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边沟记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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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边沟记事- 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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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姐穿上军装说,我现在就去吧。

姐姐走后母亲流着泪和我说话:你不要怪你姐姐,现在社会上抓得紧;你回到老家可怎么过日子呀,没吃的,也没烧的,冰锅冷灶的……

我告诉母亲:不要担心,夹边沟那么严酷的生活我都经历过来了,回到老家还能把我饿死吗?说着话我突然想起牛天德托付的事来,我就拿过自己的布兜,掏出那把棕刷子和针线包递给母亲。我说,妈,你这几天抽个时间到畅家巷去一趟,到一个名叫牛天德的人家里,把这个刷子和针线包交给他们家的人。我在一张纸上写下牛天德家的门牌号,他的女人和姑娘的名字。我叫母亲把纸张收起来,不要叫姐姐知道。然后我又对母亲讲了牛天德的故事……

牛天德的故事还没讲完,姐姐就回来了,她说买了早晨六点钟的火车票……于是,转天早晨天还没亮,我就登上了去西安的列车……

我在陕北佳县农村我家的窑洞里住完了一个冬季,春天到来的时候听到了夹边沟的右派回到原单位的消息。我想打听一下回单位的右派是怎么安置的,1961年的4月,我又回了兰州一趟。这次我在姐姐家住了几天,母亲告诉我,她把棕刷子和针线包送到牛天德家去了。牛天德的女人和姑娘看见棕刷子和针线包就哭了,哭得很伤心,眼泪擦不干……

听完牛天德的故事,我沉默良久,然后说,你能不能讲一讲你从明水农场逃跑的过程。就我知道的,其他逃跑的人都不敢从明水河车站上火车,因为离农场太近,有人巡逻,有人追捕……

高吉义先生说,要说我的逃跑过程,那可又是一件叫人想不通的事,惊心动魄……我们明天再谈吧,我一辈子都在逃跑,关于这个问题,没个三天两天是说不完的……

我告别高先生离开他的花卉医院。花卉市场的鲜花开得万紫千红。建兰市场人流如水,摩肩接踵。小贩的叫卖声、顾客的喧嚣声和廉价的音响轰然入耳令人头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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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亡

高先生,咱们接着昨天的话题谈吧。昨天您谈了一段您和牛天德之间的故事,是很动人的,后来您逃跑了,跑回老家去了。今天我想请您谈一谈您是怎么逃跑的——逃跑的过程。我访问过许多在夹边沟劳教过的人,有几个人讲述他们逃跑的历程。也是很动人的。我想,您的逃跑的路上也会有许多曲折、危险和艰辛。

我在高吉义先生花卉医院的斗室里那把小板凳上坐定之后,对高先生说。我这是第三次采访他了。第一次他就概括地谈过他开设花卉医院的经历了:他是1957年在位于中央广场的兰州市中医门诊部定为右派的——那时还没有兰州市中医医院——1978年落实政策,兰州市卫生局安排他到市第一人民医院工作,医院的领导要他重操旧业当医生,他没有同意。他跟医院领导说,自从定为右派之后,他已经二十几年没当过医生了,在医学迅速发展了这么多年之后再当医生,他只能是个庸医,而庸医是要害人的。医院领导问他,那么安排你干什好呢,去做个按摩师行吗?他也没同意,他说,我恐怕连个按摩师都当不好;你看看我的手,我这是当农民种地当木工拿锯子的手,能去给病人作按摩吗?你们就随便安排我当个工人吧,烧锅炉呀,扫院子呀,都行。只要给我发工资就行。医院领导面露难色:那哪行呀,你是医生,国家干部,我们要是安排你当工人。市卫生局会批评的,说我们落实政策的工作没做好。他的工作安排问题拖了几天:领导看他真不愿当医生,就想安排他当个行政科科长。领导也是好意,觉得他受了二十年苦,给个官当吧,也算是补偿。可他坚决地拒绝了领导的好意,说,当官的事我是坚决不干的,你们就叫我当工人吧。他自告奋勇自我推荐说,我给你们养花吧,就当个花工;咱们医院里光秃秃的,一块草坪也没有,一盆花也没有,这哪像个医院呀。当时医院领导的心动了一下,因为市政府绿化委员会已经几次批评过医院了,绿化工作做得不好;医院正想在绿化上花点钱。医院领导问他,你会养花么?他回答,我打成右派从夹边沟跑回陕北的老家之后专门务劳果园,种过花。他看领导有点动心,就又说,你们只要买点木头,什么事就都不要操心了,我自己盖花房,我保证三年之内叫咱们医院评上绿化合格单位。领导看他真的不想当官,愿意去养花,就很痛快地答应了,并说,你还是干部编制,科长待遇。

