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教官又向傅索安介绍了三个当时在图书馆帮他的学员，那是三个姑娘，一个来自澳门，一个来自香港，另一个来自中国大陆。
她们在“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的学业已经结束，克格勃人事管理局可能还未为她们找到合适的“下家”，所以暂不分配，让暂留学校，学校便派她们来图书馆帮忙。现在，这三人都成了傅索安的部下。
次日，傅索安正式上任。她对图书馆采取的方针是不管，任其自由运转，自己每天在办公室里看书、饮茶、喝酒。这样过了两个多月，要看的书都翻得差不多了，傅索安陷入了无聊之中，这才想起要和那个来自中国大陆的姑娘谈谈。一谈之下，傅索安大喜，原来这个名叫胡国瑛的姑娘也是天津人，也是知识青年。傅索安很想立刻和她详细谈谈，但考虑到图书馆里肯定装着窃听器。于是抑制了这个强烈的念头，悄悄约对方晚上到自己寝室喝酒。
当天晚上，胡国瑛来到傅索安寝室。傅索安已经找出窃听器，拆下了电源接头，这样，在监听终端的录音带上留下的便是寂静无声，就像她平时一个人在寝室里闷头大睡一样。两人一边喝酒，一边畅快地聊了起来，傅索安从胡国瑛的叙述中，知晓了这个比她小三岁的同乡的有关情况——胡国瑛是68届初中毕业生，其父在1957年“大鸣大放”时被定为右派分子，解送劳改，期满后因已被原单位开除公职，只得留场就业。这种家庭出身导致胡国瑛只能夹着尾巴做人，在学校里一贯老老实实，“文化大革命”开始也不能参加红卫兵组织，缩在家里“逍遥”。到1969年春天，学校分配她去内蒙古巴扎地区插队落户，她虽有千般不愿，却也无可奈何，只得奉命前往。
胡国瑛插队的生产队，地处中苏边境线附近，距额尔古纳河只有十几公里。以她的性格，在农村自然表现得不错，劳动肯吃苦，也没有其他知青那种偷鸡摸狗等等的劣行，所以被社员们认为是个“那娃”，两年后当上了生产队的仓库保管员。保管员当了一年多，发生了一件大事：那是1972年4月初，生产队开始春播。队里的土地分布在四面八方，各个生产小组分包一个片，完成任务算工分。这样，有的小组为了多挣工分，常常早出晚收工。生产队为让各小组随时能领到种子、化肥，便安排胡国瑛住在仓库里。胡国瑛没日没夜忙碌了几天，弄得疲惫不堪。那天晚上，看看没人来领种子，她想弄点夜宵吃。仓库里有一个电炉，那是经生产队长特许的，让胡国瑛晚上取暖和烧夜宵。平时胡国瑛使用时特别留心，惟恐发生火灾。这天晚上也实在过于劳累了，烧着夜宵不知不觉就坐在一旁睡了过去。她睡得很熟，还做起了梦。忽然听得“劈劈啪啪”的声响，只觉得浑身燥热，睁眼一看，只见眼前已是火焰一片！
胡国瑛惊叫一声，一跃而起，抓起一把笤帚便冲起火处扑打，怎奈那火已燃烧成势，以一把笤帚对付真好比灯蛾扑火，哪里扑得灭，反倒弄得自己身上也冒起了火星。胡国瑛无奈之下，只得夺门而逃。等她在地下打了几个滚把身上的火弄熄时，那火已经穿顶了。
这仓库离村子有一公里左右，若是等她奔回村子唤来社员救火时，火神爷肯定已把整个仓库都没收了。胡国瑛考虑到这一点，便没有去做此徒劳无益之事，任凭仓库烧掉。那里面，有着口粮、饲料。
种子三万多斤，化肥、农药、农具折合人民币数千元，还有一座建筑物也值数干元，加在一起所损失的，对于一个知识青年来说，乃是一个天文数字。胡国瑛又想到自己的家庭出身，寻思此番的后果不只是“吃不了，兜着走”，而是兜也兜不了，只怕坐牢还算宽大的哩！一时间，她只觉得头脑里像打翻了一盆浆糊！迷糊昏沉，定定神，决定先离开现场再说。
黑夜中，胡国瑛不辨方向，乱走乱窜。不知走了多久，竟来到了额尔古纳河边。那天晚上，正好有几个苏联军人奉命潜来中国境内摸哨。中国边防军当然不是吃素的，那几个“老毛子”虑及自身安全，不敢下手，万般无奈，正准备无功而返，却撞见了急急如丧家之大、惶惶似漏网之鱼的胡国瑛，于是抓了再说。
就这样，胡国瑛到了苏联。自然，她不可能“坚贞不屈”像刘胡兰那样，而是哭哭啼啼地向苏联人交代了一切。以她这么一个知识青年所知晓的中国方面的情况，当然引不起苏联方面的兴趣、苏联人掌握的情况比她知晓的要多得多。但是，苏联边防军并没有杀死她或者遣返中国，而是移交克格勃在当地的分支机构，关进了看守所。当时，克格勃已经办起了“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自然要物色合适的学员人眩，胡国瑛的被关，正是出于这种考虑。
胡国瑛在看守所关了三个月，吃了不少苦头，这才被转往另一处条件稍好的关押点，一边劳动，一边接受审查。1972年11月，胡国瑛被送往“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开始接受特工活动训练。
傅索安去而复归时，她刚毕业。
