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议，认为和谈就是要和和气气地谈，不能打打谈谈，一边打一边谈，因为这样便不是真正的和谈。唐绍仪继伍起而发言，他表示立即把伍的建议电达袁内阁，同时请伍亦立即电告武昌黎都督转告各省查照。同时谈到一段故事，就是汪兆铭在北京时曾电黄兴谈到促袁参加革命，黄复汪电告以倘袁果能参加革命，即可举袁为第一任中华民国大总统。黄这封复电，汪曾交给杨度，杨度乃转陈袁。袁表示：“大统领我不能做，应由黄兴做。”因此可以证明袁内心倾向共和，不过身为清臣不能出口耳。于是唐作结论，认为当前和议所讨论的，不是反对共和宗旨，而是先求如何达到和平。这第一次的会谈就此结束。
和谈开始后，南方代表（革命军方面）提出一个和谈的先决问题，就是北方代表（清廷方面）必须首先承认民主共和制的国体问题，这是革命的目的，如果不在这个基础上谈，则无和谈的必要。唐绍仪把南方的“和谈先决条件”打电报到北京，向袁内阁请示，并提出唐自己的看法。唐的看法是革命军方面对这个先决条件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因此如果拒绝便无法谈下去，不如绕圈子谈，就是把这个“国体”问题交给一个“临时国会”去做表决，如此和谈还可以谈得下去。袁世凯接到唐的电报，乃向隆裕太后请示，隆裕则召集御前会议讨论，最后终于接受了唐的意见。有人说唐的意见根本就是袁的授意，因为袁的手法就是要假手于革命军来结束清朝的统治，同时为自己“取而代之”留下余地。
南方代表伍廷芳不满意唐的答复，唐再三解释说：“这不过是形式问题和程序问题，这样做法是蜕变，对于达到革命目的，并无冲突。”南方代表认为绕了一个弯路也勉强可以同意，因此乃进一步和北方代表讨论如何召集“国民会议”以解决“国体问题”。双方协议由革命军所占领的十四省和清政府统治的八省，每省各派代表三人，参加国民会议。国民会议的地点南方代表提议在上海，北方代表则表示必须向袁总理请示后才能决定。
十一月十二日下午六时段祺瑞正式照会驻汉口各国领事，宣布自现在防区撤退一百里，以表示北洋军对谈和的诚意。撤军时军容整齐，秩序亦佳，所有撤退的队伍，均整装集合于所在地之原野，每一大队分若干排，成纵列形，伏地卧下。第一排开动，第二排起立前转，第三排收拾枪弹、最后一排伏地，持枪实弹掩护，逐次如式退尽。中外人士围观的有数千人，均啧啧称道。
清宣统三年（1912年）十一月十三日，就是中华民国元年元旦日、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这一天正是南北双方和谈代表在沪讨论国民会议的组织问题。这个议题有两点要讨论：一是出席代表的产生，由革命军所占领的十四省和清政府所统治的八省，各派代表三人组织之，这个问题北方代表唐绍仪已经接受；二是开会地点问题，南方代表伍廷芳提议在上海召开。北方代表唐绍仪表示要向袁内阁请示后才能答复。唐请示的电报和孙大总统就职的电报同时到达袁的手上。袁听说临时政府已经成立，很生气地说：“既然已经选了总统，那么我坐在什么位子上呢？算了吧！不必谈和了。”他在一种不愉快的心情下，给唐绍仪一个指令，认为唐未经他许可就同意国民会议的代表权分配办法，应视为无效。同时，这个办法南方占14省对北方的八省，不待开会，北方已经处于绝对的劣势了，因此他发电上海声明不同意，同时谴责唐的越权行动。唐绍仪在此情形下，只好引咎辞职。袁接受唐的辞职，同时电请伍廷芳北上直接谈判。伍廷芳则请袁南下，双方和谈变成了电报往还，不得要领。
袁世凯在这时候使出了好几种手法，他既向革命军威胁，又向清政府要挟，他的手法是：
（一）北洋军由姜桂题、冯国璋等发表联名通电：“拥护君主立宪，反对共和政体。”这是对付革命军的；
（二）清政府驻外使节，由出使俄国大臣陆徵祥领衔，电请清帝退位。这是对付清廷的；
（三）命令张勋的辫子军反攻南京，以试探革命的力量。可是辫子军太不中用，先被江浙联军和粤军在固镇击败，又被粤军和淮军在南宿州痛击，张辫帅结果连徐州也守不住，乃逃到山东；
（四）设法取得革命军方面保证，如果清帝退位即推袁继任总统。其实这一默契早已形成，不过袁还不太相信。在革命军这方面由于妥协分子太多，大家认为基于民族主义观念，只要清室让国就已经完成革命目的了，袁手上有北洋军，不该逼他走曾国藩的路，所以只要袁参加革命，无妨推袁为大总统。
南北和谈转入幕后，杨度和汪兆铭变成了主要人物。汪已被袁收买，又曾在北京和杨度组织了“国事共济会”，南方妥协分子又占多数，因此，促孙大总统让位于袁，由袁负责推翻满清政府的交换条件便更加成熟了。
