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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开始在俱乐部的后室里搞扑克赌博，房东收5％的利。他们给帕斯科县司法部门的一位官员付钱，请他保护。他们引诱那些搞小型的贵重赃物交易、从事毒品交易的地痞流氓。引诱进来的有几个人是干垃圾行业的，他们就提出个点子：成立一个“车夫协会”，这样会员就可以控制这一带，不准外人进来。
一些乱七八糟的党徒开始在这儿溜达，这些都是前芝加哥和前纽约的党徒。他们表示有和大人物的多种联络，可能通到特拉弗坎特。但是什么结果也没有。
坎特建议，我或许能把布拿诺家族的成员带进来，如同我们往日在密尔沃克所做的一样。我们说不定可以同特拉弗坎特打上交道。与佛罗里达老板联络的人员允许他们在这一带活动，他对于我们这儿的兴趣如同对布拿诺成员的兴趣一样。正如我们在密尔沃克一样，我们在这儿说不定也能与特拉弗坎特举行会谈。当然，坎特不能参与这样的行动，他无论如何要回避，因为他过去的那段历史已经成了他行动的障碍。
10月份的一天，联邦调查局总部突然传下来命令：要我撤回去，结束多尼·布拉斯柯的使命。调查局发现，密尔沃克的弗兰克·巴里斯特艾里已经知道，托尼·坎特是个特工，按照党徒的准则，他下一步就要把情况告诉纽约的布拿诺家族。他们眼看着就会把矛头对准我。
这个决定是总部的上层人士作出的，事先并没有同我商量。我要同他们讲清楚。我相信：我有足够的基础可以继续工作下去。
我乘飞机到了芝加哥，会见了迈克·鲍特肯杰克，他是“木材行动”的专案特工。我陈述了案情。
巴里斯特艾里显然没有把情况传到纽约那边。我们估计，即使他最终会传过去，会发生什么呢？
纽约方面获得情况以后，要干掉我，的确事先不一定有什么警告。但是，我认为这种情况不会发生。是我把坎特引了进来，这也是事实。但是我在引他进来时非常谨慎，只是在一定程度上为他作了担保。如果勒菲蒂问到我，我会说：“你看，我不是同你说过了，我和他10年前在一起干过一些事。我对他没有什么可挑剔的。要么他10年前就是特工——还是怎么的？当时我不知道，现在也并不知道多少。”勒菲蒂会相信我说的话。再说，他也感到左右为难。当时他为了使巴里斯特艾里相信坎特的可靠性，他亲自对巴里斯特艾里说：他了解坎特，坎特是他自己的朋友。还有，在“活跃气氛”那次宴会上，巴里斯特艾里曾经介绍过坎特，说坎特是来自巴尔的摩、他自己的朋友。
鲍特肯杰克同意我的看法，支持我的还有我一直最信任的老朋友朱利斯·波拿伏龙塔，他是纽约犯罪组织工程的协调员。不过，情况非常紧急，我们要抓紧工作，而且全靠电话交谈。我们说服了总部的吉米·耐尔森。他是“木材行动”的督学员，也是我早先在纽约工作的同事。
他们在总部的高层次人士中做工作。最后，大家都表示同意，允许我继续干多尼·布拉斯柯的工作。但是，华盛顿那里仍然顾虑重重。从那以后，人们不时地为我的安全担心，认为我应该要撤退。但是，他们一次又一次被说服：我应该隐蔽干工作，我会安然无恙，我们的情况越来越好。
我非常相信我做的对。但是从那以后，这一段插曲一直留在我的脑海里。每当家族里有人打电话要会见我的时候，我就犯了疑：是不是巴里斯特艾里终于把情况透露过来，我是不是到了末日。
我妻子和女儿乘飞机到了新泽西，要和亲戚们在一起度过圣诞节日。
圣诞前夕那一天，所有的党徒都四处活动，到各个交谊俱乐部去向别的党徒表示节日的祝贺。凡是你认识的人，你都同他喝一杯。我和勒菲蒂到了各个场所，包括沙沙贝拉旅店以及党徒出没的其他饭店。
圣诞前夕，我到了勒菲蒂的寓所，与他及露易斯一起吃了晚饭。桌上放了一棵圣诞树，我和勒菲蒂交换了礼物：他给我两件衬衫，我也给他两件衬衫。
大约在11点的时候，我回到了泽西市，“要见一见我的女朋友。”
圣诞节那天，我回到了小意大利区，和勒菲蒂一起度过节日。我们又一次到各个旅店、娱乐场所转转。下午4点左右，他回家了，我也回到了泽西市，和家里人一起度过了节日。
圣诞节的第二夭，我们全都回到了工作岗位，大家忙忙碌碌于自己的活。
勒菲蒂终于把儿子汤米改正过来，让他改掉了吸毒的恶习。他把汤米送到了夏威夷一家康复中心。接着，他给他在富尔顿鱼市场上搞到了一份工作。汤米和一个女人住在一起，还有了个孩子。
