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军阀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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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军阀史话- 第4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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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议,认为和谈就是要和和气气地谈,不能打打谈谈,一边打一边谈,因为这样便不是真正的和谈。唐绍仪继伍起而发言,他表示立即把伍的建议电达袁内阁,同时请伍亦立即电告武昌黎都督转告各省查照。同时谈到一段故事,就是汪兆铭在北京时曾电黄兴谈到促袁参加革命,黄复汪电告以倘袁果能参加革命,即可举袁为第一任中华民国大总统。黄这封复电,汪曾交给杨度,杨度乃转陈袁。袁表示:“大统领我不能做,应由黄兴做。”因此可以证明袁内心倾向共和,不过身为清臣不能出口耳。于是唐作结论,认为当前和议所讨论的,不是反对共和宗旨,而是先求如何达到和平。这第一次的会谈就此结束。
和谈开始后,南方代表(革命军方面)提出一个和谈的先决问题,就是北方代表(清廷方面)必须首先承认民主共和制的国体问题,这是革命的目的,如果不在这个基础上谈,则无和谈的必要。唐绍仪把南方的“和谈先决条件”打电报到北京,向袁内阁请示,并提出唐自己的看法。唐的看法是革命军方面对这个先决条件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因此如果拒绝便无法谈下去,不如绕圈子谈,就是把这个“国体”问题交给一个“临时国会”去做表决,如此和谈还可以谈得下去。袁世凯接到唐的电报,乃向隆裕太后请示,隆裕则召集御前会议讨论,最后终于接受了唐的意见。有人说唐的意见根本就是袁的授意,因为袁的手法就是要假手于革命军来结束清朝的统治,同时为自己“取而代之”留下余地。
南方代表伍廷芳不满意唐的答复,唐再三解释说:“这不过是形式问题和程序问题,这样做法是蜕变,对于达到革命目的,并无冲突。”南方代表认为绕了一个弯路也勉强可以同意,因此乃进一步和北方代表讨论如何召集“国民会议”以解决“国体问题”。双方协议由革命军所占领的十四省和清政府统治的八省,每省各派代表三人,参加国民会议。国民会议的地点南方代表提议在上海,北方代表则表示必须向袁总理请示后才能决定。
十一月十二日下午六时段祺瑞正式照会驻汉口各国领事,宣布自现在防区撤退一百里,以表示北洋军对谈和的诚意。撤军时军容整齐,秩序亦佳,所有撤退的队伍,均整装集合于所在地之原野,每一大队分若干排,成纵列形,伏地卧下。第一排开动,第二排起立前转,第三排收拾枪弹、最后一排伏地,持枪实弹掩护,逐次如式退尽。中外人士围观的有数千人,均啧啧称道。
清宣统三年(1912年)十一月十三日,就是中华民国元年元旦日、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这一天正是南北双方和谈代表在沪讨论国民会议的组织问题。这个议题有两点要讨论:一是出席代表的产生,由革命军所占领的十四省和清政府所统治的八省,各派代表三人组织之,这个问题北方代表唐绍仪已经接受;二是开会地点问题,南方代表伍廷芳提议在上海召开。北方代表唐绍仪表示要向袁内阁请示后才能答复。唐请示的电报和孙大总统就职的电报同时到达袁的手上。袁听说临时政府已经成立,很生气地说:“既然已经选了总统,那么我坐在什么位子上呢?算了吧!不必谈和了。”他在一种不愉快的心情下,给唐绍仪一个指令,认为唐未经他许可就同意国民会议的代表权分配办法,应视为无效。同时,这个办法南方占14省对北方的八省,不待开会,北方已经处于绝对的劣势了,因此他发电上海声明不同意,同时谴责唐的越权行动。唐绍仪在此情形下,只好引咎辞职。袁接受唐的辞职,同时电请伍廷芳北上直接谈判。伍廷芳则请袁南下,双方和谈变成了电报往还,不得要领。
袁世凯在这时候使出了好几种手法,他既向革命军威胁,又向清政府要挟,他的手法是:
(一)北洋军由姜桂题、冯国璋等发表联名通电:“拥护君主立宪,反对共和政体。”这是对付革命军的;
(二)清政府驻外使节,由出使俄国大臣陆徵祥领衔,电请清帝退位。这是对付清廷的;
(三)命令张勋的辫子军反攻南京,以试探革命的力量。可是辫子军太不中用,先被江浙联军和粤军在固镇击败,又被粤军和淮军在南宿州痛击,张辫帅结果连徐州也守不住,乃逃到山东;
(四)设法取得革命军方面保证,如果清帝退位即推袁继任总统。其实这一默契早已形成,不过袁还不太相信。在革命军这方面由于妥协分子太多,大家认为基于民族主义观念,只要清室让国就已经完成革命目的了,袁手上有北洋军,不该逼他走曾国藩的路,所以只要袁参加革命,无妨推袁为大总统。