傅索安也谈了自己叛逃来苏的情况，由于是初次交谈，她只简单谈了一些现象，未加以评论。但是，由于两人同是天津人，又同是知识青年，所以在情感上有一种近似于天生的亲奇#書*網收集整理和性。当晚分手时，她们议定，今后私下将以“姐妹”相称，胡国瑛唤傅索安“傅姐”，傅索安称胡国瑛“胡妹”。
此后，这对身处异国的异姓姐妹几乎天天相聚，胡国瑛很快就学会了喝烈性酒，两人的互相信任感不断增强，渐渐到了无话不说的程度。
1974年3月28日，傅索安早上起床后就感到肝区隐痛，她早饭也没吃，就去了图书馆。那时，原先两个香港、澳门姑娘已经被人事管理局分配出去了，只剩下胡国瑛一人跟着傅索安。学校当局已经认定傅索安在劫难逃，加上图书馆也算不上一个重要岗位。所以也不去管她。任凭她和胡国瑛在里面喝酒、唱歌，胡作非为。
傅索安到那里时，胡国瑛已经到了，正在打扫。胡国瑛见傅家安脸色不好，便关心地询问：“傅姐，您怎么啦？昨晚没睡好吗？”
傅索安说：“觉得肝区有些隐痛。”
胡国瑛听傅索安说过因患肝炎而住过医院，当下便有些惊慌，说：“要紧吗？我陪您去医院吧？让大夫给检查一下。”
傅索安摇头：“不碍事。你别打扫了，去弄瓶‘二锅头’来，咱俩今天什么事都不做，就喝酒！”
胡国瑛见她说得很泰然，也就放下心来，去学校的商店买来一瓶“二锅头”和几个罐头。两人关上大门，就在院子里晒着太阳喝酒聊天，之所以不在室内，是怕窃听器记录下她们的谈话内容。
傅索安喝了一会酒，抬头望望渐渐阴下去的天空，微微摇首：“太阳又被乌云遮住了！”一阵风吹来，她连打几个寒战。
胡国瑛见了，说：“傅姐，我们去屋里喝吧？”
“不！”傅索安摆摆手，“屋里去喝，我们还能无拘无束地说话吗？”
胡国瑛点点头，不再开口，端杯呷酒。她酒量没傅索安那样大，喝起来也没那么豪爽。傅索安喝空了杯里的酒，又倒了一杯，怔怔地望着酒里泛起的泡沫，像是自言自语地说：“这种连说话都吊着一颗心、提着一副胆的日子，真他妈的没有什么过头！”
胡国瑛被触动了心灵，长长地叹了一口气，眼圈有点红。
傅索安看着胡国瑛：“说实在的，如果我当初知道原是这么副样子，说什么也不往这边来了！”
胡国瑛喝着酒：“不逃过来又怎么办呢？要坐牢，也许还会被判死刑。”
“活人还能让尿憋死？他抓他的，咱跑咱的。中国这么大，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还怕没处逃？逃在江湖上，说什么过得也比在这里自由自在！”
胡国瑛发现傅索安说话的时候一直用手按着肝部，便说：“傅姐您怎么啦？肝还痛？吃点东西吧，您光顾喝酒，没吃一点菜啊！”
胡国瑛把午餐肉送到傅索安面前。
傅索安用筷子夹了一块，嚼了好一阵方才皱着眉头咽下去。
她觉得有些恶心，连忙喝一口酒想压住，但终于没达到目的，“哇”的一声呕吐了出来。几乎是同时，她感到肝脏像是被一只巨大的手狠命地捏了一下，痛得撕心裂肺，眼前一黑，身子一歪便从椅子上栽了下来。
傅索安被送往“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医院。这家医院规模不大，但各科俱有，设备齐全，并且有十几位资深医学教授。当时，医院方面还不知道傅索安是因为肝脏有病才被打发到“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来的，见送来了一位教官病人，自是重视，一面救治，一面往校部门电话报告。
布特卡校长接到医院报告，心里已经有数，但他当时不能直接说明，便让秘书通知医院：必须尽力救治。
医院很快就查明傅索安患了肝癌。布特卡校长闻讯后，立刻赶到医院。傅索安是“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医院成立以来收治的第一个癌症病人，医院相当重视。院长见校长赶来，便召集有关医生汇报病情。布特卡校长听了，先把傅索安去而复归的原因说了一遍，听得在场的医生面面相觑，但因是上级的指示，谁也不敢说长道短。布特卡接着问医生们准备怎样治傅索安的病，医生都是克格勃的人，深知厉害，不敢开腔，最后还是院长说了话。
“按照常规，这种患者应当马上用飞机送往莫斯科去治疗，尽管目前尚未掌握完全治愈这类癌症的手段，但莫斯科医院总比这里有把握。但是，现在既然上级有了指示，我们就让她留在这里治疗，直至她死去。”
接着讨论另一个问题：要不是要通知傅索安本人？大多数医生的意见是隐瞒不告，但布特卡校长却坚持要告诉傅索安本人，他说：“尽管这样也许会加快她的死亡，＇奇。书＇但我认为还是这样做会好些。
这样吧，由我亲自去通知她。”
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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