼睛的人。”

上世纪20年代初，周有光在常州念中学，家在苏州，因而经常往返于沪宁线上的常州与苏州之间。他后来回忆：“常州到苏州很方便，那个时候来回火车票是一本一本买的，一本10张，撕一张给检票员就可以上火车了。”

北平时期，从城里出西直门到香山、玉泉山等地郊游，有两条路可走。邓云乡在《增补燕京乡土记》里有如此记述：“一条出西直门笔直往西，经过万牲园（后改动物园）路口再往西转入去海淀的大路；一条出西直门走关厢不远就拐弯往北，进入关厢北街，再往前走不多远，就到了高梁桥了。一到高梁桥，风景便豁然开朗，南北的大石桥，桥北是开阔的北方田野，桥下是清澈见底的流水，这水都是由玉泉山、昆明湖流来，流向德胜门水关的，西北一望，西山、玉泉山、万寿山色调深浅、层次分明，可以说是北京城郊最美的一条路。”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北京市民出行的交通工具以人力车为主。当时北京人口近200万，人力车达10万辆，平均每20人一辆。北京各高校的教授、讲师，几乎都有包车。这10万辆车，车况和车夫是参差不齐的。最高档的进口人力车，售价可达100块银元。车夫则各取所需。康有为的女婿罗昌当年七十多岁，他的车夫也已五六十岁。老车夫每天拉着他慢悠悠上路，出和平门去北师大上课。据说这种念旧也是一种“京味”。

溥仪没出宫时，为学自行车，把宫里许多门槛都锯了。有一次他骑车乱转，被一个在宫里装电灯的看见了，连忙下跪向他讨封，溥仪笑道：“封你一个镇桥侯（猴）吧。”这是北京当年桥头行乞者的诨名。有人据此认为：溥仪小时候够坏的，属于“阴坏”一类。

李四光从美国回来后，任北大教授，兼北京图书馆副馆长，每月收入500元。他平时骑自行车上下班，曾被鲁迅撰文讥讽。

1928年首都南迁后，阔人们各奔东西，北平的汽车市场也跟着疲软。二手车高不过1000元一辆，低者仅百八十块。北大教授刘半农说：“我们朋友中，从前同是两轮阶级，现在升做四轮阶级的也不少，有时间上什么地方去，承他们的邀请我同坐，我也就乐得大揩而特揩其油！”

吴稚晖出行，从不坐人力车。他住上海时，去南京见蒋介石，只坐四等车，满目穷人，吴则甚觉其乐。到了南京，蒋介石的官邸吴可以不经通报，直进直出。一次，吴从浦口坐轮渡到下关，忘了带船钱，被售票员当成乡下佬，抽了一个嘴巴。

徐志摩曾问梁实秋：“你坐过飞机没有？”梁答以没坐过，一来没有机会，二来没有必要，三来也太贵。徐说：“你一定要试试看，哎呀，太有趣，御风而行，平稳之至。在飞机里可以写稿子。自平至沪，比朝发夕至还要快，北平吃早点，到上海吃午饭。太好。”当时徐志摩有个朋友在航空公司，见他在京沪两地穿梭奔波，便送了他一张长期免费的机票。没想到比票价更昂贵的是，徐志摩因此搭上了性命。

1946年3月17日上午10点，戴笠自青岛乘航委会222号运输机飞南京。一说戴笠此行是为了接影星胡蝶一同赴沪，实则胡蝶并未与戴笠同行。下午1点左右，飞机到达南京上空，因遇雷阵雨，无法正常着陆。南京明故宫机场打开导航台，引导飞机穿云下降。如不行，则改飞上海或济南。但上海、济南上空天气也不好，222号飞机只好在南京再作穿云下降。飞机在云雾中失去方向，与地面联系困难，雷雨中三次下降都越过机场，无法着陆，最后一次下降时偏飞至江宁县。下午1时6分，222号飞机与地面电讯联络突然中断，地面多次呼叫也听不见机上的讯号。最终高度只有200米的板桥镇戴山，成为戴笠此行的葬身之地。

1924年暑假，西北大学与陕西省教育厅联合举办一次暑期讲演会，从北京请去十位著名学者，鲁迅、蒋廷黻等都在内。他们先乘火车到陕州，然后取道黄河往西安。负责接待的张辛南先到陕州，雇了两只民船。不料行船不久，就赶上狂风暴雨，昼夜不息。次日早晨风雨停息后，船主带着几分后怕说：“昨天晚上险呀！如此大风，船不能下锚，倒行十余里，如果倒行到鬼门（陕州附近黄河中有砥柱山，兀峙中流，分河为人、神、鬼三门，惟人门可通舟楫，其险过于长江之三峡），那就没救了。幸托庇龙王爷保佑，得安然无事，诸位先生真是大命的。”

