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被戮之杨侍御深秀，谭京卿嗣同，皆弟至交，并义士也，其林京卿旭是弟门生，杨京卿锐、刘京卿光第皆志义之士，并遭此难，未知有人敢收其骨否？先生若能推爱并施大仁，收其遗骸，加以殡殓，待其家人领去，不胜感祷。弟子启。”
康有为以为李提摩太尚在北京，所以拜托李收殓六君子的遗骸，可是李事实上已经去上海，所以这封信没有送到李的手中。从这封信上看到，康有为在香港是受到何东爵士的掩护，当时何东不过是渣甸洋行的买办，对中国变法颇多赞助。
康致李第二函——
“李提摩太先生足下：日前着门人汤觉顿到沪，承推爱录用，感甚。近闻贵国大集兵于威海，并议联约德、日、美各国伏义执言，将以救我敝国皇上复辟。仆亲奉密诏，奔走求救，前在香港，曾面晤提督白丽辉君曰：必以救我皇上为主，指颈矢誓，慷慨仗义。今诚得贵国一举而我皇上之位可复，正敝国之新政即可行矣。夫慈禧之篡废，并欲为帝也。但为群小所牵迫为之耳。其始则太监李莲英曾被皇上廷杖，故恐皇上杀之，乃日造谤言于慈禧前，谓皇上将废之，积毁销金，慈禧信之。荣禄素媚李莲英，又藐视皇上，其出督直隶省，有历陈地方办事情形折上慈禧，无折上皇上。皇上知之，严旨申饬，荣禄畏皇上英明，乃迫慈禧以废立之事。且皇上欲行新政，而荒谬之老臣皆当罢黜，故环求于慈禧以废立也。然则慈禧之废立，但为群小所牵率以保全性命耳。若有大国剀切解谕与之立约归政，请皇上待以不死，厚与数百万之供给，亦非不归政也。
仆将诣贵国求救，道过日本，其国民思救我国，情意踊跃，故暂勾留，拟十一月乃动身。足下若暇能来此同游贵国，俾识贵国通才，不胜企望，若度贵国月间即能定救敝国之事，亦恳速函通知，俾仆缓行，至要！
再者门生知县龙泽厚志行高洁，学问通博，闻京师有议捕之，奔走避地，流难无归，若报馆能多用人，请为录用，俾得枝栖，幸甚。敬谒兴居。名另具。十月初八日”
康此函亦有一跋云：“谨按此书为侠士梁铁君代书。梁君名尔煦，顺德人，讲王学。戊戌从亡后累年，丙午七年以行刺那拉后，为袁世凯所杀，烈哉。附书于此，癸亥正月康有为。”
梁启超致李函——
“李提摩太先生阁下：自初六日北京一叙以后，敝邦变故日甚一日，皇上幽囚，志士惨戮，痛不忍言。教师康先生得贵国之保护，幸脱虎口，闻系都中有人致电于上海贵领事，想出于足下之手，大邦仗义之盛心，与足下待友之忠悃，令人感谢无已。弟自别后，为日本政府所保护，安抵东京，近已与康先生相见矣。每念地球各国变法之始，无不流血满地，今弟等虽遭此变，而心愈奋锐也。惟东方之局日亟，若贵邦与美日两国不早为计，他日俄人羽翼既成，无复可望耳，望足下与贵邦诸君子急留意也。康先生在北京时曾承足下代属觅一翻译之人，今有教友汤君觉顿亦康先生之弟子，学问优良，才识博雅，今特令其来沪，以供驱策。谨以信为之先容，伏乞延见，即叩以所学，定知吾言之不谬也。专此奉布，不多及。此请大安。弟梁启超拜。十月一日。”
李提摩太不仅支持维新运动，而且对康党帮助甚力，且为患难知己，实属难得。从康有为寄到上海给李的函中，可见康党寄望于李提摩太打通英国政府，用兵力支持光绪复辟。这种作法实足以激起守旧派和中国士大夫阶级的反感，同时也促成守旧派倾向反动而造成义和民事件的爆发。
李提摩太是救援康有为的主力，这可以从李的助手程济的追忆文中看出。程文是跋康梁给李函之后，文云：
光绪丁戊之间，余佐英人李提摩太君办上海广学会。广学会者，广译泰西史及科学诸书以启牖吾国民智者也。戊戌四月下旬，清德宗景皇帝痛甲午之耻，发愤图强，锐行新政，是时所发诸谕旨，皆出自南海康先生手。康先生以工部主事一微官而得君如此其专，古人中不多睹也。时景帝欲特开懋勤殿，拜李君为顾问大臣。七月廿四日（注：即戊戌年）李君与余航海北行，月杪至京，寓英公使署，适英使避署外出，翌晨乃迳至米市施医院。八月三日午后康先生来言：新政施行甚难，吾顷奉谕旨办上海官报，明日将南下矣。吾欲乞友邦进忠告，而贵邦公使又不在京，至可惜也。李曰：竟不能调和西宫耶？康曰：上行新政，盈廷衰谬诸臣恐被黜，哭诉慈禧，慈禧信之，致横生阻力，夫复调和之可言。
