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7日三讨论会开幕，张作霖亲自赴会致祝辞。张是先到政治讨论会，次外交，次财政。然后大家一齐到居仁堂茶会，张又发表演说，请大家共抒伟略。
这是北洋军阀的回光返照时期，有一段有趣的插曲，是关于杨度的。这位袁世凯时代的头号红人，被袁誉为旷代逸才的洪宪祸首，自袁去世后就四处流浪。过去孙中山拉他加入国民党，他毫不考虑，可是在陈炯明叛变后，他到上海晋谒孙中山，痛陈往日错误。13年曹、吴当政时期，杨的好友夏午诒在保定为上宾，杨以之为媒介北上说曹、吴参加革命，不得要领；冯玉祥倒戈后，杨以参赞名义居姜登选的皖督幕中，郭松龄杀姜登选，杨返天津，此后就被张宗昌聘为总参议。当时国民党要人李石曾等鉴于北方教育横受军阀摧残，劝杨活动教育总长，杨颇意动。一天某君由津浦路北上，过济南时碰见杨的好友王绍先上车，于是两人同坐，不免谈东说西，王提到杨进行教长事，某君笑着说：“晳子前此薄此席而不为，今则求之而不得，真是彼一时此一时了。”接着某君又说：“晳子应该请长腿将军（指张宗昌）帮帮忙呀！”王绍先说：“那怎么行，张效帅听了学堂就头痛，提到教育就掩耳！”某君胸有成竹地说：“不然，如果晳子真心想做教育总长，找张效帅是唯一的办法。”王说：“只要教长能到手，找谁都可以。”于是某君乃说：“只要他听话，我可以打包票。”
两人说说笑笑到了北京，下榻于太平洋饭店，王绍先就催某君赶快进行，某君神秘地说：“先要活动费。”王说：“晳子穷得要死，我的光景也不好，哪儿去找活动费？”某君说：“没有钱怎么行？”王只好苦笑，某君淡然不经意地说：“只要一块钱。”王吃了一惊说：“一块钱做什么呢？”某君说你听我的吧，他叫人拿一块钱到刻字店，刻了两个图章，一个是“北京教育促进会”，一个是“北方教育问题研究会”，还买了几张邮票，然后用这两个团体拟就四通代电，两电致张宗昌，请保杨为教育总长，两电致杨，请以教育为重，出肩艰钜。同时要王写一快函给杨度，告诉他北京有两个教育团体敦请他出任教长，如果张效帅请他商谈这事，杨要表示愿就，且自拟保荐电，电发后即日来京，不可迟延。
过了几天杨果然兴冲冲地到北京，见到王和某君，叙及自己和张宗昌都接到了代电，张宗昌喜孜孜地对杨说：“晳子，北京教育界居然找起我这个绿林大学出身的人说话了，我保你，你最恰当，你自己拟电报，不要辜负了他们的盛意。”杨就这样来了北京。于是某君告杨说：“这第一关已打通了，张效坤知道教育界最瞧不起他，如今居然求他荐人，他当然会热心，这是心理战；现在第二关尤不可疏忽，张雨帅容易讲话，可是他身边有一位贵本家杨宇霆，你要对他低声下气。”
过了几天，果然张作霖约晤杨度，说了许多借重帮忙的话，杨辞出后顺道访杨宇霆，随便敷衍了一下，回到旅馆，把经过告诉某君，某君听后跳了起来说：“怎么只随便敷衍杨宇霆？”杨度说：“他的老帅已答应我，我何必和这个后生小子多谈。”某君一迭声说：“糟了，你的总长做不成，我的巧计也成了画饼。”杨不相信，一等等了十多天渺无动静，乃向奉方另一人处打听，才知内幕，原来当张作霖提出杨度做教育总长时，杨宇霆淡淡地说：“晳子是洪宪祸首，政治色彩太浓，现在出来会增加麻烦。”一句话就把杨度已到手的总长告吹了。
奉军入豫时，北京政府益显黯淡。顾维钧摇摇欲倒，16年3月8日财长汤尔和海长杜锡珪向顾维钧提出第二次辞职，9日教长任可澄亦请辞职。顾阁本身原建筑于张作霖和吴佩孚的联合关系上，当时因奉张表示对内阁无意见，所以顾阁的阁员以吴佩孚和孙传芳关系为多，顾本人与奉方没有太深的渊源，当孙传芳京沪战败，而奉军则入豫逐吴后，顾维钧自然风雨飘摇，不过由于奉张对中央政权问题还没有具体决定，所以仍然维持顾阁过渡。
杨宇霆常往来京奉间，中央问题奉张颇听杨宇霆的意见，由于吴佩孚已经一蹶不振，因此梁士诒组阁的传说就非常之盛，而杨宇霆亦有呼之欲出，跃跃欲试的风闻。
到了3月下旬，顾阁益显凋零，除了财长汤尔和、海长杜锡珪、教长任可澄外，司法罗文干、农商杨文恺、内务胡惟德亦请辞，这一来顾阁只剩下陆长张景惠、交长潘复二人，潘复因和张宗昌关系密切，常往来北京、山东之间，不在首都，即使在京亦不大出席阁会，因此所谓的顾阁，只有一位兼外交总长的顾维钧和陆军总长张景惠，实际则是一位总理和一位总长。
3月28日下午顾赴顺承王府谒张作霖，表示不能维持的苦衷，请张速觅替人，张没有作切实的答复，只表示当前军事正亟，无暇顾及政治，亦无适当人选，请顾仍勉为其难，继续留任。顾又强调当前财政的困难，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张听了颇不以为然，冷笑说：“中央财政的困难不自今天始，十多年来一直是财政问题，少川先生组阁以前就已存在，当时既可以出山，今天又何为而求去呢？”
