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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6年来，他也帮了我许多忙，”我说，“我可不想和他就你的事进行争执。我们不管干什么，我总是把自己的所得给他一份。我不想让他以为，我在欺骗他。”
“多尼，这一帮人的情况，你是知道的。我不在的时候，他们连我的私事也干涉。”
“我知道。”孙尼关进牢房的时候，他那一班人马疏远了他。他和妻子分开了，但是他还想负担4个孩子。据说他的钱交到了家族，没有偿还。
“这伙人不想打扰我了，”孙尼说。“他们害怕。可是当老板发话，叫他闭上嘴，不准他对我说三道四，他站了起来。现在我回来了，整个局面有了变化。现在我们有了权，这才把他要过来。”
“他很听从命令，这事儿也不能有两种选择。”
“可是你，什么话也别同他说。他妈的口袋里装着两种酒——你看，他正设法帮助你，但同时也在伤害你。你看，现在什么都是政治。5年前，我向你表示过敬意，我口袋里放着两把枪，谁要是骂我，我就对谁。可是今天不能那么干了。今天得坐下来，一步一步地干。”
“说得对，”我和罗西都这么说。
“今天你周围都是些年轻人，一个个都比狮子还壮实。而那些老家伙，搞了个七老八十的头儿。七八十岁的老头哪能和我的人相比，因为他那个时代不过20来年的经验，而我这个时代有50多年的经验。我们生活在现代，而不再是那种老黄历了。可就是这一点，他们偏偏不懂。”
“说得不错，”我们说。
“比如说，像牛仔裤，谁会认为是什么好东西？可是一个年轻人就想到牛仔裤，看到牛仔裤可以赚钱。那一帮老家伙一辈子也不会穿牛仔裤。他们的脑筋停滞了。我还告诉你们，那些蹲过牢房的人，我还得每个星期给他一百、两百的，他们一个子儿也挣不到。那些喷着雪茄、戴着戒指的这帮大人物把钱都吞下去了。如今的形势变了。”
“正是这样，”布比说。他目光转来转去，在打量着来往的一些行人。“那些金发碧眼的女人，有人和她们在一起，到这儿来是干什么的？”
我说：“我看，他们纯粹是走走转转的。”
罗西离开桌旁，出去了一会儿。孙尼对我讲了更多一些情况，因为他把罗西仍然视作外人。
我告诉孙尼：“我们的朋友，那个警察，给托尼介绍了一个伙计，此人有些捕鱼虾的船，他用这些船运可卡因和大麻。”
“是那位副官把这个伙计介绍给了你们，让他作联络人吗？”孙尼问。
“是这样。副官和这个伙计过去有一段时间在一起，保护他运大麻。那伙计什么都干。你明白，我们只是想见见他。我对托尼说：‘让这个伙计一个人讲，我们不想看上去迫不急待地想干这份买卖。我们只是让他讲，看他到底想干什么。’那伙计说，一两个月前，他来看过我们，他只想肯定一下，我们这些人是不是靠得住。”
“这事儿我不想同托尼谈，”孙尼说。“如果我们同这位伙计要干什么，由你安排。如果我们弄到一份，可以在暗中进行买卖。我们在这儿待7天。无论弄到什么钱，我们都交上去。对那个伙计说，大麻的事是好事，因为牵连的人不多。你看，我在奥兰多那里有一个车队来来往往。现在，我们所要干的就是对人要极大的信任。我只同你谈，因为你是好样的。你只向我谈。”
“对。”
“那边的一些混蛋没有用。你谁都不要跟他们讲。我和人谈话总是单独谈。我们就因为谈话还有两个其他的人，我们才被人抓住。现在的纪律非常严格。换句话说，谈话就像这样的方式，只有你和我，因为只有我们两个人，他们就不能咬住他，说他搞阴谋。有许多家伙，蹲了5到7年的牢。我们不能相信任何人。我们得隐蔽一点。我们越隐蔽，我们就越灵光。”
几天前，治安副官唐纳韦向罗西提出了赛狗场的事。他想知道罗西的人是否对此有兴趣。要收买某些政客。我把这事向孙尼提了出来：“那位警察告诉托尼，他的人带了钱，看看能否在州府塔拉哈西搞到执照。他想得到帮助，让这些事得到保护，这样别人就不好挤进去。”
“我们完全可以保护这个伙计。我们要让另一个家族参与，因为那个家族控制着那一带。”
“我正是这么看的，他就是要找这样的联系。”
“对，我来解决。同时我要和我的杀手们一道去。我们听听托尼的想法。”他向罗西招招手，要他回到桌子旁。“我们在谈论赛狗场的事。”
罗西点了点头，说：“他担保过，他弄了两个人在这儿投资，每个人投资100万。但是，他要求保护，所要的就是保护，这样好把这些事放在一起考虑。”
“他要什么样的帮助？要谁的保护？”
“他来找我，因为你知道，在这儿搞赛狗场，如果没有特拉弗坎特的允许是不可能办到的。这不可能直接要求到。我看出来这正是问题所在。你看，他以为我能为他活动。”
