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两省的士绅如张一麐、张謇等发起《江浙和平公约》，分别请苏浙军民当局和浙沪护军使签字，以资信守。黎到上海时，这个和平公约刚好签署，其中规定：“对于两省境内保持和平，凡足以引起军事行动之政治运动，双方须避免之。”
江浙人士认为黎元洪在上海组织政府，将使和平局势受到破坏，所以张謇就去见黎，力言江浙和平关系重大，希望不要轻举妄动。意思是反对黎在上海活动。
9月13日黎在杜美路寓所召集全国性的会议，邀请广东代表汪兆铭、浙江代表邓汉祥、奉天代表杨毓珣、云南代表陈维庚、贵州代表李雁宾、四川代表费行简、赵铁桥、湖南代表钟才宏参加，商量筹组一个全国性的政府。
黎元洪以主席身份首先致词，他说：“这次南下完全是自动，因为曹锟用金钱和武力攫取总统，眼看就要成功，如果大家坐视其上台，必定惹起各省兵争，破坏和平，流祸无已。故不若用拆台方法，令其不能做总统，即可保全和平；今拆台只得一半成功，故率然南下，希望和各方通力合作，贯彻拆台宗旨。盼各方支持，拆台既竣，建设之事，则非本人所能胜任，惟望天下仁人志士共起担负。”
黎的话说完，大家没有则声。于是黎又继续说：“目前拆曹锟大选之台，即须我方先能搭台，而搭台最要在组织政府，俾能号召一切。现在已商请唐少川担任内阁责任，请各省赞成。”
各省代表由汪兆铭起立致答辞，汪说：“各省对公个人皆极仰佩，去年直系拥公上台，各省所以不一致赞成者，因法律上所见不同，且灼知直系毫无诚意，故今年六月十三日之事，早在意料之中，今公个人跋涉南来，深感公之为国宣劳。至于组织政府一事，事关重大，各代表事前毫未知情，也未有所准备，自当慎重考虑，电告本省，请示可否？然后奉复。”
汪的话讲完，各省代表一致表示同意，于是黎这次组织政府的谈话会以不了了之结束。
黎元洪在上海不得意，因为大家不仅没有把他当做总统看待，反看他为祸水。只不过收到了云南唐继尧和东北张作霖的两封书，还尊他为总统，算是差强人意。其实军人实力派仅仅以秀才人情纸一张表示拥戴，对于形同丧家之犬的黎大总统又有何用？
唐继尧给黎元洪函如下：
“大总统钧鉴：自京师告变，大驾移津，薄海人民，同深义愤。所有报载经过情形，暨奉到宣示中外各电，不胜发指。只以僻在遐方，形势阻隔，特通电各方，暂息纷争，迎驾回京，主持大政。一面准备实力，纠合同志，声讨国贼，以奠邦基。正在积极筹备，适吴君斋厚至滇，颁到手谕，并转示一切。自当擐甲誓师，恭行天讨。同时接到沪函，拟设国务院，并开联省会议执行任务。窃念强藩毁法乱纪，暗干大位，内为国民公敌，外失国际同情，此正天亡逆虏之时，诚宜别组机关，号召天下。惟年来国事纷扰，迭起旋生。议战议和，迄难解决。皆无彻底之办法，无坚确之主张，以致连岁蹉跎，迄无成效。继尧惩前毖后，以为此次戡乱之方，宜注重实际，不尚虚声，各方如能协定方略，同时并举，则天下不难定也。所有愚见，正在派员赴沪详备，谨肃芜缄。托吴君先行赍上。伏乞睿鉴！并叩崇安。云南省长唐继尧谨呈。”
张作霖给黎元洪函如下：
“大总统钧鉴：敬肃者，窃作霖自愧才力绵薄，早有归田之愿。乃以三省父老重相付托，不得不暂为维持，以尽桑梓义务，故年余以来，纯以地方自治为主，对于南北政潮，未便闻问。前者六月十三日之变，若辈威逼元首，劫夺印玺，一切非法行为，纪纲何在？人神同愤。又加杨议员振春、韩秘书玉宸奉命来奉，责以讨贼，霖虽不敏，略知春秋大义，自应即时筹备，期尽天职。旋以当时所议，群力合作各办法，接洽未熟，又因钧座南临无期，不免略有停顿。然霖救国之筹备，无日不在进行之中，决不能稍存观望，坐视国家沦亡也。鲍前总长贵卿两次来奉，霖咸以钧座复职，惩办祸首，为第一条件，讵彼一味敷衍，毫无悔祸之念。将来义师奋兴，不改初志。兹闻钧驾南临，凡我军民，曷深欣幸。赵司令杰此次南行，对于粤赣大局，颇有计议，一切详情，统由面陈。肃此。敬请崇安。张作霖谨呈。九月十四日。”
唐继尧和张作霖虽是实力派，但他们不会竭诚拥护黎元洪，他们只是不愿意直系真正成为中央力量，因为直系尤其是吴佩孚，最大的野心就是武力统一中国，也就是要消灭其他的力量，所以他们想拉拢黎元洪反直系，又不愿真的拥戴黎元洪。
黎元洪不是一个有策划和组织力量的人，若他在这时候能纠合所有反直系的力量，未始不能阻止曹锟的贿选，惜他无此能力，所以不能创造形势。
另一件令黎元洪气沮的，是在国会议员方面。就在9月13日（12年）黎招待各省代表碰壁的当天，南下的国会议员在湖北会馆召开谈话会。黎元洪以大总统身份对国会咨文，他将已准备好的两道命令函达国会，请求同意：
