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趟民国:1912～1949年间的私人生活- 第35部分

徐世昌的退隐生活大体是这样的：除原配席夫人外，他还有五个姨太太，此时各司其职。徐的一日三餐由大姨太太监制，五姨太太伺候。他每天黎明即起，洗漱后用早餐。饭后由四姨太太陪着在花园闲逛一圈，再入屋睡两小时的回笼觉。徐白天则靠吟诗、写字、画画打发时间，五姨太太为他磨墨铺纸，据说耳濡目染，后来也能涂抹几笔。当时有人说，徐的字不如诗，诗不如画，因而画兴最浓。徐每顿饭由五姨太太陪着吃，席夫人和另几个姨太太一起吃；晚上睡觉则由席夫人照料。徐世昌的卧室有两个铺位，一个是徐本人的，另一个就是席夫人的。这都是席夫人一手所为，但长此以往，也不免让另几个姨太太对其心存恶意。

段祺瑞每天的生活，离不开念经（佛经），午睡，下围棋，打麻将。即便是在他当权的日子，甚而大事频发的当口，也天天如此，以致不少军政要务，不得不假手于人。

吴鼎昌生活很有规律。他任贵州省主席时，无论公务如何繁忙，除特殊情况外，一般节假日、下班后不会客，不谈公事，在家享受天伦之乐。下属也都清楚他的这个习惯，不到家中打搅。逢假日或周末，吴常携妻子去贵阳南郊的花溪风景区度假，在那里读书写作赏景，过闲适清静的家庭生活。其作品《花溪闲事》，即是那几年利用周末和节假日在花溪写成的。

顾维钧每晚11点入寝，第二天上午10点起床，一天近一半的时间是在睡觉。顾是外交家兼政客，大半生满世界奔波，生活并无规律可言，却能享高寿，活了98岁，这多少得益于他良好的睡眠。顾维钧曾说：“有人把睡和醒截然分开，认为‘醒’才是人生，睡着了浑浑噩噩南柯一梦，属于非人生。这实在是不确切。‘睡’也是一种重要的人生，我这一生就非常注意睡。要保证醒时的理性和工作效率，‘睡’可以算得上是人生第一要务。”

《金粉世家》、《啼笑因缘》等作品问世后，张恨水爆得大名，囊中渐鼓。他在北平租了一个大宅子，院里种了不少花木，颇为幽静。但他并未从此歇手赋闲，反而更忙了。

这段时间，张恨水同时给六七家报刊写稿，每天闭门创作。一般是从早上9点一直写到晚上六七点钟，然后搁笔吃晚饭。饭后略事休息，再接着写到半夜12点。登床后，还得看书“加油”一两小时。

张大千的子女回忆说：父亲一生不喝酒，不吸烟，不玩牌。善饮食，爱步行，记忆力超强，长年无休息日，每天工作八小时以上。

上世纪20年代，陕西盐商吴怀琛在上海当寓公，他每日鸡鸣时入睡，下午四五点钟起床。其他时间则大多沉湎于烟榻上。

刘淑静是河北大名人，后入山东曹县“圣家会”修女院。她晚年曾述及“修女的一天”——清苦、单调、有规律、受禁锢：早5点前起床，半小时后一起进堂念经，接着是30分钟的默想，题目出自《默想全书》。然后是望“弥撒”，领“圣体”。8点吃早饭，12点吃午饭，下午6点吃晚饭。早、午饭后，大家各自做活，没一个闲着的。晚饭后有半小时休息，修女们把这段时间称为“散心”，大伙可以自由交谈，但绝不能高声喧哗。然后，又是集体回教堂“念晚课”。30分钟后，开始集体唱圣歌，赞美耶稣和圣母。晚9点半回宿舍休息。当年修女都住集体宿舍，虽说是紧挨在一起睡，也不能随便交谈。

黎元洪第一次下野后，隐退于天津德租界。他每天清晨起床后，必骑着一匹大洋马到海河边“驰骋”一番。

民国初年，第一家庭人丁兴旺——袁世凯有众多妻妾和子女。北京之外，袁在天津也有数处宅子。英租界小白楼袁公馆内有楼房数百间，袁去世后，他的家眷多居于此。那时，袁家抽鸦片的人占了半数。家里厨房的灶火日夜不息，下午三点钟以后哪位起来，就哪时开饭，陆续不断。四点以后，西餐馆的茶役便推车带着各种点心、小吃和荤素菜来袁公馆兜售，生意自然不错。每日三餐，照例准时开饭，但袁家人很少来吃，男女仆人则尽可享用。袁公馆的太太、少爷、小姐们，饭后有抽大烟的，有打麻将的。晚九点左右，又分别去妓院、戏院、舞场等娱乐场所。夜12点仍常在法租界的北安利、显记、紫竹林等南方饭馆吃夜宵。一般玩到后半夜两三点钟才陆续回家睡觉。袁家的人每天出入家门，衣帽鞋袜都是男女仆人给穿戴摘脱，他们仅抬抬胳膊伸伸腿。少爷小姐每人有一个五屉柜盛化妆品。香水的瓶子有伞式的，有人形的、兽形的、虫形的和飞禽形的，千奇百怪，以法国货居多。

齐白石生活极有规律。晚年黎明即起，到菜园浇水。上午绘画。午睡一小时。起床后接着画。一天画三四幅，不论大小。他的画案上放着一副哑铃，休息时用它练手劲，故腕力至死不衰。黄昏后不再工作，数十年如一日。

