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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0日，徐世昌致唐绍仪一电，把不久前冯段相争，最后相约下野，请他出来收拾时局的经过和盘托出，希望唐竭力促进南北和平。唐回电强调南北必需对等议和，代表人数必需相等，谈判必需公开。唐的回电中，称徐为“菊人兄”，徐接唐电，赌气不理他，乃要钱能训代为回电，唐接钱电大为不满，认为徐在摆伪总统的臭架子，不念老朋友交情。
和谈问题的先决条件，是参加人数和地点。段派认为北方是正统，所以和谈应以北方为主体。代表人数北方要多，地点也由北方决定。南方则认为要谈就要在平等地位上谈。
徐世昌和钱能训在段派的压力下，不得不力图避去对等讲和的形式，苏督李纯主张和谈地点在南京，徐钱即以此向南方提出，同时主张会议的名称不叫南北和会而叫善后会议。
李纯则建议称为南京和平善后会议。
代理国务总理钱能训经常与南方岑春煊、陆荣廷两人互通电报，彼此互称先生。南方军政府也承认钱内阁是北方的事实内阁。不过西南也有反对和平妥协的一派，国民党元老谭人凤就在漳州发出一个激烈反对的电报，同时有人在广州组织护法联合会，反对桂系包办和议。
11月23日岑春煊致电熊希龄，反对避去对等议和的形式。30日岑春煊等军政府七总裁联名致徐世昌电中，主张在上海租界内举行南北对等的和平会议。理由是：和谈应该在中立地带，上海租界是名符其实的中立地带，举行和议，可以避免来自各方的政治压力。钱又代表徐复电说：南京和上海同为国家领土，在国家领土上谈不到有中立地带，故仍以南京为和议地点为宜。不过和议代表双方可各占十人。至于对等议和的形式也难接受，辛亥年南北有两个不同的国体，现在则不然，所以不能相提并论。12月5日徐回答七总裁说，他对于会议的有关问题全没有成见，已交由国务院研究答复。
12月24日，唐继尧建议仿照辛亥年成例，在上海举行南北和谈，双方各派同等代表人数，南方代表人选由军政府主持选派，北方代表人选由徐菊老主持选派。
北方对和谈问题步调和态度都是不一致的，徐世昌和钱能训之所以坚持在南京开会，以及不用南北会议的名称，是力求避免主战派有所借口，而不利于和议的进行。
至于北方议和的总代表，徐世昌本属意于梁士诒，曹锟一系的人坚决反对，后来又属意于李纯，皖系也坚决反对。皖系希望以北京为开会地点，以安福系首领王揖唐为总代表，这当然离题太远了，王揖唐是安福国会的议长，以他为议和总代表，就是表示北京拒绝讨论国会问题的一种姿态。
这时还有一种折衷的意见，是建议以汉口为议和地点。
奔走和谈的人愈来愈多，连复辟的祸首康有为也发出文电，呼：“菊人总统兄”，“干臣（钱的字）同年兄。”
梁士诒在香港未北返时，曾和唐绍仪晤谈，当时也曾谈到北方议和总代表的人选，唐表示如果梁不能担任，则以朱启钤为宜。因此北方最后决定以朱启钤为议和总代表。
12月2日美、英、法、意、日五国公使一同到总统府提出和平劝告的正式文件，同时另一副本训令五国驻广州领事，向军政府投送。
五国劝告给徐世昌一个强有力的支持，在北方可以吓阻主战派的反对，在南方亦有迫和的作用。12月3日，就是五国劝告的第二天，徐世昌邀段祺瑞、曹锟、张作霖、张怀芝、王占元、倪嗣冲、孟恩远以及全体阁员到总统府开特别会议。徐把五国劝告的咨文给大家看，问大家意见，将军们这一天倒表现得十分合作，一致表示愿服从总统命令。于是徐世昌宣布，关于议和地点拟同意南方的要求，在上海开会。竟也得到与会人士的赞同。最后，徐世昌请与会人士疏通安福国会通过钱内阁，大家也唯唯诺诺。
12月6日，五国银行团以盐税余款450万元交给北京政府以维持军政开支，这当然是给徐世昌以支持，同时五国公使郑重表示，更大数目的善后借款，需要在中国南北统一以后才能实现。
12月14日众议院投票同意钱内阁，18日参议院也同意钱内阁，这是北洋老政客徐世昌对北洋军阀斗争中的一大胜利，这种胜利是黎元洪和冯国璋所未曾享受过的。12月20日徐以大总统明令发表特任钱能训为国务总理。
民国8年1月11日发表阁员名单：
内务总长钱能训兼
外交总长陆徵祥蝉联
海军总长刘冠雄蝉联
交通总长曹汝霖蝉联
司法总长朱深蝉联
教育总长傅增湘蝉联
陆军总长靳云鹏新任
财政总长龚心湛新任
参谋总长张怀芝新任
徐树铮赴日本观操，已于12月16日返国，他本反对议和，反对靳云鹏为陆军总长，可是时移势易，现在也不敢反对了。
