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犀利说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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犀利说民国- 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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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永珊只得另想办法。

他首先买了一只大小、颜色、款式一模一样的皮箱,里面塞满了东西,提起来也是重得要命。

难道要掉包?

对。可是怎么掉包呢?

吴永珊提着假皮箱来到清政府驻横滨领事馆,找到一位任秘书的朋友,委托他以领事馆的名义写个担保信,将皮箱领回来暂存于领事馆,然后再悄悄地掉包。

秘书正准备写信,麻烦又来了。

添麻烦的是领事,他是个正直无私的外交官,决不允许以公谋私,决不能玷污自己和国家的声誉,一口回绝。

没办法了,吴永珊叫一位头脑灵活的小伙子去车站碰碰运气,见机行事。小伙子叫陈策,只有十八岁,是同盟会员。

陈策能顺利完成任务,他会是周丢海第二吗?

陈策还在苦思冥想,到底用什么好办法才能取回行李箱呢?

出发前,陈策特意打扮了一番,头发梳得倍直,西服穿得笔挺,皮鞋擦得铮亮。

到达车站时已是深夜,所有的行李都取走了。只剩下装满手枪的皮箱孤零零放在那儿,一位车站乘警专门看管。

陈策感慨:日本人真是负责,可我现在宁愿你马虎点,最好是马大哈。

战斗开始了,磨嘴皮的战斗。

陈策将相关托运车票和错拿的行李运牌号递上:“箱子是我朋友的,钥匙他带走了,我打不开。”

大家都会说的借口当然不能成为最有力的借口。乘警没有任何松口的表示。

到这份儿上了,急也不行。陈策神态安详,和颜悦色,但加重了语气:“做人要讲诚信,我决不能未经朋友允许,私自打开皮箱,请您务必通融一下。”说到这儿,陈策来了个日本式的深深鞠躬。

乘警看看陈策,小伙子仪表堂堂,穿着得体,谈吐不俗,不像是个歹人,脸色稍微好看了点。

陈策看在眼中,马上来了句“斯米马塞”(日语:不好意思,打扰了)。

夜很深了,乘警有点疲倦,打了个哈欠。

好机会,陈策边说边做了大胆的动作,一只手抓住了就在旁边的皮箱把手,看着乘警,乘警没有任何表示。陈策接着又挪动了一步,乘警依然没表示。那就提箱走人,陈策提着皮箱大踏步地离开了车站,边走边大声说:“阿里亚都,斯米马塞,沙扬娜拉!(日语:谢谢,对不起,再见!)”

陈策暗暗得意,看来那几句字正腔圆的日语起作用了。

任务完成了,军火回来了,革命有戏了。

吴永珊很高兴,问到底用了什么妙计。

陈策只回答了一个字:“磨。”

感谢吴永珊,让革命者从此不再赤手空拳,他后来改名吴玉章,是共产党五老之一。

感谢陈策,字正腔圆的日语彻底征服了日本人,这个小伙子后来成为一代海军名将。

所有的军火都安全地到了香港,但还有个更大的问题,怎么运到广州?

广州不是免税港口,盘查甚严。自从温生才刺杀那个看气球的孚琦后,已是风声鹤唳,严查一切攻击性武器。

考验同志的时刻又来了,不仅是胆量,还有脑细胞。

在战无不胜的黄老师思想指引下,他的兄弟们怀着必胜的信念和无比的勇气,继续披荆斩棘、乘风破浪。

黄老师再次出手了。

香港鹅颈桥,这一天热闹非凡。黄兴亲手点燃鞭炮大地红,锣鼓齐喧鸣,鞭炮震天响,在大家的恭喜发财声中,新店铺正式开张。

同志们奔走相告,黄老师下海经商了。这大哥一出手果然与众不同,店铺一开张就人气爆棚。

每天清晨,总有许多蓬头垢面、胡子拉碴的人,在大门口排着队。出来时都是容光焕发、神采奕奕。

他们是黄老师的小弟,报名参加革命的吗?

当然不是,黄老师从不这么高调。

店铺大门上贴着一张“敬告顾客”:

无论男女、不分年龄、不要学历、不管你暂住还是常住、不管你奉耶稣还是信孔子,只要你有着一头浓密并不飘逸的乌发,都可以光顾本店。

本店专门回收头发,免费理发;每天前十名额外招待午餐。

最后是一行醒目的广告语:从头开始、洗心革面,请来这里。

这么好的事情,这么好占的便宜,谁不愿尝试?店铺生意极为兴隆,大家纷纷顶着乱蓬蓬的头发光顾黄老师的店铺。

在广州,黄老师委托朋友开了个发饰加工厂。原材料、运输、加工,一条龙服务,这生意做得是风生水起。

每隔半个月,几十箱又脏又乱的头发运到了广州码头,检查员刚刚准备翻查。忽而一阵风乍起,头发如柳絮飞舞,落在检查员的头上、身上。

脏兮兮、臭烘烘的,还查什么,放行。

头发运到发饰加工厂,革命党同志们整天穿梭在黑发、白发、黄发堆里,头上、脸上、身上到处都是岁月的痕迹。

他们在寻找什么?财富?

