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过去。”后来，我就去找局长，局长也叫我先回去，说是他回头给站长打电话。
我说，俺们回不去，老百姓拈着半截砖，在村头拦着，抗不了旱，老百姓只打我。一会儿想上县委去一下，看看这事咋个办。局长一听急了，拿起电话就骂杨书敏，不管啥原因，先把电通上。局长说：“你走的时候，也给站长说个感谢话。”感谢谁，那是他应尽的职责，感谢他干啥？我还没走到家里就听说，杨书敏在院子里气得乱蹦！
家里的事就不说了，这清官难断家务事，我这支书干一辈子，家都没管好，你说窝囊不窝囊？
如果你出生在农村，又生长在农村，你会发现，在那些看似朴素、愚钝、木讷的脑袋中，常常蕴藏着惊人的幽默感。在大槐树下的午饭饭场中，在茶馆闲聚的喝茶者中，甚至在下地干活打招呼的过程中，幽默、智慧无所不在。那不时发出的爽朗的、略带狡猾的、会意的笑声在乡村的上空回响，为沉默的村庄增添着一份生机和活力。
清道哥一口气说了三个多小时，谈起自己编的顺口溜，他十分兴奋。他把自己对乡村生活、乡村政治的理解几乎以艺术的方式呈现出来，嬉笑怒骂，随意成篇。以这种民间方式表达对政治、政府的看法，幽默、诙谐，又暗含着抗争，并且更有力量。但是，在涉及到具体人时，如现任支书、村长的情况时，做村会计的堂叔总是会及时打断我们的谈话。房间另一处的牌场已经支好，另外一个好像长期跟着会计的人早已候在那里。我们谈话的时候，他在外面忙来忙去，干一些杂活。这是非常常见的乡村场景，在支书、村长、会计的家里，总是有这样的人在帮忙。
清道哥站起来，伸了伸腰，看看牌桌，摩拳擦掌，喝几口浓茶，又上了趟厕所，作好一切准备。父亲已经一声声地催，在我们说话的时候，他小睡了一会儿，此时也是精神百倍。我知道，这一战至少要到晚上。
那一夜，父亲打牌打到了夜里十二点，哥哥去叫了几次他才回来。父亲的身体已经不允许他这样熬夜了，但是他的牌瘾很大，一坐到牌桌前就不想起来。但是，如果与清道哥相比，那就不值得一提。父亲说清道哥是“常输将军”，所有人都知道他喜欢打牌，还常输，于是有人设局骗他。可是清道哥却仍然照去不误，照输不误。
父亲给我讲了一个笑话。说是前段时间清道哥在家里和老婆吵架，又和三儿媳的娘家人拌了几句嘴，清道哥提着鸡蛋自己上街，消失了好几天，电话也打不通，他老婆把所有他可能去的地方都找了，就是找不到。跑来找父亲，怕他想不开，万一自杀了怎么办。父亲一听哈哈大笑，说不会，道娃儿要是想不开，这日子就没人能想开。第四天，清道哥施施然地出现了，原来他到另外一家打牌去了，前两天赢了，后两天输个精光，还欠下一些债。清道哥在一旁听说他老婆找他，指着他那长辫子的老婆嚷道：“我就是去卖个鸡蛋，你到处糟蹋我名声。”
＇1＇ 吵得像鳖血：形容吵得很凶。
＇2＇ 胡球：随意，瞎编，一种语气修饰词。
＇3＇ 对劲儿：好，交情深。
＇4＇ 像个小张：忙得不可开交的样子。
＇5＇ 靠得：捉弄、戏弄之意。有脏话意味，但在乡村属于戏谑。
＇6＇ 靠瘫：完蛋了。
＇7＇ 生门儿：想坏点子。
＇8＇ 是这：这样吧。
第六章 被围困的乡村政治
引言
统计资料显示：2000年，抽样调查17个村9181户39104人，调查结果显示：农民从集体统一经营中得到的收入26。89万元，人均393。7元；家庭经营收入148。21万元，人均2170元；财产性收入3848元，人均总收入2607。55元，人均纯收入1989。39元，人均现金收入1495。54元。至2006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3647元。
——《穰县县志·收入》
梁光正：我没当过官，“政治”却处处找我的麻烦
清晨六点左右的时候，父亲就已经起床了，在院子里走来走去，大声唱着戏文，“胡凤莲，站舟船，表家言，悲哀悲叹，叫一声，田公子，你细听俺言——”间或伴随着“咔咔”的吐痰声。清晨亮嗓，这是父亲几十年来的老习惯。这是一段悲哀的戏词，曲调比较慢，如泣如诉，婉转悠扬，被父亲反复吟唱了几十年，我们姊妹几个也烂熟于心，“俺家住在河岸边，母生下多男并多女，所生俺一女名叫凤菊，早不幸，老母亲把命丧，撇下了俺父女，以打鱼度过荒年。清晨起，老父亲到大街把鱼来卖，碰到卢公子买鱼不给俺钱，我的父一听心中不愿，卢公子赛虎拳，将我父两腿打断，然后间又重打四十皮鞭，我的父一股气儿未上来命丧黄泉……”