新阁员就任后，发生一件极不愉快的事，1月31日为旧历除夕，新任陆军总长靳云鹏向新任财政总长龚心湛索300万经费，龚答无此款，靳就拍桌叫了起来：“没有钱你干个屁？”龚当然受不了，当天即递辞呈赴天津，钱能训派人请他回来，他提出两个复职条件：（一）收多少付多少。（二）武人不许开口骂人。要钱总理保证履行。龚和靳都是皖系，段祺瑞怕他们闹下去不可开交，乃命徐树铮调解，靳云鹏在段手下虽称温和分子，这时却很强硬，竟表示龚干我就不干。龚心湛号称安福粮台，也不怕靳，最后龚的条件修改为：（一）军饷事不与陆军总长直接办理，（二）政费应减应付由总理支配。钱能训约田文烈、傅增湘、张怀芝出面做和事佬，邀双方杯酒释嫌，不过也只做到表面握手为止。
一四六、徐树铮西北筹边
民国7年秋天，段祺瑞所领导的督办参战（第一次世界大战）事务处之下，成立了一个西北边防筹备处，由徐树铮任处长，作为把“参战”改为“边防”的一个准备。边防筹备处成立后，刚巧遇上俄国革命，共产党夺取政权，使外蒙古有心脱离俄国控制而倾向中国。
外蒙古的独立，是帝俄策动外蒙的哲布尊丹巴于辛亥年阴历十二月二十八日在库伦登基，号称“大蒙古国”，年号“共戴”。民国成立，一切正在草创，遂予帝俄以可乘之机。民国2年11月22日，中俄联合声明，中国正式承认外蒙古的自治权，并允许不派军队进驻外蒙古及安置文武官员，且不办殖民。民国4年6月7日中、俄、蒙三方又共同签定了一个“恰克图协定”，重申中俄声明文件中的一切条款。到了民国6年，由于俄国内乱，失掉了对外蒙古的控制，逐渐引起了日本的垂涎。8年春天，日本利用布里雅特人谢米诺夫和蒙匪富升阿来策划组成一个包括布里雅特，内、外蒙古及呼伦贝尔的大蒙古国，在日本控制之下。主持这项工作的，是日本驻库伦武官松井中佐。松井和布里雅特人的会议及宴会照片后来被中国参谋本部得到。这时，外蒙古的许多王公鉴于独立的失算，又怕日本乘机侵占，所以酝酿重新归属中国。
外蒙的内向，给徐树铮一个发挥野心的好机会。徐树铮是一个极有政治野心的人。北京局势的混乱，使他不能施展抱负，而他一举一动又容易引起政治风波，加上段祺瑞的督办参战处已不见容于国人。刚好他担任西北边防筹备处处长，正遇上外蒙古内向问题，因此他便于8年4月17日提出了“西北筹边办法大纲”，6月10日经国务会议议决照办，6月13日政府特任他为西北筹边使，6月24日又命他兼任西北边防军总司令。
当时总统徐世昌非常赞成派徐树铮筹边，以调虎离山。因为他留在北京搞风搞雨极为不妥，倒不如请他向边疆发展，少一个麻烦。
西北筹边使的官制于7月18日公布，其职权如下：
（一）政府因规划西北边务，并振兴各项地方事业，特设西北筹边使。
（二）西北筹边使由大总统特任，筹划西北各地方交通、垦牧、林矿、硝盐、商业、教育、兵卫事宜，所有派驻该地各军队，统归节制指挥。关于前项事宜，都护使应商承筹边使筹助一切，其他长官佐理员，应并受节制。
（三）西北筹边使办理前条事宜，其有境地毗连，关涉奉天、黑龙江、甘肃、新疆各省，及其在热河、察哈尔、绥远各特别行政区域内者，应与各该省军政最高长官及各都统妥商办理。
（四）西北筹边使施行第二条各项事宜，应与各盟旗盟长扎萨克妥商办理。
（五）西北筹边使设置公署，其地址由西北筹边使选定呈报。
（六）西北筹边使公署之编制，由西北筹边使拟定呈报。
当西北筹边使新命甫下时，北京派驻库伦的都护使陈毅，正和蒙古王公交涉撤消自治的问题。陈毅字士可，湖北人，是晚清中兴名将陈湜的孙子。张勋复辟时被任为“邮传部侍郎”，复辟失败，逃出北京，在黄村车站被捕，当地驻军剪去他的辫子，叫他具结，永不参加复辟才放他走。民国6年8月他被任命为都护使。
外蒙古的政制是王公管政，喇嘛管教，界限分明；迨自治后，活佛哲布尊丹巴为政教领袖，于是喇嘛专权，王公受排斥，只因喇嘛有俄人为靠山，可以为所欲为，迨俄国内乱，无力兼顾，王公乃发动撤销自治，其目的不是在归附中央，而是在恢复前清的旧制，借以重掌政权。代表蒙古公王集团来和陈毅接洽的，是外蒙古自治政府中的外务总长车林多尔济。
陈毅和车林从8年1月中旬商谈撤销自治问题，一直没有具体的发展。到了8月4日，库伦大会开会，王公喇嘛之争益烈，王公们为了重掌政权，决心牺牲自治，故授权车林与陈毅具体磋商，双方决定了两项原则：（一）恢复前清旧制，五部直属驻库大员（以代替活佛）。（二）设置地方自治议会，由王公组织之（以排斥喇嘛）。以上的协商和条款，均系秘密进行，俄人及喇嘛毫不知情。
陈毅把交涉情形电告北京政府，国务院于8月21日提出阁议讨论，当时对于条件内容并无任何意见，不过认为在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