南北和谈转入幕后,杨度和汪兆铭变成了主要人物。汪已被袁收买,又曾在北京和杨度组织了“国事共济会”,南方妥协分子又占多数,因此,促孙大总统让位于袁,由袁负责推翻满清政府的交换条件便更加成熟了。
孙中山先生不是不知道袁的奸险,不过他是位“民主热”的政治家,处处尊重多数人意见,虚怀若谷。当时革命阵营里流行一种:“利用袁可以事半功倍”的浅薄意见,孙中山先生遂通电宣布:“袁若表示赞成共和,当以总统相让,但须南下就职。”
孙中山先生在上海看到一般革命同志只注意选总统、组内阁、制约法,和他所规定的革命方略:“三年军法之治,六年约法之治,然后进入宪法之治”,完全背道而驰。加上独立各省各自为政,散漫而无组织,革命军力亦不够强大,财政情况更无把握,要想在这种情况下组成一支强大有力的革命武力北伐,将袁世凯的北洋军摧毁,是很不可能的,于是他也转而求其次,便是“用袁以倒清”,使革命暂时告一段落。他看到自己被举为临时大总统后,袁焦躁不安,逼唐绍仪辞去和议代表,因此他为了促使袁能坚定地参加革命阵营,乃在自己被选为临时大总统的第二天即主动地致袁世凯一电,电云:“北京袁总理鉴:前日抵沪,诸同志皆以组织临时政府之责相属,问其理由,盖以东南诸省欠统一机关,行动非常困难,故以组织临时政府为生存之必要条件。文既审艰虞,义不容辞,只得暂时担任。公方以旋乾转坤自任,即知亿兆属望,而目前之地位,尚不能不引嫌自避。故文虽暂时承乏,而虚位以待之心,终可大白于将来。望早定大计,以慰四万万人之渴望。”袁这时对孙中山先生诚意还将信将疑,所以在孙中山先生就职的次日(元月二日)复电大打官腔,电曰:“孙逸仙君鉴:蒸电悉。君主共和问题,现方付之国民公决,所决如何?无从预揣。临时政府之说,未敢与闻。谬承奖诱,惭悚至不敢当,惟希谅鉴为幸。”孙中山先生担心袁仍摇摆不定,因再复一电,以释误会,电曰,“袁慰庭君鉴:盐电悉。文不忍南北战争,生灵涂炭,故于议和之举,并不反对。虽民主君主不待再计,而君之苦心,自有人谅之。倘由君之力,不劳战争,达国民之志愿,保民族之调和,清室亦得安乐,一举数善,推功让能,自有公论。文承各省推举,誓词具在,区区此心,天日鉴之,若以文为诱致之意,则误会矣。”孙中山先生这个电报的诚恳,简直是对袁指天誓日,只要袁能把清室推翻,他即以总统一席相让。袁世凯认为最重要的一点已得结果,所以剩下来便是对清皇室如何处置了。
本来,早在独立各省代表到汉口开会时,便已决定议和纲要四款:(一)废除清朝政府;(二)建立共和政体;(三)清帝优给岁费;(四)以人道主义待满人。所以对于清皇室的优待,是不成问题的。当袁对自己地位问题有了保障后,便就清皇帝和皇族优待条件寻求协议,有了这个优待条款,他便可以胁迫清室退位。

廿九、南京临时政府
辛亥年十一月初二日,孙中山先生由欧洲返国抵香港,胡汉民、廖仲恺由广州赶至香港迎候。胡对于当时的革命形势自有一套看法,因此主张孙中山先生不要北上,留粤主持一切。他的理由是:
“当前的革命形势,满清垮台已无问题,可是袁世凯则是革命最大阻力。袁的问题不仅是他本人为一奸雄,加上他还有北洋系的四镇兵力,这四镇兵力无疑的乃是当前最富战斗力的部队,所以袁的势力至少可以达到武汉,甚至湖南,而广东对北洋军来说,因为距离较远,鞭长莫及,自可埋首建立一支反袁的革命部队。目前姚雨平已组成劲旅,不过人数不多,若有半年时间,简练民军,全力扩充,则五六万精兵不难组成,以此和袁一拼,才有必胜把握。所以先生目前以留粤为上策,因为现在赴上海,必被拥为总统,这个总统没有能战的兵卒,一定受制于袁,对革命事业是无补的。”
胡的意见很正确,可是孙中山先生却更有卓见,孙先生说:
“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我们革命不是靠坚甲利兵,如果我们不能登高一呼,身入虎|穴 ,那么人民所仰望于革命志士的是什么呢?我们如果能以和平收革命全功,则是开世界革命的先河,何必先在家乡练兵。目前的形势是急需要一个革命政府以资号召,如能建立一个政府,则满清必然倾覆,袁世凯也不可能抗拒。我们是革命同志,应该示人以诚,信任别人,不宜先预防他人不服,而一意谋以武力取天下。”
胡汉民、廖仲恺都被孙中山先生伟大抱负和开诚胸襟所感动,胡表示愿随孙先生北上。这时追随孙先生同赴上海的还有吴敬恒、马君武、张继等。十一月初六日,孙中山先生一行抵达吴淞,上海方面革命党人陈其美、黄兴、汪兆铭等均在码头欢迎,大家相见狂喜,竟至拥抱跳跃。
孙中山先生抵沪后下榻爱俪园。初七日召集最高干部会议,出席的有:黄兴、胡汉民、汪兆铭、陈其美、宋教仁、张静江,居正、马君武等,会商组织临时政府方案,一致公举孙中山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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