“啊，是这样，没问题。但是，把赛场这样的事放在一起考虑，谁行呀？我们要为这个想些办法。他究竟想要什么？”
“孙尼，我只是在听，不说是，也不说不是，什么都不说。现在3个赛狗场，每个场子开业4个月，因此，他们互相联合在一起。你现在又提出搞个场子，如果没有人出来控制一下全局，他们肯定会和另外那3个赛场有纠纷。所以他实际想的东西就是要有许可证。”
我说：“要么有个人能与坦帕的人坐在一起。”
“下次我见到坦帕的人，我来向他说明情况，看他怎么说。如果他说：‘好啊，你们干吧。’那你们就干，谁也不会找你们麻烦。不过，要是他说：‘注意，我已经有了3个场子，还要第4个干什么？’那就吹了，因为你要对他表示尊重。我们给那个副官400块钱，他可高兴？”
“啊，高兴，”罗西说。“我一直都在给他钱——200块、300块地给。”
“我指的是那一个晚上。”
“拉斯维加斯之夜？啊，他高兴。”
“我们要对他说，在几个星期以内，我们要搞另外一个场子。我要把我的弟兄们带来，两个弟兄管双骰子赌台。这么干，可能我们这一次真能弄大钱。”
家里打来了一个又一个的电话，表示不满。“你什么时候回家？你为什么不回家？”
我总要同女儿们一个一个地谈话，问问学校的情况，她们是不是养肥了马——她们养了3匹马，放在路边的牲口棚里。她们关心的主要是我什么时候回家。我妻子总是说：“乔，你干些什么事儿，给我说一点吧。说一说你在什么地方，讲一讲你干些什么事，我知道了心里也舒服些。别让我心烦意乱了。”
我总要给她讲一些情况。如果孩子们为我担心，我就说：“没什么可担心的。那帮家伙蠢得要命，连纸袋子包住他们，他们都不知道怎么出来。”
开支问题，家里的事，孩子的事，这些问题我样样都无能为力。这里的事儿太多，佛罗里达那里来来往往的人不停，弄得我7个星期都没能回家。
我大女儿毕业了，我回了家，那是在6月份的第一个周末。我是个陌生人。一个月前，我妻子刈草时踝部跌伤了，缝了6针。这事儿她没有提过。我的女儿们染上了一些不好的习惯——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习气，只是令人沮丧，因为我不在家，没能及时处理。有一次我独自一人，用拳头把卧房门敲得咚咚响。
我妻子为我女儿毕业搞了一次很像样的便餐宴会。我母亲在，她母亲也在。我感到很不自在，连话也不怎么说。我像是和家里人隔了多少年一样。
后来我妻子说：“今天是你女儿的毕业的日子，你把别的暂时就抛开吧，要高兴一点，别那么一副面孔。”
由于孙尼和勒菲蒂要到佛罗里达那儿去，所以我还得返回那里。他们已经安排好了要和特拉弗坎特会谈。我在家里待了3天。我妻子说：“你情绪一直很坏。”她没有问是什么原因，要是真问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6月3日，星期二早上，她送我到了机场。这天是我们结婚19周年纪念日。
我到了坦帕以后，我打电话回家，对于我在家时表现的不好情绪表示了歉意。
孙尼带着女朋友朱迪和勒菲蒂一道赶来，在塔希提汽车饭店登了记。孙尼要等电话，听特拉弗坎特安排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会见。我们在游泳池一带溜达。
第二天他接到了电话，要他在当天晚上8点会见特拉弗坎特。他要我在6点45分去接他。他说：“我想去早一点，对那个地方熟悉一下，看看有什么异常没有，有没有警察。”
布拿诺家族的最高副官要和佛罗里达的最大老板相见，联邦调查局派出了一个监视组。
我用的是罗西的车，因为那车的车箱里装了拿格拉录音机。我让孙尼上了车。勒菲蒂没有跟他去。
“我们到巴巴斯去，”他说，意思是指塔彭斯普林斯那里的饭店。“他连名称都不提。他没有必要提。他只是说：‘今晚我想吃点希腊味。’我就说：‘我知道你说的地方了。’”
大约在7点15分，我们到达了饭店。我们待在酒吧里，喝点饮料。孙尼漫不经心地仔细打量周围。
“这位伙计怎么认识你的？”我问。
“上周我在纽约见到了他。我一直在设法解决这件事。他在那里。史蒂夫多年前就认识了他。史蒂夫把我介绍给了他。”
大约7点30分，孙尼说：“好吧，多尼，你可以走了，回到俱乐部去。到要车的时候我给你打电话。”
我出了门，经过停车场，正好特拉弗坎特和另外一个人经过那里，他们正往饭店那儿走。特拉弗坎特是个文质彬彬的老先生样子，略有点驼，面孔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