4月5日内阁会议，汤尔和、罗文干等破例出席，内阁精神为之一振，可是阁议无事可讨论，而汤、罗出席仍表示要辞职，所以在内阁会议后，还是一片消极气氛，而外间盛传国务院将停开伙食准备结束。4月7日顾维钧再向奉张请辞。
张作霖这时候很犹豫，一方面他仍想维持吴佩孚的感情，一方面则是中央政权的形式。奉系的人多主张张作霖自为元首，可是当前军事时期，奉张欲独揽大权，名至实归，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方式，始终作不出一个决定来，在没有决定以前，只有拖之一法，顾维钧就变成这个拖局中的过渡总理，欲退不能。
二四七、北伐军攻占江浙
浙江本是孙传芳的老根据地，自孙逐走杨宇霆后，即进驻南京，以南京为五省联帅的驻节地。
浙江人对孙传芳并没有好感，自国民革命军北伐，频传捷报，浙江人大为兴奋，因为北伐军的总司令是浙江奉化人，从乡土感情上说，浙江人都乐于见到北伐军早日进驻浙江。浙省为外军盘踞日久，浙人不堪其扰，所以有了这位老乡总司令，大家都希望早日见到他。
15年10月15日，浙省士绅褚辅成等致电孙传芳，请孙命令驻守江西的浙军开回浙江。这时孙军在江西和福建都正在和北伐军苦战，孙军势难兼顾后方，对浙江人来说是一个机会。
浙省内部实力派人物之一夏超暗中通款革命军，10月16日革命军委派夏超为革命军第十八军军长，令其所部保安团共八个营，集中嘉兴，向松江进袭上海 ，以断孙军归路。夏超虽有实力，可是在浙江内部树敌亦多，夏本人亦非真心诚意归顺革命。
浙军第三师长周凤歧本与孙不协，向无战意，褚辅成等因缘利用，命周部留南京军队于10月14日夜突然擅自开离南京，驻常州的周部也开拔回浙，孙传芳在上海只有嫡系部队三团，因此沪杭之间情势突紧。不过夏超和周凤歧并不答作，而孙部驻守徐州的浙军陈仪亦不附合，陈仪公开宣称所部驻徐，为江苏保门户，也就是为浙江保门户，决不移动。
夏超虽然是孙传芳委派的浙江省长，可是孙对夏素不放心，故曾下令浙省各征收机关将款项全部解存上海银行中听候军用，而所有浙省军队亦均调出以防为夏煽动，浙变之后，夏超首先下令征收机关非有本人命令不准提款，同时以保安队出防沪杭路，可是陈仪既不肯附合，周凤歧也不与夏合作，孙军又调动迅速，孙部宋梅村旅21日开到嘉兴，节节前进，夏超一看大势已去，遂于10月22日晨将省长印信交省议会保管，即日离开杭州。
孙传芳恨夏极深，在夏未走前，孙曾表示纵使战事失败，他宁弃江苏也不愿放弃浙江。
夏超出走后，孙传芳悬赏10万元通缉夏超。宋梅村的十三团于23日开入杭州接收省署，并把浙江保安队缴械。同时孙发布命令以陈仪为浙江省长，宋梅村为抗州警备司令，夏超及许宝驹等家产悉被查抄。其处理浙变的通电云：
“据宋（梅村）旅长报告：本日午后三时余，我军运至嘉兴，被胁夏军稍事抵抗即行退却。我军仍本除恶安民之意，继续前进等语。查夏部不为夏用，足征此次为恶，只夏一人。除复令该旅长等只诛首恶，不得涉及胁从，勿使地方惊惶外，特闻。孙传芳。养。印。”
其后宋梅村部捕获了夏超，秘密处死。
这时，东南和平运动也积极活动，早在齐卢之战时，东南就有和平运动的组织，以后每遇兵争，江浙两省士绅都出面奔走和平，江苏是张一麐，浙江是褚辅成。当北代军尚在围攻武昌时，东南和平运动会派出张一麐和孙传芳的总代表蒋方震到汉口谋和，迄未成功。
10月13日孙传芳电复东南和平运动联合会文电，内云：
“我五省人民和平代表张仲老等，及芳军事全权代表蒋百里先生赴汉议和，业经匝月，其始则备受凌侮，几至无谈判之余地。继因南昌彼军溃败，始以大冶撤兵为言。十月一日，由蒋百里先生函电，拟请孙传芳在长江两岸先行停战，蒋介石所部，由彼方自行交涉，盖介石远在新喻，函电难通，且其志在得赣，和平之议，殊难赞同也。如果赞成，彼时我撤大冶、阳新，则彼军不过蕲水、巴河，迭有函电可资考证。传芳以尊重人民代表之意，当即复电赞同，诚以民困久矣，如惧其失信而先与之一决，使无辜之民，重罹锋镝，何若先退而为民请命，使战区之民，稍纾喘息。待人以诚，人或以诚待我。乃力排众议，于十月一日、二日晨，陆续电令撤退大冶、蕲水、阳新、龙港之兵。孰意我军后退尚未就道，而彼军蹂躏我蕲春矣。今且续续东援，窥及武｜穴，跟踪东下，至一至再。诸君试为芳思之，是可忍也，孰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