高吉义在兰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养了十几年花。他叫领导买了几方木头,自己解板子,自己盖花房。他报名参加了一次北京《花卉》杂志举办的培训班。他建起了一个很好的闻名遐迩的花房,把兰州各单位花房的名贵花卉引进了第一人民医院的花房,把市场上最为时尚的品种引了进来。医院各科室办公室摆满了四季花卉。仅一年的时间,市人民医院的门口挂上了市绿化委员会颁发的牌匾……当年整过他把他定为右派而现在是高官的人都来他的花房参观,向他要花……当市场经济的大潮涌来的时候,他又向领导建议把花房推向市场,自负盈亏。

他在五十八岁的时候申请退休,受聘于崔家崖的一家花卉生产基地。后来花卉基地易主,他因看不惯新主人的霸道愤而辞职,自己开设了这个简陋的花卉医院。因为名声远播,几家花卉公司的老板来请他,愿出高薪,但他拒绝了。他告诉我,从夹边沟出来之后,他就立志永世不当干部;离开崔家崖花卉基地之后又下了决心:不受雇于任何人。他说,现在不缺吃不缺穿,不担惊受怕,不逃亡不怕公安机关通缉追拿,开个花卉医院给不会养花的人讲讲养花知识,一天挣个十元二十元或是三十元,真是逍遥自在……

高先生仍然坐在那把铺着棉垫的高背椅子上,他的左手放在堆满瓶瓶罐罐的桌子边上,把他农民样的脸朝着我。他是五十年代的中专毕业生。他还不算很老,才六十四岁,脸上皱纹不多。但一条横贯前额的抬头纹很深,像是刀子刻出来的沟壑。他的面孔总是给人很严肃的感觉,皮肤粗糙,少有笑容。他也笑,但笑容还没在脸上荡漾开来就突然凝固,笑声戛然而止。他的脸上,只有那双眼睛很有特点:很黑,很亮,显出智慧、机灵、严峻和柔和的神情。嗓门干巴但却洪亮。

他久久地用黑亮的目光看我,干巴巴的声音说,逃跑的经过嘛,那确实是惊险、曲折……

昨天我不是跟你说了嘛,那是十一月初的一个深夜,也就是牛天德到我的窑洞里来托付后事之后的三四天……不,不,我记错了,不是深夜,是七八点钟的时间。我那时没有表——原来有一块的,是梅花表,到夹边沟不久就叫分队长收走了。初到夹边沟的时候我在农业队劳动,分队长叫陈风林。陈风林是商业厅的一名科长,积极得很,为了向领导邀功,对下边的人很严厉。是他有一天把我逼住,叫我把表抹下来交给他。我说为啥把我的表收走,他说防止我逃跑——但我从开过晚饭后间隔的时间估计,那时也就八点钟的时间,我提了个棍,穿上一件棉大衣,悄悄地出了窑洞,往明水河车站走去……

说到这儿,高先生停顿了。他似乎是在努力地回忆什么,又像是思考,俄而又说下去:

到了车站列车还没来。我早就打听好了,从那些酒泉、玉门和嘉峪关来探望丈夫的妇女们嘴里我早就探听好了,夜里九点钟左右,有一趟从西边开过来的慢车在明水河车站停车。我就在那儿等了一会儿,等着列车进站……

我打断高先生的话:我听说晚上有人巡逻……

对,你说得对,是有人巡逻,但那天我走的时间早,天黑不久就走了,巡逻的干部和分队长们都是八点半钟才出门巡逻或者追捕逃犯的。从明水的山水沟到火车站才五六里路,半个小时就能走到。他们去车站截人,或者追捕某某人,都是车快进站的时候才赶到车站去。他们知道,人只要是逃跑,那都是计划好的,在路上很难截住:人家随便往哪个沙堆子后边一藏,他们就找不着。但他们知道,逃跑的人总是要到火车站去买车票的,火车进站前总要从藏身的地方走出来的,总是要上火车嘛。他们就在你临上车时抓住你。抓住了逃跑的人,回来就升级——因为逃跑罪加一等,正式逮捕,五花大绑或者戴上手铐送到饮马农场劳改;最轻的也要关禁闭、开批斗会,然后送到严管队去。因为走得早,我那天运气好,没遇上巡逻的。那时候买火车票是要介绍信的,我没介绍信,也没有钱,就没进候车室,只能在路基下边的黑暗处趴着。等待时机。

你遇到狼没有?我又一次打断高先生的话说,你昨天不是说了吗,明水农场因为死的人多,周围狼也多,成群结伙地跑到坟地吃死人,也扑活人。你没遇到狼吗?

狼,你说狼吗?高先生怔了一下,说话也停顿了一下。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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