孙中山先生不是不知道袁的奸险，不过他是位“民主热”的政治家，处处尊重多数人意见，虚怀若谷。当时革命阵营里流行一种：“利用袁可以事半功倍”的浅薄意见，孙中山先生遂通电宣布：“袁若表示赞成共和，当以总统相让，但须南下就职。”
孙中山先生在上海看到一般革命同志只注意选总统、组内阁、制约法，和他所规定的革命方略：“三年军法之治，六年约法之治，然后进入宪法之治”，完全背道而驰。加上独立各省各自为政，散漫而无组织，革命军力亦不够强大，财政情况更无把握，要想在这种情况下组成一支强大有力的革命武力北伐，将袁世凯的北洋军摧毁，是很不可能的，于是他也转而求其次，便是“用袁以倒清”，使革命暂时告一段落。他看到自己被举为临时大总统后，袁焦躁不安，逼唐绍仪辞去和议代表，因此他为了促使袁能坚定地参加革命阵营，乃在自己被选为临时大总统的第二天即主动地致袁世凯一电，电云：“北京袁总理鉴：前日抵沪，诸同志皆以组织临时政府之责相属，问其理由，盖以东南诸省欠统一机关，行动非常困难，故以组织临时政府为生存之必要条件。文既审艰虞，义不容辞，只得暂时担任。公方以旋乾转坤自任，即知亿兆属望，而目前之地位，尚不能不引嫌自避。故文虽暂时承乏，而虚位以待之心，终可大白于将来。望早定大计，以慰四万万人之渴望。”袁这时对孙中山先生诚意还将信将疑，所以在孙中山先生就职的次日（元月二日）复电大打官腔，电曰：“孙逸仙君鉴：蒸电悉。君主共和问题，现方付之国民公决，所决如何？无从预揣。临时政府之说，未敢与闻。谬承奖诱，惭悚至不敢当，惟希谅鉴为幸。”孙中山先生担心袁仍摇摆不定，因再复一电，以释误会，电曰，“袁慰庭君鉴：盐电悉。文不忍南北战争，生灵涂炭，故于议和之举，并不反对。虽民主君主不待再计，而君之苦心，自有人谅之。倘由君之力，不劳战争，达国民之志愿，保民族之调和，清室亦得安乐，一举数善，推功让能，自有公论。文承各省推举，誓词具在，区区此心，天日鉴之，若以文为诱致之意，则误会矣。”孙中山先生这个电报的诚恳，简直是对袁指天誓日，只要袁能把清室推翻，他即以总统一席相让。袁世凯认为最重要的一点已得结果，所以剩下来便是对清皇室如何处置了。
本来，早在独立各省代表到汉口开会时，便已决定议和纲要四款：（一）废除清朝政府；（二）建立共和政体；（三）清帝优给岁费；（四）以人道主义待满人。所以对于清皇室的优待，是不成问题的。当袁对自己地位问题有了保障后，便就清皇帝和皇族优待条件寻求协议，有了这个优待条款，他便可以胁迫清室退位。
廿九、南京临时政府
辛亥年十一月初二日，孙中山先生由欧洲返国抵香港，胡汉民、廖仲恺由广州赶至香港迎候。胡对于当时的革命形势自有一套看法，因此主张孙中山先生不要北上，留粤主持一切。他的理由是：
“当前的革命形势，满清垮台已无问题，可是袁世凯则是革命最大阻力。袁的问题不仅是他本人为一奸雄，加上他还有北洋系的四镇兵力，这四镇兵力无疑的乃是当前最富战斗力的部队，所以袁的势力至少可以达到武汉，甚至湖南，而广东对北洋军来说，因为距离较远，鞭长莫及，自可埋首建立一支反袁的革命部队。目前姚雨平已组成劲旅，不过人数不多，若有半年时间，简练民军，全力扩充，则五六万精兵不难组成，以此和袁一拼，才有必胜把握。所以先生目前以留粤为上策，因为现在赴上海，必被拥为总统，这个总统没有能战的兵卒，一定受制于袁，对革命事业是无补的。”
胡的意见很正确，可是孙中山先生却更有卓见，孙先生说：
“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我们革命不是靠坚甲利兵，如果我们不能登高一呼，身入虎｜穴 ，那么人民所仰望于革命志士的是什么呢？我们如果能以和平收革命全功，则是开世界革命的先河，何必先在家乡练兵。目前的形势是急需要一个革命政府以资号召，如能建立一个政府，则满清必然倾覆，袁世凯也不可能抗拒。我们是革命同志，应该示人以诚，信任别人，不宜先预防他人不服，而一意谋以武力取天下。”
胡汉民、廖仲恺都被孙中山先生伟大抱负和开诚胸襟所感动，胡表示愿随孙先生北上。这时追随孙先生同赴上海的还有吴敬恒、马君武、张继等。十一月初六日，孙中山先生一行抵达吴淞，上海方面革命党人陈其美、黄兴、汪兆铭等均在码头欢迎，大家相见狂喜，竟至拥抱跳跃。
孙中山先生抵沪后下榻爱俪园。初七日召集最高干部会议，出席的有：黄兴、胡汉民、汪兆铭、陈其美、宋教仁、张静江，居正、马君武等，会商组织临时政府方案，一致公举孙中山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