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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期间，宋云彬在桂林。首部《鲁迅全集》出版后，寄到桂林，宋细读一遍，编了一册《鲁迅语录》。后来，曹聚仁到桂林，宋问曹：“为什么鲁迅没骂过你呢？”
杨石朗曾投贺天健门下学画，贺对杨颇为器重，甚至视杨为自己的唯一继承人。但杨石朗后来见异思迁，见吴湖帆这边香火旺盛，便改投吴门。贺极为愤慨，自然也迁怒吴湖帆，遂与吴绝交。
康有为曾赋诗称赞林纾的翻译，严复一向瞧不起林纾，看到康有为的诗，指斥康胡闹，天下哪有一个外国字不认识的“译才”。
1922年，胡适起草了一个《我们的主张》的宣言，蔡元培、梁漱溟、李大钊等15人参与讨论并署名，后梁启超、林长民等看了很不高兴，林说：“适之我们不怪他，他是个Chu女，不愿意同我们做过妓女的人来往。但蔡先生素来是兼收并蓄的，何以排斥我们？”
1934年，巴金参与编辑的《文学季刊》抽掉了季羡林投来的《兔子》一稿。这让季羡林大为不满，他在1934年3月25日、26日的日记里接连写道：“像巴金等看不起我们，当在意料中，但我们又何曾看得起他们呢？”“因为抽稿子的事情，心里极不痛快。今天又听到（李）长之说到几个人又都现了原形，巴金之愚妄浅薄，真令人想都想不到。我现在自己都奇怪，因为自己一篇小文章，竟惹了这些纠纷，惹得许多人都原形毕露，未免大煞风景，但因而也看出究竟。”
1923年7月19日上午，周作人给鲁迅送去一信：“鲁迅先生：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谁，——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七月十八日，作人。”此前的7月14日，鲁迅在日记中写道：“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当天日记记：“上午启孟（周作人）自持信来，后邀欲问之，不至。”自此兄弟失和。而周作人信中所指，被说来说去，猜来猜去，至今仍是个谜。
刘文典说：“在西南联大，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应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钱，沈从文该拿四块钱。可我不会给他四毛钱。沈从文都是教授，那我是什么？那我是什么？我不成了太上教授了吗？”一次跑警报，沈从文撞上刘文典，刘文典随后对学生说：“陈寅恪跑警报是为了保存国粹，我刘某人跑是为了庄子，你们跑是为了未来，沈从文替谁跑啊？”
1929年5月，鲁迅从上海回北京探亲期间，曾应邀到一些学校演讲。5月22日晚，他写信给许广平说：“傍晚往燕京大学讲演了一点钟，听的人很多。我照例从成仿吾一直骂到徐志摩，燕大是现代派信徒居多——大约因为冰心在此之故——给我一骂，很吃惊。”
16．年节
1912年1月1日，民国诞生。这一年，叶圣陶18岁，住在苏州。当天下午，他和顾颉刚等两三友人到观前街闲逛，日记里有“风狂云黯，市静人稀”的描述。日记还特地注明：“今日为吾国改用阳历之第一日。”叶与顾的交情，一直持续到上世纪80年代初顾颉刚病逝。一个多月后，民国迎来第一个春节，叶圣陶又在日记中写道：“岁岁元旦，观夫融融之日，油油之天，每以意象之觉殊而另有一种境况。此境况今日亦觉得之也。”与叶圣陶同岁的吴宓，当时正在北京清华学校读书，他在大年初一的日记里写道：“晨，为《水调歌头》一阕，殊不惬意。午无事。晚，及李君伯愚并仲侯、君衍捕雀为戏。嘻，此亦新年之常例。”
1917年除夕，时鲁迅居北京城南绍兴会馆，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夜独坐录碑，殊无换岁之感。”
陈济堂曾是广东实力派人物。俗语云：“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他的亲朋中自不乏握有实权者。广东商人霍芝庭凭借陈妾莫秀英等为后台，连续多年包办全省最大的烟、赌捐务，获利无算。某年正月初一，霍到莫秀英家拜年，给莫的儿女各“利是”一封，每封内装一张10万元的支票，合计达一百多万。霍辞去后，莫拆封一看，不禁也为之讶然。
1947年冬，蒋介石夫妇到庐山住了一段时间。除夕，蒋氏夫妇请身边工作人员吃年夜饭，江西省主席王陵基和侍卫长俞济时在座。蒋介石夫妇分坐一张长条桌的两端，王坐蒋的左手，俞坐右手，其他人员居中间。席上没有什么名贵菜肴，也不备酒。最显眼的是一只烤火鸡。宋美龄见火鸡烤得比较酥，便劝牙口不好的蒋介石多吃点。
