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字样。江苏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本科学生钱翰柱，年19岁，也仿北京大学学生谢绍敏，咬破手指，沥血成书，在白布旗上书“还我青岛”四字。还有一位不知名学生，胸前悬一白布，自颈至踵，大书“我是中国人”，手中高持一幅白布上书“国耻”二字。
大会由留日学生救国团干事长王宏实报告开会宗旨，继由叶刚久、汪阅章、朱隐青、光明甫等相继演说，慷慨激昂。光明甫强调当前要旨是惩办卖国贼，全场热烈鼓掌赞成。原本报名演说的有27人，因时间关系有些人未及演说。当场决定四点：
（一）电达欧洲和会我国专使，对于青岛问题，无论如何，必须力争，万不获已，则决不签字。
（二）电告英、美、法、意四国代表，陈述青岛不能为日有之理由，以我国对德宣战，本为刬除武力主义，若以青岛付之日本 ，无异又在东方树一德国。非独中国受其祸，即世界各国之后患，亦正未有已时。
（三）电致各省会，教育会，商会，请其一致电京，力争外交问题，营救被捕学生。
（四）由本日国民大会推代表赴南北和会，要求两总代表电京，请从速严惩卖国贼，释放学生。
当即推定光明甫、彭介石、黄界民、郑浩然四人往谒南北和会总代表，唐、朱两位即予延见，并将已拍到北京的电报给光明甫等阅看。光等返告，咸表满意。同时决定设立国民大会事务所以为永久性的民众团体。
留日学生的反日爱国情绪尤为高涨，前面提到章宗祥由日返国时，在东京东站即被留日学生包围，倍受侮辱。5月4日北京学生大示威，立刻在东京引起了留日学生的共鸣。
原来在东京，自廿一条约后，每年也在5月7日要举行国耻纪念会，日本政府当然用各种方法阻止，学生们要租一个会场都很困难。早在民国7年的5月7日，留学生因为找不到适当的会场，于是相约装做食客，到一家中国料理店去聚餐，借餐馆开会，结果被日本警察追踪而至，于是学生们手无寸铁和如虎如狼的警察大战，不少学生被打得遍体鳞伤。最后参与开会的全体学生34人都被拘入警署，受到种种侮辱和虐待，因此激起全体留日学生罢课回国，进行反日运动。
8年的5月7日更是一个大日子，但日本警察则出全力
阻止，留日学生根本找不到会场，于是推派代表去见中国的代理公使庄景珂，要借公使馆举行纪念会仪式，担保严守秩序，决不发生任何意外事件。庄当面并没有拒绝，可是到了6日晚间，中国公使馆的里里外外都是日本巡警宪兵，层层密布，如临大敌，使馆内则灯火辉湟，弦管悠扬，学生们一打听，原来著名的京剧青衣梅兰芳在使馆内演唱天女散花。学生们睹此情形，知道使馆是不会借出会场了，乃于当夜决议，在七日早晨集合，分为两组，一组从葵桥下车，一组从三宅坂下车，分途向各国驻日公使馆投递意见书，然后在日比谷公园集合散队。每组都推定纠察员负责维持秩序。同时推定交涉员，担任发生故障时的解释工作。
第一组游行队接连遇到三次袭击，时间在下午2时，4时和4时以后，地点在德国公使馆侧巷，大手町和日比谷公园附近。日本警察配合马队冲杀过来，胁令解散，学生们解释这是和平游行，无碍治安，但日警不满意学生们手持的白布标语：“打破军国主义”、“维持永久和平”、“直接收回青岛”、“五七国耻纪念”等字样，日警欲上前夺旗，学生们当然拒绝，于是日本警察就举起刀剑迎头就砍，马队也向游行队伍冲锋前进，在刀光剑影和马蹄蹂躏下，这一组的学生有半数以上被砍伤、踏伤，所持旗帜也被夺去，并有多人被捕。可是学生们仍冒死前进，抵达英国使馆时，只剩下百余学生了，他们要求谒见英使，英使予以接见，温言劝学生说：“各位爱国，令人钦佩，我当代为转达敝国政府，不过各位如果要到其他各国使馆，最好推派代表前往，免得人数过多，违反日本的法令。”留学生即将陈述书交出，转赴法国使馆，情形略同于英使馆。下午4时学生们转往日比谷公园等候另一组，不料被日本大批军警赶来，所有留学生的白布旗帜都被夺取。一位龚姓学生手持国旗被日警抢夺，抵死不放，另一位学生吴英赶来保卫国旗，被日警痛殴，且用绳捆绑拖走。其他学生气愤万分，奋不顾身拼死抢救，才将吴英夺回，余众奔入中国青年会，已疲困万分。
另一组在葵桥下车的学生至美国使馆求见美使，因美使生病，特令书记官代见，学生投递了陈述书，美使馆代表答允立即电达美国政府和巴黎和会的美国代表。学生们辞出后即转赴瑞士使馆，被日警所阻，不得入内，当即推举代表进入使馆投送陈述书。然后到俄国使馆，俄使出见学生说：“本国连巴黎和会都未派代表出席，大使对诸君行动虽极同情，可惜力不从心，势难相助。”