六日午后梁启超偕徐君化镜来，两人抱颈而哭。李曰：哭胡为者？立速谋补救之策。余曰：究竟现在情形若何？梁曰：垂帘之诏已颁，有廷寄与沿江海督抚，务获康先生而甘心焉！谭复生等亦已不入内，无所谓新政矣。仓皇间拭泪而别。忽容纯甫闳来函言政府缇骑四出，梁氏甚危，能为之地否？李曰：梁固知趋避者，毋烦余为划策也。作答书竟负手倚门立，有顷，以淡巴菰一枝贻余，而自吸其一，与余对面坐于短榻上，谓余曰：西人之觇国者，皆言贵邦政治已入正轨，循序以进，不难富且强，不图有此挫折。余曰：全国风气不开，诸顽阉党群附慈禧，欲革新政治，岂易之者，虽然康先生恐不免矣。李曰：在海舶中当无恙，到上海则甚危险矣。余曰：上海贵邦总领事白理南君非吾广学会会长乎？李曰：然，但能否尽力不可知也耳。余曰：万国皆保护政治犯，先生盍发一电以救之。李不语，久又曰：电可发，恐无补耳。且不知所附何船。若在华法界登陆，则败矣。余曰：亦惟尽心焉而已。李颔首者再，凡数易稿，乃授余曰：知此事者惟吾两人，宜深秘之。余虽无惮于贵邦政府，惟在贵邦多交际，则亦不得不尔。余且诺且携稿出外，发电而回。
英领事白君得电请示于伦敦政府英首相沙士勃雷，候复电允许，乃派工部局员濮兰德乘兵舰至吴淞，得康先生于重庆轮船，乘风破浪直抵港，是为康先生出险之始。此外诸事则人多知之，毋俟余之赘述。兹所黏存手札十余纸，乃康在港时与李君书也。李在沪与余晨夕聚处，书札悉以付余，余故得而保存之。此外康先生致余者尚有一函，并赠余诗一首，家人以时禁方严，窃取而焚之，所存者仅此。……册末一札为梁启超手迹，启超久叛其师，无足论者，自戊戌以来，于清室则时或保皇，时或革命；于袁氏则时或诋毁，时或服从。今且公然谓吾国人才以战国时为最盛，此孟子所谓率兽食人，人将相食之时也。又谓自汉武帝尊孔后数千年来，学无进步，人才日衰，今宜无限制输入外国学说，则欲率国人尽弃其学而学外人矣。此系欢迎英人罗素之辞，见于南北报纸者，反觏此札，具言师弟之间沆瀣几若一气，并有虽遭此变而心愈奋锐之语。吾欲知其奋锐之所底止，故附此札于康书之后，以观其究竟焉。后戊戌廿六年，癸亥七月将检付装池，因志其缘起如此。阳湖程济。
康有为逃到香港后，住在港绅何东家中。九月初五他东渡日本。这时梁启超也由日本人掩护逃到日本。
维新变法和戊戌政变一幕就是这样过去了，在这事件中有一个人沾到了“便宜”，就是在小站练兵的袁世凯。
十三、袁的《戊戌日记》
袁世凯出卖光绪皇帝这一段，不仅是清末一件大事，也可说是历史上少见的一段宫廷秘闻。这一大事对袁个人的功名富贵关系极大，而尤其重要，是袁个人人格以及对历史的交代。因为尽管袁因此一事件而青云直上，可是也因此而蒙受奸雄之名。
袁当然也明白这一点，所以他后来透过他的机要秘书张一廏公布了他这一期间的日记。这份日记曾在民国15年（1926年）2月2日、4日、6日、8日刊载于上海《申报》。日记以外，袁还有《自书戊戌纪略后》一文，也是为自己洗脱千秋骂名的，我们特将袁的这两个文件抄录于后：
《戊戌日记》
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十九日。予奉召由天津乘第一次火车抵京，租寓法华寺。上驻跸颐和园，即托友人代办请安折膳，定于八月朔请安。次日早起，检点衣冠各件 ，先派人赴海淀觅租寓所，午后至裕盛轩，遂宿焉。初一日四鼓诣宫门伺候，黎明在毓兰堂召见，上垂询军事甚详，均据实对。候间，即奏曰：“九月有巡幸大典，督臣荣禄饬臣督率修理操场，并先期商演阵图，亟须回津料理，倘无垂询事件，即请训。”奉上谕候四日后请训，可无大耽搁等语。退下，回轩少食就寝。忽有苏拉来报已以侍郎候补，并有军机处交片，奉旨令初五请训。自知非分，汗流浃背，立意疏辞。旋有郭友琴诸友来贺，备告以无寸功，受重赏，决不为福，焉用贺。即商拟疏稿，将力辞，诸友均力阻，遂托友人代办谢恩折。午后谒礼邸不遇。谒刚相国，王裕两尚书均晤，备言无功受赏，万不克称，并商王尚书拟上疏辞。尚书谓出自特恩，辞亦无益，反着痕迹，其谓不可，然此心怦怦殊不自安。次早谢恩召见，复陈无尺寸之功，受破格之赏，惭疏万状。上笑谕：“人人都说你练的兵、办的学堂甚好，此后可与荣禄各办各事”等语。退下，在宫门外候见庆邸，匆匆数语即回寓。会大雨，即午始回法华寺，惫甚酣睡，至晚食后睡。
次日初三晨，谒合肥相国，久谈兵事。饭后赴庆邸在园，阍人谓稍候，即在回事处候。将著，得营中电信，谓有英兵船多只游弋大沽海口。接荣相传令，饬各营整备听调，即回寓作复电。适有荣相专弃遣书亦谓英船游弋，已调聂十成带兵十营来津驻札陈家沟，盼即日回防。当以请训奉旨有期，未便擅行，因嘱幕友办折叙明原由，拟先一日诣宫递折，诸训后即回津。正在内室秉烛拟疏稿。忽闻外室有人声，阍人持名片来，称有谭军机大人有要公来见，不候传请，已下车至客堂。急索片视，乃谭嗣同也。
余知其为新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