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草地上的血污消退得不见痕迹，我的噩梦仍会继续。但我总是去看。我去看，是为了那只动物眼里无可奈何的神色。荒唐的是，我竟然想像它能理解。我想像它知道，那迫在眉睫的厄运，是为了某个崇高的目的……
我停止了观看，转身离开那条小巷。有种温热的东西从我手腕流淌下来。我眨眨眼，看见自己依旧咬着拳头，咬得很紧，从指节间渗出血来。我意识到还有别的东西。我在流泪。就从刚才那个屋角，传来阿塞夫仓促而有节奏的呻吟。
我仍有最后的机会可以作决定，一个决定我将成为何等人物的最后机会。我可以冲进小巷，为哈桑挺身而出——就像他过去无数次为我挺身而出那样——接受一切可能发生在我身上的后果。或者我可以跑开。
结果，我跑开了。
我逃跑，因为我是懦夫。我害怕阿塞夫，害怕他折磨我。我害怕受到伤害。我转身离开小巷、离开哈桑的时候，心里这样对自己说。我试图让自己这么认为。说真的，我宁愿相信自己是出于软弱，因为另外的答案，我逃跑的真正原因，是觉得阿塞夫说得对：这个世界没有什么是免费的。为了赢回爸爸，也许哈桑只是必须付出的代价，是我必须宰割的羔羊。这是个公平的代价吗？我还来不及抑止，答案就从意识中冒出来：他只是个哈扎拉人，不是吗？
我沿着来路跑回去，回到那个空无一人的市场。我跌撞上一家小店铺，斜倚着那紧闭的推门。我站在那儿，气喘吁吁，汗水直流，希望事情并没有变成这个样子。
约莫隔了十五分钟，我听到人声，还有脚步声。我躲在那家小店，望着阿塞夫和那两个人走过，笑声飘过空荡荡的过道。我强迫自己再等十分钟。然后我走回到那条和冰封的小溪平行、满是车痕的小巷。我在昏暗的光芒中眯起眼睛，看见哈桑慢慢朝我走来。在河边一棵光秃秃的桦树下，我和他相遇。
他手里拿着那只蓝风筝，那是我第一眼看到的东西。时至今日，我无法扯谎说自己当时没有查看风筝是否有什么裂痕。他的长袍前方沾满泥土，衬衣领子下面开裂。他站着，双腿摇摇晃晃，似乎随时都会倒下。接着他站稳了，把风筝递给我。
“你到哪里去了？我在找你。”我艰难地说，仿佛在吞嚼一块石头。
哈桑伸手用衣袖擦擦脸，抹去眼泪和鼻涕。我等待他开口，但我们只是静静地站在那儿，在消逝的天光中。我很感谢夜幕降临，遮住了哈桑的脸，也掩盖了我的面庞。我很高兴我不用看着他的眼睛。他知道我知道吗？如果他知道，我能从他眼里看到什么呢？埋怨？耻辱？或者，愿真主制止，我最怕看到的：真诚的奉献。所有这些里，那是我最不愿看到的。
他开始说些什么，但他有点哽咽。他闭上嘴巴，张开，又闭上，往后退了一步，擦擦他的脸。就在当时，我几乎就要和哈桑谈论起在小巷里头发生的事情来。我原以为他会痛哭流涕，但，谢天谢地，他没有，而我假装没有听到他喉咙的哽咽。就像我假装没有看到他裤子后面深色的污渍一样。也假装没有看到从他双腿之间滴下的血滴，它们滴下来，将雪地染成黑色。
“老爷会担心的。”他就说了这么一句。他转过头，蹒跚着走开。
事情就如我想像的那样。我打开门，走进那烟雾缭绕的书房。爸爸和拉辛汗在喝茶，听着收音机传出的噼里啪啦的新闻。他们转过头，接着爸爸嘴角亮起一丝笑容，他张开双手，我把脸埋在他温暖的胸膛上，哭起来。爸爸紧紧抱着我，不断抚摸着我的后背。在他怀里，我忘了自己的所作所为。那感觉真好。
【注释】
（1）Ahmad Zahir（1946～1979），阿富汗歌星。
（2）Eid…e…Qorban，伊斯兰教重要节日，也称古尔邦节。
☆‘文‘☆；
☆‘人‘☆；
☆‘书‘☆；
☆‘屋‘☆；
☆‘小‘☆；
☆‘说‘☆；
☆‘下‘☆；
☆‘载‘☆；
☆‘网‘☆；
第八章
有一个星期，我几乎没有看见哈桑。我起床，发现面包已经烤好，茶已经泡好，还有个水煮蛋，统统放在厨房的桌子上。我当天要穿的衣服已经熨好叠好，摆在门廊的藤椅上，过去哈桑就在那儿熨衣服。他总是等我坐下来吃早餐才熨——这样我们就有机会谈谈心了。过去他还唱歌，在熨斗的嘶嘶声中，哼着那些古老的哈扎拉民谣，歌唱那郁金香盛开的原野。现在迎接我的，只有叠好的衣服，此外，还有那顿我已经吃不下去的早餐。
某个阴天的早晨，我正在拨弄着餐盘里的水煮蛋。阿里背着一捆劈好的柴走进来，我问他哈桑到哪里去了。
“他回去睡觉了。”阿里说，他在火炉前跪低，拉开那个小方门。
“哈桑今天会陪我玩吗？”
阿里怔了怔，手里拿着一根木头，脸上掠过一丝担忧。“迟些吧，看起来他只想睡觉。他把活干完——我看着他做完——可是之后他就只愿意裹在毛毯下面了。我能问你一些事情吗？”