茅盾入商务印书馆一年后，其弟沈泽民考入南京的河海工程专门学校。1917年夏天，茅盾回乡与母亲一起送弟弟去南京上学，也顺道游览了南京的名胜。回上海时，母亲提出乘船走长江，茅盾便在航行于汉口到上海的三四千吨的豪华客轮上订了一个官舱。轮船起锚后，他扶着母亲在甲板上散步。沈母遥望江天，颇有感触地说：“你父亲一生只到过杭州，我今天见的世面比他多了。”

孙中山和章太炎都住上海时，章太炎常雇人力车去孙家，但归途却不识路，每次都由孙派人另雇一车送章回家。某次孙派人送章出门，门口只有一辆人力车，章坐上车即令车夫快跑，本欲送章回家的人等到另一辆车来时，章早没了踪影。车夫半路上问章去哪里，章说：“家里。”车夫问家在哪里，章答在马路上弄堂里，弄堂门口有一家纸烟店。结果是章一直坐着人力车在街上打转。

金城银行老板周作民奉行有饭大家吃的管理之道。上海总行内，私人汽车有二十多辆。都由银行负责汽车的开销。有人评论说：换一个人当总经理，看到这许多坐汽车的开支，一天都受不了。而周作民就是凭着这种做派，号召两千多人糊里糊涂地替他出尽力气。

茅盾写《子夜》时，曾把部分初稿给瞿秋白看。原稿写吴荪甫出行坐的轿车是福特牌，因为当年上海有钱阶层流行福特轿车。瞿秋白则提出，像吴荪甫这样的大资本家应当坐更高级的轿车，他建议改成雪铁龙牌，茅盾定稿时采纳了瞿秋白的意见。

民国时期，长沙的黄包车别具特点：车夫身穿长袍，拉车不跑，漫天要价。因而除了老年人及带行李的旅客，一般市民都不坐。

1937年秋天，为避战乱，茅盾把两个孩子从上海送到内地。回程从武汉买了张到杭州的车票，10月24日发车，抵杭州已是11月5日，走了将近两个星期。

胡适辞去中国公学校长后，全家于1930年11月28日离开上海去北平。当日胡适门生罗尔纲随胡适一家四口乘出租车到火车站，他说：“满以为胡适广交游，徽州亲戚也不少，今天月台一定站满亲朋来送行的。谁知半个影子也没有。”火车抵北平前，罗尔纲又以为胡适是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董事会的负责人和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至少这两个单位应该有人来接，“谁料车进了站，同样连影子都没有。”只有胡适的表弟雇了一辆汽车，把他们领出车站来到汽车前，随即也离开了。

1918年5月13日，即徐悲鸿与蒋碧微“私奔”的前一天，徐秘密通知蒋碧微，要她当晚悄悄离家，雇黄包车到爱所亚路长发客栈找他，并叮嘱说：雇车要找留辫子的车夫，因为那种人比较老实可靠。

民国初年，陈三立住南京中正街，家门口有一条很短的铁路。一日陈独自出游，回来时乘人力车，车夫问地名，陈茫然不知，便挥手让车夫前行。穿街入巷，走了一阵子后，车夫又问地名，陈仍答不出来，忽急中生智，想起了火车声，便告车夫家在火车站附近。而车夫所行，正与其家的方向背道而驰。好不容易回到了家，家人有的四处寻觅，有的立在门口张望。若是门前没人，陈也未必认得出这是自己的家。

民国时期，苏州天平山的轿夫一度都是清一色的女性。她们兜揽生意时常说的一句话是：“太太，你现在不坐，到时候你要是从山上坐轿子下来，我是要把你骂出山门的。”

1936年春天，徐悲鸿南下广西。6月，蒋碧微决意去南宁把徐劝回南京。她从上海乘船，经香港到广州，再从三水坐轮船经梧州到南宁。从梧州到南宁的船是一艘只有一间舱房的小火轮，舱内两边有六张上下床，蒋碧微上船后发现，12个旅客中，除她之外，都是男的。蒋碧微后来回忆：“这一段航程，足足要走三天。当时正是南国酷热难耐的天气，三天里我既不能沐浴，又无法更衣，狼狈困窘可想。住在我上铺的那位先生，有一双黑茸茸的毛腿，清早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