一、准李根源辞署阁职；
二、任命唐绍仪为国务总理。
黎同时通知议员们，准备前往报告一切。在黎看来，南下议员集会不能没有总统和内阁，否则议员集会失去了意义，这比和各省代表谈话要有利得多，他相信议员们一定欢迎他。
怎知事情的发展使黎大出意外，在议员谈话会中，国民党籍议员张继竟声色俱厉地指责黎元洪，认为他误国，依附军阀，不顾国家民族大义，只求一己利害。因此他郑重宣布，国会中如果再有文电称黎元洪为大总统，他本人坚决不予承认。现在中华民国已经没有大总统了。国会中原来设有的大总统席位，亦应立即撤去云云。
张继的挡驾，使得国会空气为之一变，议员褚辅成、黄云鹏、吴渊、谷思慎等，见情势不佳，深怕黎元洪来了之后受到难堪，同时南下议员对黎元洪并无好感，于是赶快打了电话去通知黎，请他不要来出席国会。
就在这一天，黎又遭受到第三个打击，那是淞沪护军使何丰林所出的一个布告，内云：
“为布告事，照得近来时局不靖，谣诼繁兴，沪上为华洋荟萃之区，中外观瞻所系，本使负有地方责任，早经迭次宣言，抱定保境安民宗旨，始终不渝，所冀闾阎安堵，匕鬯不惊，用慰中外商民之喁望。诚恐流言传播，摇惑人心，市虎杯蛇，为患滋大，用特剀切布告，俾众周知，倘有破坏秩序，扰乱治安之行为，无论何人，概予拿办。本使为维持地方安宁计，决不能稍示姑容，仰商民人等，各安生业，勿得轻听谣言，自相惊扰，切切此布！”
黎元洪自离湖北北上后，将近十年，虽然宦场并不得意，可也能游刃于中国第一人第二人之间。这次是他北上后，首次南下，他抱了极大希望南下，怎知却是乘兴而来，大失所望。一遇江浙人士的婉拒，二受各省代表的太极拳，三遭议员的指名攻击和不承认其总统地位，四被地方军事首长指桑骂槐地搞了一下。这四重打击，可真把黎元洪打得头昏眼花。
黎元洪因人成事，时势造英雄，可是在军阀短兵相接，总统自为的局面下，其政治生涯遂逐渐走上日暮途穷之路了。
二○六、国会自行延长任期
黎元洪出京前曾宣称自己要亲自赴众议院报告，并要将总统印玺交由国会代为保管，因此众议院议员都在众院等候，直到午后1时半，不见黎来，接着有消息说黎大总统已出京去津。于是众院议长吴景濂、参议前议长王家襄乃邀集两院议员数十人在众院第五休息室开一次临时谈话会，当时因为黎出走的详情尚未十分明晰，仅决定推吴景濂、王家襄二人邀请军警当局到院，约以两事：（一）由军警当局负责维持京师治安。（二）由军警当局负责保护两院议员。由于黎出走后，谣传直系将于一二日内用种种方法强迫国会，选举继任总统，对于议员有非法举动，因此决定在第二天开一次两院议员谈话会，共同讨论办法。
6月14日国会召开两院联合谈话会，由吴景濂任主席，先报告他自己和王家襄于先一天下午邀请军警当局到众院会商，军警方面允诺维持京师治安及保护议员责任。又报告黎大总统昨日出京，曾有公函分致两院，称在京不能行使职权，已于13日前往天津。今天又有电来请求辞职，应请讨论云云。拥曹派的众议员吴宗慈接着发言，略谓时局纠纷，已极严重，现在合法机关只有国会，两院同仁在这种时候，自不能不有严正的表示，本席认为当务之急是：（一）应即定期开两院会合会，解决黎大总统辞职事件，其日期以16日为宜。（二）总统未选出前，应由国务院摄行其职务。（三）俟秩序完全恢复后，即组织总统选举会，选举继任大总统。当前情况特殊，这类重大问题，本席认为不宜多有议论，须以快刀斩乱麻的手段处理。拥曹派议员宋汝梅附和其说，其他拥曹派则鼓掌，叫嚣通过。国民党籍议员褚辅成登台发言，他大声说：这次政变，是军警流氓以暴力逼走总统的，国会为维持国家纪纲计，应该有正当的表示……褚辅成的话还没有说完，拥曹派议员即哗噪叫喊，秩序大乱，不让褚继续讲话。主席吴景濂即乘机宣布散会，拥曹派议员遂一哄而散。
当晚吴景濂、张伯烈、袁乃宽、刘梦庚、高凌霨等在袁家花园会议，决定先送议员每人端节款500元，第二天领节款的议员400余人，没有去领的则派人专程送到议员住宅。反对派的议员有拒绝收受的，也有收了作为旅费离京南下的。
6月16日下午2时国会两院会合会开会，国会会合会所议决的，可分为两部分：
（一）依大总统选举法第五条第二项之规定，大总统因故不能行使职务，即由内阁摄行其职权；
（二）自6月13日起，黎所发的命令概不生效。
从这个决议看出来，完全是拥曹派的决议。因为内阁已经宣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