“你问吧。”
“风筝比赛过后，他回家的时候有点流血，衬衣也破了。我问他发生什么事情了，他说没事，只是在争风筝的时候跟几个小孩发生了冲突。”
我什么也没说，只是继续在盘子里拨弄着那个鸡蛋。
“他到底怎么了，阿米尔少爷？他对我隐瞒了什么吗？”
我耸耸肩：“我哪里知道？”
“你会告诉我的，对吗？安拉保佑，如果你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你会告诉我吗？”
“就像我说的，我哪里知道他出了什么问题？”我不耐烦地说，“也许他生病了。人们总是会生病的，阿里。看吧，你想冻死我呢，还是准备给炉子点火？”
当天夜里，我问爸爸可不可以在星期五带我去贾拉拉巴德（1）。他坐在办公桌后面的皮转椅上，看着报纸。他把报纸放下，摘下那副我很讨厌的老花镜。爸爸又不老，一点都不老，还有好多年可以活，可是他干吗要戴那副愚蠢的眼镜啊？
“当然可以！”他说。最近，爸爸对我有求必应。不止这些，两个晚上之前，他还问我要不要去亚雅纳电影院看查尔顿·赫斯顿主演的《万世英雄》。“你想让哈桑跟着去贾拉拉巴德吗？”
为什么爸爸总是如此扫兴呢？“他不舒服。”我说。
“真的？”爸爸仍坐在椅子上，“他怎么啦？”
我耸耸肩，在火炉边的沙发坐下来。“他可能感冒了或者什么吧。阿里说他每天总是在睡觉。”
“这几天我很少见到哈桑。”爸爸说，“仅仅是这样吗？感冒？”看到他双眉紧蹙，忧虑溢于言表，我十分不满。
“只是感冒而已啦，我们星期五去，是吗，爸爸？”
“是，是，”爸爸说，推着书桌站起来，“哈桑不能去，太糟糕了。我想他要是能去，你会更加开心的。”
“好吧，我们两个也可以很开心啊。”我说。
爸爸笑着，眨眨眼，“穿暖和些。”
本来就应该只有我们两个——我就希望这样——但星期三那夜，爸爸设法邀请了另外二十来个人。他打电话给他堂弟霍玛勇——实际上他是爸爸第二个堂弟——说星期五会到贾拉拉巴德去。霍玛勇曾在法国进修机械工程，如今在贾拉拉巴德有座房子，他说欢迎大家都去，他会带上他的孩子和两个老婆。还有，雪菲嘉表姐和家人从赫拉特到访，目前还在，或许她也想一起去。而这次雪菲嘉来喀布尔住在表哥纳德家，所以也得邀请他们一家，虽然霍玛勇跟纳德向来不和。倘使邀请了纳德，自然也得请他的哥哥法拉克，要不就伤害到他的感情了，并且下个月他们的女儿结婚，可能会因此不邀请霍玛勇……
我们坐满了三辆旅行车。我跟爸爸、拉辛汗、霍玛勇“卡卡”搭一辆车——小时候爸爸教我管男性长辈叫“卡卡”，也就是叔叔伯伯，管女性长辈叫“卡哈拉”，也就是姑姑阿姨。霍玛勇叔叔的两个老婆也跟我们一起——较老那个满脸皱纹，手上长着肉瘤；较年轻那个则浑身散发着香水的味道，跳舞的时候老闭着眼睛——还有霍玛勇叔叔那对双胞胎女儿。我坐在最后一排，晕车并且头昏眼花，被那对双胞胎夹在中间，她们不停地越过我的膝盖，相互拍打。通往贾拉拉巴德的是条盘旋的山路，要两个小时的颠簸才能走完，车每次急转都会让我的胃翻江倒海。车里每个人都在说话，同时大声说话，近乎叫喊，这是阿富汗人交谈的方式。我问了双胞胎中的一个——法茜拉或者卡丽玛，我总是分不清她们谁是谁——问她愿不愿意让我换到窗边的位置去，因为我晕车，需要呼吸一点新鲜空气。她伸了伸舌头，说不。我告诉她无所谓，不过我也许会呕吐，弄脏她的新衣服。隔了一会儿，我把头伸出车窗外面。我看见路面坑坑洼洼，高低起伏，盘旋着消失在山那边；数着从我们车边经过的货车，它们五颜六色，载满喧哗的乘客，蹒跚前进。我试图合上双眼，让风扑打我的脸颊；我张开嘴巴，大口大口吸着干净的空气，但仍没有觉得好一些。有人用手指戳了我一下，是法茜拉或者卡丽玛。
“干吗？”我说。
“我刚把风筝比赛的事情跟大家说了！”爸爸坐在驾驶座上说。霍玛勇叔叔和他两个老婆坐在中间那排，朝我微笑。
“那天天上一定有一百只风筝吧？”爸爸说，“对吗，阿米尔？”
“我想应该有的。”我喃喃说。
“一百只风筝，亲爱的霍玛勇，不是吹牛。那天最后一只还在天上飞的风筝，是阿米尔放的。他还得到最后那只风筝，把它带回家，一只漂亮的蓝风筝。哈桑和阿米尔一起追回来的。”
“恭喜恭喜。”霍玛勇叔叔说。他的第一个老婆，手上生瘤那个，拍起掌来：“哇，哇，亲爱的阿米尔，我们都为你感到骄傲！”年轻的老婆也加入了，然后他们全都鼓掌，欢喜赞叹，告诉我他们有多么以我为荣。只有拉辛汗，坐在副驾驶的位子上，紧邻着爸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