一天下午，我来到116号荷里得酒吧，勒菲蒂也在那里，满脸怒气。他告诉我，汤米的女朋友打电话对他说：汤米最近一直不回家，不给她钱买小孩子的食品及生活必需品。看样子，汤米可能又犯上了吸毒的毛病。
勒菲蒂气得没法说，因为汤米没有照顾孩子。
“多尼，他说好了要到这儿来，我好同他谈谈。可他还没来。我想叫你去找他，把他妈的狠狠揍一顿。然后，你再把他带到我这儿来。”
我不能揍他的儿子。因此，我采取拖延时间的办法。“出了什么问题？”
“妈的就那个问题，不是对你说了嘛。”
“嗯，可我是说，是毒品，是女人，还是什么？”
“多尼，给我把他找到，耍个计策，带他到我这儿来。”
幸好，汤米这时来到了酒吧，朝我们这边走。勒菲蒂破口大骂，数落他的恶习，不照顾孩子。汤米想解释，勒菲蒂不听，只想把他儿子骂出门。
从1979年秋天到1980年2月份这一段期间，我渐渐培养了勒菲蒂对第一流网球场的兴趣。我对他说，我在皮茨堡认识的一个朋友，来到了坦帕市一带，来势很凶。来了以后就开了一爿夜总会。他和任何人都没有联系，受到了一些不三不四的党徒的凌辱。我们可以乘机打入进去。勒菲蒂很感兴趣，叫我注意动向。与此同时，罗西对人们介绍我，说我是他在纽约的亲戚。
最后，我给勒菲蒂打电话，对他说：我认为，与这个家伙结伙可以得到很大的好处；眼下正是宣布进去的恰当时机，免得其他人乘虚而入。
“我们从他那里能弄多少钱，多尼？”勒菲蒂问我。“我们第一趟去至少要弄到5，000美元，因为我首先要征得孙尼的同意。如果他同意，我要给他2，500美元。另外2，500美元，我给你一份利。”
“好，我去落实。”
但是我对罗西说：“托尼，我们不能一下子就给他5，000美元，最多只能给他2，000美元。他会催要，但不用担心。”
我和罗西的关系，正如我同坎特在密尔沃克的关系一样。我是党徒的代表，他是地方商人，尽管他的作用还不像坎特那么“直接”。我要处理好勒菲蒂，或者纽约方面的其他老练党徒。
在3月份，勒菲蒂第一次来到了第一流网球俱乐部。我和罗西开车带他到坦帕市西边的塔彭斯普林斯市，市内有色彩丰富的希腊人居住区。
勒菲蒂说：“多尼，叫托尼对我说说情况。”
我叫罗西向他讲。他对勒菲蒂说到了俱乐部，赌牌室，以及不三不四的党徒出没的情况。他说，一个叫吉米·伊斯特的党徒，是卢克彻斯家族的副官，答应他在这一带搞赌博场。两个前纽约党徒，名叫约…约·弗塔佩里和吉米·阿瓜弗里达，给俱乐部帮了点忙，说他们和大人物有联系，正在设法成立垃圾工的垄断组织。
“我对那帮党徒很厌恶，”罗西说。“他们谈自己是纽约的党徒，可是什么也拿不上来。我想干些事——可能还要在奥兰多那边干，因为我在那边买通了一名地方检查官。可是，我不想让这些家伙缠着我，因为他们搞不出什么名堂。”
“还有没有人在俱乐部投资？”勒菲蒂问。
“全部都是我自己的钱。”
“没人合伙？”
“没有伙伴，就我自个儿。”
勒菲蒂说：“既然没有别人投资，你又没有伙伴，这就是说，我和你可以合伙。如果有什么人问你，你就说，我在俱乐部里投资了15，000美元。”
党徒之间的章法是：一旦某个党徒在俱乐部或是别的行业里投了资，他就是伙伴，别的党徒就不能挤进去，因为他要从别的党徒那里获利。因此，你和党徒合了伙，你就得到了保护，也就是说，你花钱买了“平安”。
我们回到了第一流网球俱乐部，坐在后面的罗西的圆桌旁。女招待员根本不知道那桌子旁坐着什么人，除非要她们进来。室后有落地窗，通向后面的网球场。罗西指了指阿瓜弗里达，他坐在酒吧里。
勒菲蒂说：“托尼，你去告诉他，叫他见一见你的要好朋友勒菲蒂，是纽约市的老练党徒。”
罗西把阿瓜弗里达带到桌旁，把他作了介绍。他看样子像个硬汉，可是坐在勒菲蒂的对面脸都变了色，显得很紧张。阿瓜弗里达说：他认识勒斯蒂·拉斯苔尼以及那一伙人中其他几个党徒，他正在搞一种“车夫协会”。
勒菲蒂说：“我在这儿要待几天，看看我这儿的老朋友托尼，我的伙伴。我刚刚给俱乐部投进了一些钱。这情况托尼可以告诉你。我不时地要到这儿来看一看，保证这里一切平安无事。在迈阿密——劳得戴尔这一带，我有16个弟兄，他们也会照管这儿。这里一旦出什么事，有人会和我在纽约联系。”
阿瓜弗里达毕恭毕敬点点头，回到了酒吧里。
约…约在门口值班。门上有窥孔，还有进门时按的门铃。勒菲蒂要罗西把约…约叫过来。
我最初几次到这儿时，就知道约…约很想对俱乐部尽快采取什么行动。我看得出来，他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