天津金融界大买办魏信臣和宁星普交情不浅，过年时必亲到宁宅拜贺，每次都带银票1000两给宁家的孩子当压岁钱。
民初的某个春节，梁实秋的父亲说：“我愿在哪一天过年就在哪一天过年，何必跟着大家起哄？”
邵乾一在东北各大城市如哈尔滨、长春、大连等地都有买卖。一次邵从哈尔滨回老家金县过年，命跟班给他蒸两大筐馒头带回去。跟班说：“这多不好看。”邵说：“少废话，我看家里过年能吃上馒头就不错了。”
张群与民生银行老板周作民过从甚密。1946年春节，周在成都，张特地在除夕赶到成都，邀周同车观览市区年景，并下车漫步街头一小时许。春节期间，张群还在寓所备下一桌丰富的肴馔款待周作民。周在日记里说：“据称抗战中，（张群）款客极俭，今特为余设此盛席，可感。”
许杰的老家在浙江天台。当地习俗是腊月收账，一直收到年三十，正月初一去讨债则不吉利。凡是提着灯笼要债的都算年三十晚上出来的，可以一直提到初一早晨。穷人家最难过的是年关。许杰家穷，一向欠债，而他叔祖父则开店当债主。每及除夕，父亲就开溜，跑到叔祖父家，一是避债，二是替叔祖父要债，兼充两种截然相反的角色。
1931年元旦，在孩子们的发起下，苏州九如巷张家以一场热闹的“同乐会”过了新年。除家人外，还有一些来宾应邀参加。晚会自晚6点开始，除了跳舞奏乐唱昆曲，还演出了田汉创作的独幕话剧《咖啡店之一夜》，17岁的张宗和扮演男主人公，他的姐姐、22岁的张允和扮演女主人公，其他角色均由张家姐弟担当，而他们的继母韦均一也被安排扮演了一个只有三句台词的店主人。
1934年除夕，胡适忙于应付饭局，他在日记中写道：“午饭在欧美同学会，有两局：一面是孟和、孟真为袁守和饯行；一面是余上沅约梁实秋吃饭，并有今甫、一多、吴世昌、陈梦家、公超、林伯遵众人”，“晚上到美国使馆吃晚饭”。“我回家时，家中过年的客还在打牌，我打了四圈，就去睡了。他们打牌守岁，直到天明。”
1936年除夕，何其芳拎着几斤莱阳梨到青岛找卞之琳。卞正在一个德国人开的消夏旅馆里埋头翻译小说。两个年轻人在清冷和闲谈中过了一个大年。
郑逸梅住在苏州时，每逢新年，都约上二三友人去玄妙观闲逛。走累了便去三万昌茶肆，凭槛品茗，遍览眼前的一片承平气象。他后来移居上海，很怀念那段闲在的日子，“思之犹在目前”。
郁达夫居杭州时，逢年过节喜欢去爬城隍山，他说：“这城隍山的一角，仿佛是变了我的野外的情人，凡遇到胸怀悒郁，工作倦颓，或风雨晦暝，气候不正的时候，只消上山去走它半天，喝一碗茶两杯酒，坐两三个钟头，就可以恢复元气，爽飒地回来，好像是洗了一个澡。去年元日，曾去登过，今年元日，也照例的去；此外凡遇节期，以及稍稍闲空的当儿，就是心里没有什么烦闷，也会独自一个踱上山去，痴坐它半天。”
1929年春节，大年三十和正月初一，26岁的浦江清都在清华的单身宿舍里写《殷墟甲骨之新发现》，初一中午完稿后，才进城和几个朋友看了场戏。15年后，浦已是西南联大教授，虽处战时，家眷在上海老家，他独自僻居昆明，但这个年过得有滋有味，热闹非凡，已经今非昔比了。1944年除夕，他在日记里写道：“上午佩弦（朱自清）请吃烤年糕。下午同人集合包饺子。晚饭即吃蒸饺，另菜二碟，佐以酒。又闻（一多）家送来鸡肉一碟，萝卜球一碗。此即年夜饭矣。同人兴致尚好。我自幸今年得在自由区过年，如仍僦居上海，则愁闷可知。晚饭后在闻家打牌。同人皆加入，或打四圈，或八圈、十二圈不等。”这场牌局一直持续到初一天亮。初一“早起甚迟”，吃煎饺子，中午仍是大家一起聚餐，有烧肘子、炒猪肝、冰糖白果等，晚饭后，浦又“入雀局”。初二午饭后，浦江清外出拜年，他在日记里写道：“至棕皮营陈梦家、游泽承及钱端升、金岳霖诸家，均有茶点。归时，余戏咏：‘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之句。”初三，天寒，上午浦江清与朱自清、游国恩等在闻一多家围炉谈诗，午后去他处唱昆曲。当夜仍在闻家“围炉谈”，“自宗教、科学至新旧诗、电影、话剧皆谈，互为辩论。”初四，浦与闻一多夫妇、朱自清散步到散村余冠英家，又去黑龙潭一游。当天记道：“夕阳照潭，竹树荫蔽，境甚清幽。庙中山茶尚盛。一株梅花姿态甚好，正盛开。”
张元济虽为新派人物，生活理念及实践常破旧立新地领导潮流，但家中有些习俗乃至陋俗却因循不去。他家的年夜饭必有两道菜。一为“金条”，即萝卜丝炒豆腐丝；一为“元宝”，即蛋饺。皆取发财之意。此外，张家每年除夕都要摆供祭祖，列队磕头。
据说1941年除夕，汪精卫在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