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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禹锡的坚强在于数次遭贬而不屈，另一个长寿诗人罗隐（833…909）的坚强则在于十次落第而不弃。罗隐是晚唐著名诗人和散文家（尤其擅长小品文），自然而然有些自命清高，恃才傲物，不把那些庸官俗吏放在眼里，结果十次科考，次次不中。正当罗隐准备第十一次进京赴试时，他家乡最大的父母官钱塘节度使钱镠慕名请他出仕为官，他终于实现了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夙愿。其实，罗隐也曾颓废过，但他既使颓废，也是一种乐观的颓废，每一个中国人都熟知的“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就出自他的笔下。
白居易、刘禹锡和罗隐固然是长寿者，但他们并非最长寿的唐代诗人，因为还有两位诗人幸运地走入了耄耋之年的人生境界。
初唐著名诗人贺知章就是两位幸运者中的一个，他辞世时享年八十四岁，比亚圣孟子还长了一岁（民间说法中孟子活了八十四岁，但那是虚岁）。贺知章生性活泼，狂放不羁，自号“四明狂客”，从他的代表作《咏柳》和《回乡偶书》（其一）中读者分明能看到一个童心未泯的老顽童，而最能彰显他旷达狂放性格的则是“金龟换酒”的故事——李白初至京师，贺知章深感相见恨晚，称之为“谪仙”，并邀李白对酒共饮，但不巧这一天贺知章没带酒钱，于是便毫不犹豫地解下身上佩带的金龟（当时官员的佩饰物）换酒，与李白开怀畅饮，一醉方休。
白居易当年到长安赴试时，在开考之前曾经拜访过当时的一位著名诗人，这个人就是唐代诗人中最长寿的顾况。
顾况生于727年，逝于815年，是一位得享“米寿”（八十八岁为“米寿”）的老神仙，他的长寿应该和其风趣幽默的性格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一点白居易是深有感受的。白居易当时还没有诗名，他把自己的诗作《赋得古原草送别》送给顾况看时，顾况看到“白居易”三字，便和他开玩笑说：“长安物贵，居大不易！（长安城物价昂贵，在这儿住下很不容易。）”然而当他读到诗中“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一句时，不禁大为惊奇，拍案叫绝，马上改变语气，郑重地说：“有句如此，居亦何难！老夫前言戏之耳！（能写出如此好的诗句，居住在这里又有什么难的！我之前说的话只是开玩笑罢了！）”
像顾况这样既有涵养，又风趣的老先生，怎么可能不长寿呢？
第54章 “安史之乱”中的诗人们
公元755年，“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导致大唐帝国一蹶不振，致使无数百姓生离死别的“安史之乱”爆发，生活在这个时期的著名诗人们也不幸被卷入其中。
最先因叛乱而受到伤害的是有“七绝圣手”之称的王昌龄，而且他所受到的伤害也是最重的，因为这是致命的一击。
安禄山叛乱之后，王昌龄离开他在湘西的任所，往东北方向行进，没有人知道他意欲何往，但我们知道当他走到淮河边的濠州（今安徽凤阳）时被当地刺史闾丘晓（闾丘为姓，当代有著名记者闾丘露薇）不明不白地杀害了。“自作孽不可活”的闾丘晓不久因为贻误军机被宰相张稿活活打死，在执行军令前，闾丘晓苦苦请求饶命，说家里有父母要照顾，张镐一句话把他噎了回去：那王昌龄的双亲由谁来养老？
当年王昌龄贬官湘西时，李白正身居扬州，他得到消息后，为这位挚友写下了“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的名句。面临天下大乱的形势，王昌龄选择了北上，李白却决定南下避难，他先到了浙东的剡中地区（今浙江新昌一带），不久又西上庐山开始了隐居生活，“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就是在此时写出的。
安禄山叛军渡过黄河后，很快攻陷了东都洛阳，接着向西打到了名将哥舒翰镇守的潼关，著名边塞诗人高适此时正在他身边担任掌书记的职务。
756年，由于唐玄宗李隆基强令哥舒翰冒险出击，潼关失陷，叛军向长安杀来。李隆基带领子孙亲信仓皇离京奔蜀，不料行至马嵬驿（在今陕西兴平）时，军士哗变，宰相杨国忠被杀，杨贵妃被迫自缢。同时，太子李亨在灵武（今宁夏灵武）即位，取代父亲做了皇帝，这就是历史上的唐肃宗。
叛军进入长安之后，一批著名诗人的人生之路发生了重大的转折。
当初唐玄宗逃离长安时，将大批官员抛在了危在旦夕的都城。长安城破之后，这些官员在安禄山淫威暴行的恐吓下，被迫接受了所谓大燕国（安禄山自称大燕皇帝）的官职，成了不忠于大唐的贰臣，其中就包括田园诗人的代表人物王维、储光羲和另一位著名散文家兼诗人李华。