父亲一生热爱唱戏，他曾得意地说，在他的少年时代，因为嗓子好，扮相好，他差点被一个戏班子带走，还是因为爷爷坚决反对，才没有走成。在我年少的时候，寒冷的夜晚，吃过晚饭，一家人早早地躺下，在一盏昏黄的油灯下，父亲躺在母亲的脚头，抱着母亲冰凉的脚，给她焐暖。我们姊妹躺在另外一张大床上，盖着破烂单薄的被子，相互挤在一起取暖。这时候，父亲开始悠悠唱起：“胡凤莲，站舟船——”窗外清冷的月光照进来，悲哀与温暖也一同流到心里。这一场景成为我心灵永远的底色：凄凉、悲伤，但又有难以言传的温暖。
我的父亲，一个浪漫的农民，一生多情，母亲瘫痪八年，父亲始终不离不弃，无微不至地照顾她，常年背着母亲到处看病。我们兄弟姊妹六个，从小没有挨过打，更重要的是，无论家境如何艰难，父亲都坚持让我们上学。在方圆几十里的村庄里，父亲有着良好的口碑。
吃过早饭，在父亲一连声的催促中，我们又开始了谈话。一个月下来，他对我的访谈产生了巨大的兴趣，不断指点我该去和谁谈话，和谁聊天，并追问我最终的思考方向。我让他谈谈他的政治斗争史，那也是一部村庄的政治斗争史。
你说政治是啥。我这一生，没有当过官，“政治”却处处找到我。
1966年腊月，农村开始“文化大革命”，老老少少都是红卫兵，打走资派。生产队里的干部、大队部里的人都是走资派。干部吃喝风，也想起来把他们收拾收拾。官谁不想当一下，是不是？村里都说我行，就选我当“红卫兵组长”，后来是大队“文革委员”。村里有事，我也去斗人，斗保管梁光明，但我斗的都是实事，梁光明恁坏，早该斗斗他，打人，还贪污粮食。那时候，会计梁兴建急得给我磕头。为啥事？写小红旗写反了，“毛主席”三个字写成倒的了，实际他是无意，人们说他是反对毛泽东。我还在床上睡着，他到家就给我下跪，说是让我饶了他。1967年7月，“文革委员”被“新文革”推翻了，村里又成立了一个新组织，说我是保皇派，保那些干部，开始批斗我。全都是胡整。
我这才到县城建筑公司找你舅，让他帮我找个事儿干干。建筑公司几个年轻人成立了一个“七一兵团”，整老工人。老工人发现我坚持正义，就与我商量，成立了“八一兵团”，隶属于“摧资总部”。我是“八一兵团”一号，主要领导大家干革命。还有一个叫“八一八兵团”的，和我们对立。双方都打瞎枪，没有死过人。后来“八一八兵团”胜利，我又算站错队了，被打倒，又被“七一兵团”斗。我就跑了。后来那些人把我的材料送到乡政府，要给我判刑。所以我后来才反复逃跑。
1968年“二月黑风”后，与你五舅一块儿到湖北打棉花被套。6月份回来，又到建筑公司跟别人到另外一个地方盖仓库，算是潜逃在外。在这期间，无意间碰到一个村里人，我好吃好喝招待他一顿，让他回家别说碰见我，结果他回去就给“革命委员会”说了。当时，梁兴隆是兵营营长，马上派人来抓我。我都来不及跑，被捆住往回押。你外婆家是回梁庄的必经要道，当时刚好是7月，走到场里，人们看见我，对押我的人说，来喝个茶。趁这期间，他们赶紧把我藏到你外婆家里，他们找不着，给你外婆村的大队支书说，这里逃跑个反革命分子，大队支书也不管。你外婆村里人说，别再找了，再找就打死你们这些鳖娃儿。
我这算藏了起来，白天不敢回家，钻到烟地里，有时候坐在离村庄很远的树荫下，有时候跑到亲戚家。正是夏天，那热得是没处钻，特别是烟地，七八月间烟长得正旺，都是半人高，把地盖得严严的，不透一丝风。早晨还凉快点儿，一到下午两三点，那真叫热呀。我晚上偷偷回去。春生看见了，报告到大队部。梁兴隆马上组织人去抓我，把王家路口、去菜园的路都堵住，这都是逃跑的必经之路。我从韩家到北岗的那条路跑了。我才跑到公路上，就看见七八个红卫兵，他们在那里候着我呢。这下跑不掉了。
1968年的七月初三又被逮回家，那年闰七月。这我记得可清，一辈子都忘不了。梁兴隆们说，明天下午到晚上在学校操场上开批斗会，向主席汇报，说清问题。怕我跑，周围都布置有人，看着我。为啥下午开会，实际上是想等到黑，好打你。这你大姐都记得清清楚楚。把我绑到会场上，各个生产队的积极分子、骨干分子都坐得满满的。“二球”＇1＇们坐在前头，梁兴隆坐在外边指挥，你原叔＇2＇后来跟我说，梁兴隆跟他们说打死你也不要紧。几项罪名：一是抢军火库；二是骂毛主席；三是支持刘少奇，都是叫人死的罪名。叫我跪，我坚决不跪。看形势不对，我就说，我实属人间败类，请上级处理。实际错误我一点都不承认。李学平跟咱们还是亲戚，拿着语录本打我，把我头打流血了，浑身乌青。打的人都是积极分子，后来乱了，都打，也看不见是谁。我身上的小布衫撕得一条条，被血染红了。回去的路上，远远有人跟着，走到岔口那儿，看见你妈在那儿等我，看我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