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军阀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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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军阀史话- 第39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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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部乃于廿七日欢迎国民军加入党籍。”

二四一、军阀杀记者
吴、张在北京会晤时,吴愿独力进攻南口,张作霖笑哈哈地对吴说:“敝部悉听二哥指挥,我的部队就是你的部队。”南口攻下时,吴以主帅资格论功行赏,保举作战有功人员,他觉得奉军将领出力最多,应该予以嘉奖。
杜锡珪代阁根据吴的保举单发表一批叙勋命令,其中最重要的是授张宗昌为义威上将军,张学良加上将衔。怎知吴的好意却碰了一个钉子,张学良首先来电坚辞,张宗昌及其他奉军、直鲁联军将领亦表示不受吴的保荐,且云:“本军系奉上将军(指张作霖)命令,叙勋授爵应由上将军查明具报办理。”
张作霖是上将军,张宗昌在奉军中处于养子地位,吴荐张为上将军,张拒绝,当然是做给奉张看的。
张宗昌不只拒受上将军,且有函给吴佩孚,要求改组内阁,并支持孙宝琦继任国务总理,北洋军阀只要军力一大 ,就要对中央过问,张宗昌何能例外。张函如下:
“前略,现在中央政府,业已成立。当此军务未了之际。应以讨赤为其责任。乃观政府近日举措,殊不尽然,用兵之道,饷项为先。自古至今,断无饥饿之兵,能当大敌。宗昌所部各军,今日所负军事责任,何等艰难重大。政府当局,应如何劳身焦思,以助其功。乃自内阁成立以来,一筹莫展,以我国财政情形而论,固属困难万端,然政府如能处理有方,热心负责,则勉筹一二千万,以应急需,亦非不可能之事。而政府中人,未闻有此。若非全无能力,即为不尽厥职,二者必居其一。且政府对于宗昌等军,形同无视,宗昌屡次派员催促,当面请托,一概置若罔闻,全以空言相向。宗昌欲筹少数犒军经费,携赴南口,迟之甚久,未能足数,无法以慰前敌官兵。诸公高座堂庙,欲以空言驱人效命,宗昌则以何术能使将士用命乎?且用人为国家大政,况当用兵之际,尤以赏功问罪,示天下以公平,方能鼓舞人心,树为标的。即我公驾驭英豪,意欲澄清天下,亦非此道莫由。乃政府近日用人,则异于是,贤才未及登用,功绩未及酬庸。而向与讨赤无关之人,阁内阁外反日日见诸任命。似此用人行政,颇似植党营私,全无功罪赏罚标准,又何以鼓舞将吏克敌立功。以上所云,皆为事实。故以责任政府之义绳之,今日政府,实应负贻误军事之责。除非改弦更张,另组新阁,势必政治未良,影响及于军事。讨赤之事,无法进行,不仅宗昌无以对我公,即我公亦无以慰天下。宗昌愚虑所及,以为今日心阁,兼行摄政,权贵俱重,迥异平时。非得老成硕望,不足以镇中枢。前次曾以管见上尘钧听,以为孙慕老资深望重,中外所知,内政外交,皆为老辈,能于此时请其组阁,当能从容坐镇,以收中外人心。财交等部,职权重要,亦当妙选长才,分担艰钜。设能如此布置,实于今日军事,所裨非小。讨赤一役,庶几能尽其功。否则政府酣嬉于内,军士怨愤于外,大局前途,未知所届。”
杜锡珪代阁又摄政,本来就完全是吴佩孚一人的主张,南口攻下后,张宗昌发言权突然增加,他表示对杜阁强烈不满,然而,奉系方面认为独揽中央大权的机会尚未到临,所以并不积极倒阁。
吴佩孚这时身在北方,心悬南方,因为湖南问题严重,唐生智投靠广东的革命阵营。为革命军打通了北伐的咽喉要道。本来广东方面的革命军,从孙中山在世时起 ,就致力于北伐军事,因为湖南的梗阻,北伐军不能顺利进入湖南,因此北上之路未通。唐生智驱走赵恒惕以后,由于吴坚决支持赵恒惕和叶开鑫,所以唐生智乃投靠北伐军。北伐军支持唐生智北进,遂使湖南局势日益紧张。湖北方面日日有告急电给吴,吴因为南口没有攻下,无法分身。南口攻下以后,他便亟亟安排返回武汉,指挥两湖战事。
8月22日张作霖派郑谦入关与吴佩孚接洽内阁改组问题,郑即偕张其锽由北京赴保定,竭吴请示,并代表奉张送吴南行。
杜锡珪身不由主,自张宗昌倒阁通电发表后,为之意兴阑珊。8月20日晚宴阁员密议总辞职,21日通电全国军民长官,略谓:“前以军事方殷,中枢乏主,曾表示于最短时期暂维现状,今幸军事结束,自当引退让贤”云云。杜电发出后仅吴佩孚和孙传芳复电慰留,其他各方毫无表示,更使杜感到泄气。22日郑谦和张其锽抵保定后,吴佩孚在光园开会,郑谦、于国珍代表奉方出席,吴表示对西北问题应予彻底解决。自己对西北地盘和内阁问题不愿多主张,拟请张作霖主持,不过希望在没有适当人选以前杜阁暂予维持。光园会议后,郑谦于23日回京,24日返奉向张报告吴的态度。张表示中枢仍听吴主持,如果内阁局部改组,要奉方派人参加,则除财、交两部外,其他均无意见。孙传芳亦表示不问中枢政事,代表孙入阁的农长杨文恺亦留南京未北返。