这一组学生顺利地完成了到美、瑞、俄三个使馆请愿，大家都激动地说：外国使馆还让我们请愿，为什么中国使馆竟闭门不纳，不理不睬，实属可恶，我们到日比谷会合的时间尚早，不如转去中国公使馆请愿。此议一出，全体赞成，于是大家情绪非常激昂，整队浩浩荡荡直趋中国公使馆。
不料将抵中国使馆不远，忽然来了大队日本军警，马步蹀踱，刀剑森林，不问情由，奔向学生前队，索取国旗。执旗前导的是山东学生杜中，势孤力弱，竟被击倒，不但国旗被夺，而且身受重伤。小学生李敬安年才10岁，亦被冲倒，日本警察还跑过来用脚践踏他的腹部。
这一队也被冲散，且伤痕累累，学生们且战且退，只得四散奔逃，逃到中国青年会和另一组会合。可是凶横的日本警察追踪而至，闯进了青年会，强迫学生立即解散。
事后查明，两组学生共被日警捕去了36人。当由青年会干事马伯援召开一次临时善后会，筹议办法，同时向中国驻日代理公使庄景珂及留学生监督江庸交涉，请他们立即和日本政府交涉，释放被捕学生。庄、江两人竟置之不理，学生们气上加气，幸而马伯援愿意奔走，亲赴日警署探问，查出被捕学生在麴町区警署的有23人，在日比谷警署的有11个人，在町警署的有两人。经马氏的奔走，5月8日在麴町区警署的23名被捕学生被释，至于在日比谷警署的被拘学生，因日本报纸登载有胡俊同学用刀砍伤日警，不应释放，而胡俊在日比谷警署中，应移东京监狱治罪，所以一再拖延到5月14日才全部释放。
东京事件震动了国际，对国内的爱国运动尤其是一种鼓励，请想一想爱国运动就是反日运动，而反日行动由留日学生在日本发动，如此壮烈，实在令人感动万分，所以这一事件更坚定了全国的反日爱国运动。
上海总商会且发动不买日货运动，广州则组织国民外交后援会。
北京政府的处境真是焦头烂额，巴黎和会无力应付。日本对山东问题毫无放手的可能，由此而引起的学潮遍及全国，加上南北问题，上海的和谈陷于僵局。就是在北京，皖系和安福系虽然二而一，一而二，但徐世昌和旧交通系联成一气，外而拉拢直系甚至南方。这一切的一切，都显示当时的中国是个四分五裂，困难重重的局面。
北京的学潮，在段祺瑞来说是非常震怒的，他指使安福系分子，大理院院长姚震提出，必须查明为首滋事学生，依法予以制裁。同时授意安福系阁员，必须整顿学风，首先撤换北大校长蔡元培。其实蔡早已提出辞职，但教育总长傅增湘已予拒绝，现在段要政府免蔡的职，傅自然也反对。他气愤地说，如果政府一定要这么做，他就以不副署免职命令来对付。傅增湘是四川江安县人，是个书香世家，他在北京政府中比较超然，段对他本来很器重，由于处理学潮案使他和安福系中间极不愉快，他也有挂冠求去的意思，而安福系也酝酿罢免傅同时改组各大专校，派安福系的人去担任各大专校校长，以加强对学生的控制。5月9日蔡再度留下辞呈出走。北大学生议决“停课待罪”，以表示坚决挽留校长，北京各大专学校校长继蔡元培之后全体辞职，以示态度一致。
段祺瑞愤怒地指责钱内阁无能，应付学潮太过软弱无力，傅增湘包庇学阀，所谓学阀就是蔡元培。他的指责开始了安福国会的倒阁运动。
钱能训虽然近乎无能，但局面复杂又微妙到这种地步，他也实在无能为力，他去见徐世昌请示行止，徐要他去找段。5月9日钱能训去见段祺瑞，表示愿意下台，请段推荐继任人选，段内心很想让安福系领袖王揖唐出而组阁，不过却不好意思正式提出。
这时北京政府完全是真空状态，因为外交总长陆徵祥在巴黎，交通总长曹汝霖被学生示威吓破了胆，躲在东交民巷和币制局总裁陆宗舆在一起，傅增湘也准备辞职，代理外交总长陈箓不敢到部办公，5月9日各国公使到外交部探询中国局势时竟无人接见。
学潮蔓延成全国性，学潮又和政潮混合在一起，使得政治危机愈益增加。
9日北京中等以上学生成立了学联，不久天津、上海、武汉以及全国的主要城市也都成立了学联，并在上海成立了全国学联会。全国的工商界人士则发起抵制日货，组织救国储金。上海还成立不计其数的“救国十人团”，随后集中成立了“中华救国十人团联合会”。北京学生们则组织若干演讲队，以宣传讲演进行反日救国运动。
5月13日就是上海和会破裂的一天，徐世昌无心处理学潮，岌岌惶惶地通电北方各省军阀，历述时局危殆情形，请大家表示点意见。他本希望大家能共体时艰，相忍相让，支持他达成和谈顺利的愿望。不料段祺瑞竟提出坚决拒绝南方代表的八项条件，撤回北方代表，终止和平谈判。14日徐邀请段与全体阁员，安福会的两院议长在总统府举行紧急会议，讨论外交、和会与学潮等问题。这些问题在徐世昌和段祺瑞两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