是的,革命的财富:军火,军火就藏在头发里。

至于一些小宗的军火,那就充分运用女性的优势,扮作贵妇人,将手枪藏在手提包里;扮作孕妇,将手枪藏在腹部的衣服里;扮作漂泊在外的游子,军火藏在礼品盒里,大大方方地进入广州。

头发的故事再一次雄辩地证明,黄老师和他的革命团队的智慧是无穷的。他们总是善于从小事、琐事做起,想人之不能想、不敢想,活学活用、大胆创新、勇于变革,走出了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革命传奇之路。

枪有了,接下来就是人的问题了。

还是那句老话:敌人不会给我们找,我们自己可以找。

黄兴挑选了几百个敢死队员,主要来源于海外华侨、青年革命党人、当地一些农民。当时叫选锋,准备兵分十路,在广州城同时举事。

农民多未经过正式军事训练,短时间内突击训练。就地取材,在墙上挂个小竹篮,选锋队员们在三米开外,一个个手拿铜钱,看准目标投进去,投篮游戏。

当然不仅仅是投篮,而是以此练习投掷炸弹的准度。

最出色的投篮手是喻培伦,稳、准、狠,三分线内,命中率百分之百;三分线外命中率百分之九十八,百分之二的误差是喻培伦故意留一手,给大家点面子,自己永远是主角,游戏就不好玩了。

因为刺杀孚琦,广州城已是风声鹤唳,严查户口,驱逐一切可疑的单身汉。理由是有家有口的一般都是常住居民,谁愿意在家门口冒风险?

于是一幕动人的景象出现了。

大红喜字贴上去,欢欢喜喜进洞房。

红烛高烧,美人含羞,可是丈夫却悄悄地离开了洞房。不是丈夫有毛病,而是他们不能同居,因为一切都是在演戏。为了革命,许多男女革命党人扮作假夫妻。

当然,假戏也可以真做。革命成功后,他们却不愿分开了,成了真夫妻。

感情最忌造假,他们有真爱吗?

谁说没有?在炮火中穿梭,在铁血中牵手,别人是患难与共,他们是生死与共。如果这样都培养不了真感情,那这个世界还有真爱吗?

这是世上唯一的假戏真情!

枪有了,人有了,万事俱备,只欠黄老师刮起东风了。

黄兴在香港成立了起义统筹部,精心谋划,重拳出击,计划兵分十路,亲率八百名敢死队员,一举占领广州全城,要在这阳光明媚的春天里带领兄弟们唱响那最动人的歌谣。

黄兴和他的兄弟们准备好了。可是有人准备得更早,枪响了,是温生才刺杀孚琦的枪声。

枪响得太早,张鸣岐封锁沿海港口、码头,全城大搜捕。调重兵巡防营驻扎地势最高的观音山,扼广州咽喉。所有新军没收子弹、撞针、刺刀。

广州城气氛骤然紧张,这时又传来一个坏消息,从日本运来的最重要的一批武器被“周丢海”扔到了海里。一些海外的捐款和武器无法到达广州,在香港的敢死队员也进不了城。

怎么办?

是前进还是退缩,是谨慎还是冒险,是步步小心还是孤注一掷?

同志们都在等着答案,等着黄兴的最终决定。

黄兴面临着这一生最难做的一个抉择,义无反顾地向前?可此时在广州的敢死队员只有两百人不到,枪械也不是很充足。黄老师是个思维缜密的人,他的生死之交一个个离去,他不忍心看着革命的人才做无谓的牺牲。

退后?多年的准备、心血转瞬付诸东流,怎么向同志们交代?怎么面对死去的兄弟?怎么面对海外热情捐款的侨胞?黄兴的脑海中浮现出仗义相助的黄牧师、不能卖友的龙绂瑞、曹亚伯,还有那肝胆相照、义薄云天的马大帅。终于,他下定决心:

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我不去想未来是平坦还是泥泞。

革命党同志请黄兴留言,他大笔一挥:“丈夫不为情死,不为病死,当为国杀贼而死!”起义前一晚,黄兴给家人留下绝笔书:“身先士卒,努力杀贼!”

不过大伙儿一致决定有一个人不能去,他必须要留下来。

他就是喻培伦喻一手,留下喻培伦就是要给革命留一手,革命还指望着他制出赶超国际水平的炸弹呢。

喻培伦微微一笑,来到黄兴面前:“大哥,你去了,我还能留下吗?”

黄兴沉吟不决。

喻培伦急了:兄弟们,你们有谁扔炸弹比我更精、更准、更狠?

大家一时无言,说的也是,杀人少了喻培伦还真不行。

这一天终于到来了,农历三月廿九,下午五点半,黄兴{文!}和同{人!}志们{书!}臂缠{屋!}白毛巾,脚穿黑面胶鞋,手拿短枪,喻培伦胸前挂着筐子,装满炸弹,负责开道。一路冲向督署衙门,擒贼先擒王,先把张鸣岐放倒。

黄兴和他的兄弟们出发了,在街上、在桥下、在田野中,更要到总督衙门,唱着那热血的歌谣。

也许是现在,我悄然离去,请把我埋在,这春天里。

督署东西辕门驻有一连士兵,正在吃晚饭。突然子弹、炸弹一起飞,士兵们突遭袭击,措手不及,纷纷逃路。

张鸣岐急令关闭宅门,宅门在大堂、二堂之间,木制,外包薄洋锡,颇为坚固。黄兴下令火烧大堂暖阁,用重物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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