五四运动前，曹汝霖身兼北京政府交通总长、财政总长和交通银行总理等数个要职。他每天上午上班，先到交通部，再到财政部，中午下班回家吃饭。一周去一两次交通银行。曹是上海人，本来生得眉清目秀。他因兼职过多，每天车来车去的，有一回在赵堂子胡同和另一个总长李士伟的车撞上了，致其破相，脸上落下疤痕。

胡汉民曾自述他任立法院长期间的日常起居：“每晚9时半洗澡，10时睡，早晨3时半起床，作小运动，进早餐。5时办公看书，重要宾客往往在这时延见，8时后出席会议，到党部、国府或立法院批阅文件。”

宋美龄成为第一夫人后，日常作息忙而不乱。她有阅读习惯，每天早晨读各种报刊，当中不少是从国外寄来的刊物。宋平时喜欢看历史及传记类的书。午休时间，由内务人员放留声机，唱片都是小提琴独奏曲，没有歌曲，也没有大型交响乐。所有唱片都由宋美龄选好，放在盒内，留声机在卧室外，午休后宋开门时便停止播放。

蒋介石在广州时，每天起床后都闭目凝神，两手放在膝盖上，打坐一刻钟。他亲自制订的《每日作息时间表》上，称此为“修身”。

鲁迅执教厦门大学时，致信许广平：“我到邮政代办处的路，大约有八十步，再加八十步，才到便所，所以我一天总要走过三四回，因为我须去小解，而它就在中途，只要伸首一窥，毫不费事。天一黑，我就不到那里去了，就在楼下的草地上了事。此地的生活法，就是如此散漫……”后来，鲁迅连在“草地上了事”也免了，他在写给许广平的另一封信中说：“但到天暗，我便不到草地上走，连夜间小解也不下楼去了，就用瓷的唾壶装着，看夜半无人时，即从窗口泼下去。这虽然近于无赖，但学校的设备如此不完全，我也只能如此。”

抗战期间，老舍一度住在重庆北碚。他每天早晨打太极拳。上午写作，写一阵玩一阵，拿扑克牌玩过五关，有时也用骨牌拿一百开。玩一阵再写一阵。午饭后睡一小时午觉。下午和晚上看书会友，很少写作。

七君子被捕后，关在苏州高等法院看守分所，日子并不难熬。他们早上七八点起床，洗漱后围着屋前的天井跑圈。李公朴能跑50圈，章乃器跑25圈，王造时和邹韬奋跑20圈，沙千里跑17圈，沈钧儒年纪最大，也能跑七八圈。跑完步，沈钧儒打太极拳，章乃器打形意拳，其他人做体操。早饭后，各自进入工作状态。王造时译书，章乃器和邹韬奋写文，沈钧儒和李公朴写字，沙千里学日语。午饭后，略休息，继续工作。晚饭后，有的看书，有的下棋，有的闲谈。监舍里还不时传出欢笑声。

1914年，张元济迁居极司菲尔路后，每天天不亮就起身，先在盥洗室煤气灶上烧一壶水洗脸。洗漱完毕，便开始工作，打开电灯，伏在桌上批阅公文，写信，查资料。天亮后熄灯、开百叶窗，继续工作。七点半吃早饭，一大碗肉面，撒上些葱花。饭后收拾公文包，出门乘马车上班。临走要带上两份当天的报纸，在路上看。

杨虎城1930年任陕西省主席。他每天早晨起床后，先到新城操场观操，后到新城大楼办公，听秘书念电报、阅报并把要处理的事情告诉秘书，然后到会客室接见访客。来人提出的问题随时处理。11点开午饭，如来客未谈完，就一起吃饭，边吃边谈。伙食一般为米汤、馍，四个菜：两荤两素，冬天再加个火锅。饭后外出，巡视工厂、学校、医院等地，有时也去看文物古迹。晚饭或去友人家吃，或邀友人来家吃，多是面食。晚上会客，与友人、学者、部属、官僚政客等闲聊，所谈海阔天空，事不分大小。

书法家邓散木42岁时曾在日记里记下这样一个“自课”：“上午：六时临池，七时作书，九时治印，十一时读书。下午：一时治印，三时著述，七时进酒，九时读书。星六星期（日）下午闲散会客，工作时间恕不见客。”邓好酒，因而在他的工作时间表上，把喝酒也算了进去。

张季鸾主持《大公报》时，每天下午到报馆，一般是会客或去看昆曲。晚上，在重要新闻已大体明了后，才撰写或修改社评。

熊十力每天清晨4点起床，即开始读书写作，中午不休息，仅闭目静坐片刻。他的书桌贴着一张字条：“说话勿超过三分钟。”

刘云若当年是和张恨水齐名的小说家。他每天有大部分时间流连于天津的小烟馆里，过足了烟瘾后，便起身要一张手纸，就着烟灯用蝇头小楷开写。报馆派人在烟馆坐等索稿，他写完一张，便交给报馆的人，拿回去排出，总是恰好排满预留的位置。

萧红在《回忆鲁迅先生》一文中述及鲁迅晚年的一天：“鲁迅先生从下午两三点钟起就陪客人，陪到五点钟，陪到六点钟，客人若在家吃饭，吃过饭又必要在一起喝茶，或者刚刚喝完茶走了，或者还没走就又来了客人，于是又陪下去，陪到八点钟，十点钟，常常陪到十二点钟，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