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荆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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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荆轲- 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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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很多人的集合,也是他独特的一个人;这个人物既能让读者想到他人,想到社会,也能想到自己,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志;第三,出色的语言。文学艺术是玩语言的,如果一个作家的语言很别扭,疙疙瘩瘩的,那么他的作品也成不了好作品。所以好的作品是完美的综合体。

问:您如何看待当下中国作家群落创作能力普遍不如从前的现状?您认为作家应以怎样的态度来写作?

答:我们确实怀念我们自己的八十年代,我们敬仰18世纪、19世纪的大师。可是再过50年,也许人们也会怀念当下,怀念目前这个时代。鲁迅在当年有很多人骂他,张爱玲甚至没有人瞧得起她,沈从文是几十年之后才被发现的。所以作家在写作的时候,不要考虑千古流芳,不要考虑洛阳纸贵,就做一次最完美的呈现,作品出来后,接受与否,随其自然。

问:那您对当下文学创作的生态有何看法?

答:这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只要无害就可以存在。对我而言,我的读者始终就是这样一个群体,我该怎么写,还是怎么写。不会因为环境而改变自己最基本的想法,当然每个作家也有自己的局限性。

问:您的局限性在哪里?

答:我的局限性就在于我的生活经验。我熟悉农村,我熟悉80年代、90年代,对城市相对陌生,对80后、90后年轻人的精神世界相对陌生。

问:您对这种陌生有感触吗?

答:感触很强。我回乡下看20多岁的年轻人和我们当年完全不一样,追求有着天壤之别。我以我的经验推度50年代,70年代的人,还不至于产生太大的误差,如果还以当年的想法来推度这一代人,肯定错位了,这就需要新一代的作家来写他们的生活。

问:您对现在新一代年轻的作家有什么看法?

答:这一代作家自我的体验丰富细腻,但社会视角狭窄、历史感淡漠。我接受、理解这代人。因为回想我们当年写作的时候,当时文坛的老一代作家对我们也有看法,有这样那样的忧虑,一转眼我们也变成了那个年龄段的人,所以我们对现在的年轻作家应该宽容理解。

问:您认为伟大作品的产生和作家的历史感之间有必然的联系吗?

答:现在对伟大作品的定义也是我们这一代和前辈确定的,下一代人也许就会重新定义伟大的作品,它也许就是内心的深刻的体验,杯水波澜……文学的东西没有必要设置这样那样的框架,更没有为他们设置道路的可能。

问:对文学个人化的肯定在文学史的历程上也是有先例的,比如意识流等也形成了一种文学流派。

答:对,像布鲁斯特、乔伊斯,都是高度个人化的封闭的写作。不但人是封闭的,内心也是封闭的。他们沉浸在对往事的追忆和个人的细微感受中不能自拔,但他们写出了被誉为伟大的作品。中国文学的传统,是要有广阔的历史画面,深深的忧患意识,有人的痛苦和命运感,这在现在反而成为一种“控”。现在作家拿起笔来就设置一个百年历史、几大家族,也很可怕。

现在值得我们思索的是能不能从“历史控”、“宏大叙事控”中解脱出来,进入这种个人叙事——可是后来我自己还是回到“历史控”里去了。所以我觉得,文学没有“真理”,没有过时之说,也许现在被否定的价值和写法,十年之后再写,又成为一种创新,又会引发新的热潮。

在话剧《我们的荆轲》剧组成立新闻发布会上的书面发言 莫言

各位朋友:

在中国,一个作家的剧本,能被北京市人民艺术剧院搬上舞台,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为此,我要感谢张和平院长,感谢任鸣导演,感谢剧组的全体演职员。

尽管我是写小说出身,但对话剧,一直有着深深的迷恋。我最早变成铅字的是小说,但真正的Chu女作,却是一部名为《离婚》的话剧。那是1978年,我在山东黄县当兵时的作品。那时我在电视上看了一部名叫《于无声处》的话剧,又读了曹禺、郭沫若的剧本,便写了那样一部带着明显模仿痕迹的剧本。此剧本被我投寄到很多刊物,均遭退稿,一怒之下,便将其投掷到火炉一焚了之。

1999年,与朋友王树增合作了一部 名叫《霸王别姬》的话剧,曾由空政话剧团搬上舞台,在人艺小剧场演出过。也曾到慕尼黑参加过欧洲戏剧节,到埃及参加过非洲戏剧节。2004年,我跟随这个剧组到马来西亚、新加坡演出,感受到了海外观众的热情,也感受到了话剧艺术的独特的魅力。

《我们的荆轲》是我的第二部话剧。

我曾经扬言要写三部历史题材的话剧,但第三部迟迟没能动笔,但我想,总有一天我会把它写出来。

我觉得,小说家写话剧,应该是本色行当。因为话剧与小说关系密切,每一部优秀的小说里,其实都包藏着一部话剧。

《我们的荆轲》取材于《史记·刺客列传》,人物和史实基本上忠实于原着,但对人物行为的动机却做了大胆的推度。我想这是允许的,也是必需的。

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所有的历史剧,都应该是当代剧。如果一部历史题材的戏剧,不能引发观众和读者对当下生活乃至自身命运的联想与思考,这样的历史剧是没有现实意义的。

当然,更重要的是,任何题材的戏剧最终要实现的目的,与小说家的终极目的一样,还是要塑造出典型人物。这样的人物是独特的又是普遍的,是陌生的又是熟悉的,这样的人物是所有人,也是我们自己。

沈从文先生曾教导他的学生汪曾祺先生,“要贴着人物写”,其实,不仅小说家要贴着人物写,剧作家也应贴着人物写,演员也应贴着人物演。我希望剧组的每个人都应发挥自己的创造力,依据剧本但不拘泥于剧本,争取能将《我们的荆轲》变成所有观众的荆轲。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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