这时，另一位诗人，一个后来的大诗人，也到了长安，他是在士兵的押解下来的，他就是不幸的杜甫。
乱发之后，身为右卫率府兵曹参军（一个几乎不入品的小官）的杜甫先离京把妻儿家眷从奉先（今陕西蒲城）送到鄜州（今陕西富县）羌村安置下来，路上目睹百姓苦难的杜甫写出了千古名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而后，杜甫独自一人奔赴灵武去投奔正在那儿指挥平叛战争的肃宗皇帝，想为国家尽自己的一份微薄之力、一颗赤子之心，没想到半路上遇到了叛军，被押送到长安沦为了阶下囚。
田园诗人们被困在了长安城内，边塞诗人们正在长安之外的土地上为救国勤王而努力。潼关陷落后，哥舒翰被俘，高适侥幸脱身，报国心切的他和杜甫作出了同样的选择，奔赴行在（皇帝所在的地方）为国效命。高适的文学成就虽然不如杜甫，但命运却比杜甫幸运得多，他不但顺利抵达皇帝身边，而且他通达仕途的序幕也已在此时悄悄揭开。与高适并称“高岑”的另一位著名边塞诗人岑参这时正在从“平沙万里绝人烟”的西域大漠东归大唐本土勤王护驾的路上，他的回归为将来的一桩文坛盛事埋下了伏笔。
这一年还发生了这样一件大事——为了抑制北方的新皇帝李亨，不甘心放权的太上皇李隆基将第八子永王李璘封为四道节度都使，总管江南军事。意气风发、雄心勃勃的李璘引兵东巡，自长江中游的江陵顺水而下，宣称要从水路包抄安禄山叛军，他的出场给一位大诗人带来了机遇，但更带来了灾难。
为了扩大自己的影响，振奋军队的士气，李璘将隐居在庐山，身在江湖、心在庙堂的李白请了出来，李大诗人激｜情满怀，挥笔写下了十一首《永王东巡歌》，可惜，诗歌刚刚写完，唐肃宗李亨派来的军队就已把永王李璘打了个落花流水，一败涂地，因为有些迹象表明李璘打算割据江东自立为帝。
风光了没几天的李白现在大难临头了，以从逆之罪被关进了大牢。
李白在狱中时，曾向已位居淮南节度使的旧友高适写诗求救，然而，高适却回诗一首说你李白无权无兵，没有被救的价值，这就是一个文化大名人在另一个已经成为掌权者的文化人眼中的价值。
顺便说一下，高适能够就任淮南节度使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初他准确地给唐肃宗分析了江东的形势，断定了永王李璘必败的结局，所以，如果说永王东巡对于李白是一场噩梦，那么对于高适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只可惜这不是他最心仪的边塞卫国之战，而是皇室贵族之间的自我残杀。
李白在狱中度过了春节，时间已经进入了公元757年。
大唐统治阶层之间的兄弟相煎还未尘埃落定，叛军上层就上演了冷酷的父子相残——安禄山被他的儿子安庆绪杀掉了，唐军主将郭子仪等乘机收复了京都长安和东都洛阳，新皇帝李亨和老皇帝李隆基先后回到了壁断垣残、今非昔比的长安城。
早在收复长安之前，杜甫已经从叛军手中逃了出来，并且终于在凤翔见到了唐肃宗，只是肃宗皇帝对他不太感冒，只给了他一个左拾遗的职位。长安收复后，杜甫也随着皇帝回到了京城。
皇帝回来了，那些被迫从贼的臣子大难临头了，王维、储光羲、李华等人都被投入了深牢大狱，但是他们最终的结局却大不相同——王维幸运地得到皇帝的赦免，只是由给事中降为太子中允，因为他的弟弟王缙危难时刻一直陪在皇帝身边，立下了大功，而且愿意以自己的仕途为哥哥赎罪；李华被贬到南方的杭州去担任一个小官（后来又回到京城任职）；而储光羲则最为不幸，被贬官岭南的瘴疠之地，并且于“安史之乱”结束的那一年死在了那里。
大诗人李白这时也出狱了，等待他的是流放几千里之外荒蛮的夜郎，此时此刻，李白若想起当年写给王昌龄的那句诗——“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肯定会有深深的宿命之感。
此时，王维、杜甫、岑参三位著名诗人齐聚长安，一个偶然的机会三人共同演绎了一桩诗坛盛事，这就是文学史上的“早朝大明宫唱和”——中书舍人贾至（就是白居易《钱塘湖春行》中提到的“贾亭”的修建者）早朝时诗兴大发，写了一首《早朝大明宫呈两省僚友》。此诗一出，引起了诗人们的极大兴趣，他们纷纷写诗唱和，虽然这些富丽堂皇的诗都是歌颂大明宫上朝之情景，在艺术上没有多少独到之处，却为后人呈现了乱世诗坛愁容之中难得的一点喜色。
这个时期，待人至诚、情深意重的杜甫一直在关心怀念着远方的故人李白，他白天忆李白，夜里梦李白，为不幸蒙难的老朋友写下了一首首动人的诗篇，也许是杜甫的真情感动了上天，李白的命运不久出现了转机。
公元759年，郭子仪、李光弼等九大节度使因无统一指挥兵溃相州（今河南安阳），同时关中地区大旱，唐肃宗为安定民心大赦天下，宣布“天下现禁囚徒，死罪从流，流罪以下一切放免”。正在流放途中的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