据说北京政局的内幕是三张联合排斥杜锡珪,所谓的三张是张国淦、张志潭和张其锽。张国淦是北洋老人,张志潭一直是吴在北京的代表,张其锽则是现在吴的红人,三张都有取而代之的野心。
北京政局的症结,总理人选除了大军阀的支持外,最重要的是财政问题,然而当时的财政,谁也不能点石成金,因此谁也没有办法,除了借外债而外,任何办法都行不通。
张宗昌攻下南口要钱,肃清西北冯玉祥部队也要钱,吴佩孚援湘军事也要钱。杜锡珪既非巧妇,如何能为无米之炊,顾维钧以办外交能手而负责财政,其意不过是动洋人脑筋,也毫无作为。
当奉军入北京后,讨赤的气氛非常强烈。邵飘萍在那个时候是个炙手可热的新闻记者。他在郭松龄倒戈时,帮郭骂张作霖,当奉军进占北京,邵飘萍自己也知道处境危险,所以及时避入东交民巷,住在六国饭店。奉军派出特务去疏通邵的好友张汉举等,告以奉方对邵已有谅解,不会采取任何激烈行动,尽可放心回家。怎知邵的寓所已早在奉方便衣特务监视中,邵一出东交民巷就被跟踪,邵返抵家尚未进门,就被门口的特务所逮捕,这是15年4月20日下午7时左右的事。
25日邵的报界友好和新闻记者13人联袂往竭张学良为邵求情,张学良以手作砍头式回答,大家知道邵是凶多吉少了,26日上午5时左右即被绑赴天桥刑场枪毙。
邵被杀后,北京空气极为紧张,很多报刊都纷纷自动停刊,以免遭殃。原来民国初年军阀时代,新闻却是相当有自由的,军阀们虽然蛮不讲理,可是对新闻批评大体还能容忍。直到奉军入京后,形势才为之一变,邵飘萍被枪毙后,人人为之自危。
接着发生了《社会日报》社长林白水被枪毙的案子。15年8月6日清晨,宪兵司令王琦派兵到林白水家中去抓林,一共开来了三辆军用卡军,好像抓江洋大盗,宪兵说请林先生到司令部去谈话,结果车子直驶天桥刑场,仅在前门外宪兵分队停了10分钟,是打电话向王琦请示,总计从被捕到行刑,前后不过3小时。行刑前行刑人员问林有没有遗言,林说:希望自己的儿孙永不要做新闻记者。
林白水被枪毙以后,第二天《世界日报》和《世界晚报》社长成舍我也被捕,被捕的情形和先一天林白水被捕完全一样,由三辆军用卡军押送到宪兵司令部,关进一间小房,由荷枪实弹的奉军驻守,成舍我心想,此命休矣。他是一位正直的记者。他的报纸是靠销路维持,他的从业人员都是考试进入,第一批考入的三名编辑记者中,有一位是黄少谷。
成舍我的被捕,是因为他的报纸敢说敢写,对于奉军毫不客气的批评,他从不接受任何金钱上的补贴。他的报纸是正统的舆论,讲是非,别善恶,正因此而触怒了奉方,认为他一定有背景。他被捕后幸得孙宝琦出面向张宗昌疏通,而张宗昌正推荐孙宝琦为国务总理,对孙颇为买帐,因此成舍我被捕四天后竟死里逃生,被释放出来。

二四二、誓师北伐
当北洋军阀互相争伐不已之时,南方的革命势力有了极重要的变化。蒋中正在二次东征时即深深体会到没有强大的革命武力,是无法贯彻革命的抱负,因此主张:“要在一年之内统一两广,三年之内统一中国”。
民国15年元月,蒋中正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曾提出军事报告:
“现在的国民革命军完全在政府的管辖之下,一个命令出来,完全可以动员,人数有八万五千人。兵士的饷额有一定预算,兵士的生活,也较前改善。又有军校陆军学生六千余人,足抵一师之数。再用此精神积极整顿,本党力量就不难统一中国。”
蒋中正又对黄埔军校学生说出北伐的心愿:
“北伐未完成,为国父毕生的遗憾;且以此重托于中正者,故回省以来,竭力提倡。中正以为无论何事皆可捐弃成见,惟此北伐问题,非贯彻主张,则昔日同志之牺牲,皆为无意义的举动。”
15年4月3日,蒋中正吁请国民政府早日决定北伐大计:
“北方自国民军退出京、津以后,中国形势之变化,其迅速与重要,非昔日沉闷与轻易之状态可比,如奉军占领京、津,则日本在华之势力愈为稳固。吴佩孚在鄂、豫之势力,英必竭力助长之。孙传芳盘踞江、浙,英必逼孙与吴联,……法国恨苏俄在华之势力复张,故急使与英、日联合战线,在滇助唐(继尧),以牵制广东之北伐。总之,此后列强在华,对于北方国民军处置既毕之后,其必转移视线,注全力于两广根据地无疑,且其限期,不出于三月至半年之内也。”
同月30日这一天,再亲自向中央执行委员会及监察委员会,提请研讨北伐计划。这中间主要的方针大略是:
“中国势力均衡,现已有所改变,正与奉系军阀张作霖交战之冯玉祥国民军,已撤出北京,退守平绥路,预料日本将予张作霖以财政与军事援助,使其摧毁冯玉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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