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城市的主要道路长安街、天安门，一直向西行，抵达了我们下榻的旅馆“燕京饭店”。这里好像是外国人专用的旅馆。在中国，中国人和外国人用的设施是截然分开的。除林主任、李女士这种负责“对外联络”工作的以外，一般中国人是不能同外国人自由接触的，即使使用同一饭店、餐厅等设施，中国人和外国人也是分开的，甚至连流通货币的设计也分为中外两种类型。
住在这家旅馆的客人，绝大多数是日本人，其次是美国人。我们稍事休息之后，就开始商量从明天开始的行程。由于发生了误用照片的问题，不得不大幅度地变更原来向中国方面提出的旅行日程。
为了准备我的访华，中国作家协会最大限度地满足了我的要求，他们同希望访问的地区取得联系之后，编制了周密的日程。我们提出从根本上做出变动，大幅度地压缩日程，不受预定的束缚，而且要流动地进行采访，对此，林主任大吃一惊也是不无道理的。中国的社会体制和日本不同，不轻易变动或取消预定旅程的计划，而且，我们要采访的海拉尔和杜丹江地区还没有向外国旅行者开放，为此，中国政府还给予了特别的照顾。
但是，林主任在了解了情况之后说，一切都按照我希望的那样安排，最大限度予以照顾。后来在访华期间采访的成果，是同林主任、李梅子女士以及当地的有关人士的努力分不开的。
美国造的细菌炸弹
北京的清晨，自行车的铃声唤醒了我：从早上六点左右开始响起来，高潮是在七八点左右。我站在旅馆的窗口往下看去，自行车的洪流自西向东，像银色的河流流向城市的中心。由于过分密集，自行车群之间几乎没有间隙。到了黄昏时，这个洪流又反过来流动。绝大多数自行车是坚固的载重型的，轻便型的自行车为数极少。听说上海产的自行车比北京产的更受欢迎，要买上海产的自行车，得等上几个月才行。不仅自行车，电视、手表等工业产品，都是上海的质量好。
由于17日下午4时才有飞往哈尔滨的航班，在等候飞机期间，我们决定前往市内的“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参观。这座博物馆坐落在复兴路上。我们主要的目的是参观在这里展出的“细菌炸弹”。这里的馆员都是军人。博物馆是一座有宽敞庭院的高大建筑。参观者多数是一家人或学生团体。由于事先巳进行过联系，我们在大门口受到秦兴汉副馆长的欢迎。
在秦先生和女馆员的引导下，我们在馆内匆忙地转了一圏，来到了陈列细菌炸弹的展拒前。细菌炸弹在馆内一个不显眼的角落里，如果不是特别注意的话，就会忽略过去。
在照片上早就见过的“宇治式炸弹”，现在静悄悄地陈列在破璃拒里。在照片上多次见过它，但是，见到实物还是第一次。陶制品似的茶褐色弹简上刻有发夹状1厘米宽的垂直导爆槽，在弹筒的中央，水平地安着一个铁箍与导爆槽垂直地交叉着。那是为了压进导爆沟内的导爆线吧！弹头部有一个螺旋式的陶瓷盖。没错！这就是石井部队研究发明的“宇治式50型”炸弹。在它旁边陈列着压扁了的铁制捕鼠器和发着黑色光泽的玻璃碎片似的东西。捕鼠器显然是装带有鼠疫细菌老鼠用的。黑玻璃的原形是什么呢？说明上这样写道：“抗战时期，日本不顾国际法，公然在我国长春市建立了细菌工厂，对我根据地军民进行细菌战。这是日本培养细菌装老鼠用的笼子和使用过的细菌弹及部分残片。
“黑玻璃”也许是“加”（ga）式炸弹——玻璃制细菌炸弹的残片。关于玻璃制的细菌炸弹，在本书第二集中已做了介绍。但是，仅看到黑色玻璃的外形，并不能确认。
我们要求把“宇治式50型”炸弹及其他有关细菌战的展品从展柜中拿出来进行直接观察和摄影。
秦副馆长表情有些为难，拒绝说：“这需要经上级的批准，所以不能这样做。”从展柜外摄影，也是让一般参观者让开之后的一种“特殊照顾”。
对细菌炸弹进行直接观察和摄影的要求，暂时被搁置起来，我们来到“抗美援朝”展区。这一展区的一角，陈列着一个形状奇怪的炸弹残骸。
铁板制的细长弹体，约1。5米长，弹体的一半被剖开。弹体内由三块钢板隔成四个槽，尾部装有四个铁制的尾翼。“东北地、安东、编安”的标识，说明了回收地点。
“这是美军在朝鲜战争中投下的细菌炸弹。各个槽里装满了蜘蛛、苍蝇等毒虫。”秦副馆长这样介绍。
在同一展柜的上方陈列着许多小黑虫的标本，在放大的照片一旁注明了说明：
Hylemyza 粪蝇
Hylemyia 黑蝇
采集地：朝鲜 汲川郡里 1951年2月5日
在这里，再次交涉能否将展品从展柜中拿出来，但是，秦副馆长仍坚持说：“需要上级批准。”这样，唯一的办法是通过中国作家协会做工作了，但是，给予我们的时间至多只有明天上午了。
我对美军的细菌炸弹产生了比“宇治式50型”炸弹更大的兴趣。因为在朝鲜战争中，731部队干部是否协助美军进行过细菌战还是一个很大的谜。
陈列着的美军细菌炸弹是在什么地方制造的呢？从外表看，其结构很简单。另外弹体内塞满“活炸药”——有毒的苍蝇和蜘蛛是特地从美国运来的呢，还是在日本“制造”的呢？
弹筒的外壳上写有这样的字样和数字：
BOMB LEAFLET 600LB T3
100 DEX 1—4G—45
在观察炸弹的过程中，我回想起了一件事。那是在某文献中读到的一段记录：
带有可变定时空中爆炸雷管的传单炸弹
这种炸弹的形状，是在朝鲜和中国发表的所有细菌战说明中最常见的一种。这是两国当局收集的炸弹中最普通的一种。委员会的成员都多次看到过这种型号的样品。这种炸弹与一般美国造的500磅HE炸弹的尺寸和形状大致相同，其重量约为150磅左右，用手就可以往机枪里装栽。这种炸弹有一个圆锥形尖嘴，其尖端就是定时信管。尖嘴里面有一个小空槽，在它的下达连着圆筒形炸弹弹体。弹体内用三个钢板间隔成四个槽，围壁上有竖缝连接在合叶上的另一半，打开后可以在指定的时间投下装在里面的东西。最下层槽床的下面，围壁逐渐缩小，形成圆推形的空槽，空槽的外侧伸出4片尾翼。在它的下面装上降落伞时，开有一个降落伞能够出去的圆孔。公布的炸弹尺寸，各不相同（NCNA/85、SIA/13、ISCC/4等）。委员会看到的和被俘驾驶员所说明的炸弹样本，全长约4呎，直径1。2呎，围壁是用厚1吋的钢板制成。四个空槽的总容量约为14。5加仑。定时信管长约3吋多，标识是“传单炸弹，500磅，M105组，美制定时（信管）无内容”。据被俘飞行员的说明（附录37～40），炸弹的扇门大致在100呎高度就被打开，能在直径300呎的地面的土地上散发传单。
“美军细菌战，国际科学委员会报告，1952年9月15日”（资料引自晚声社出版的《细菌战》一书）。
这是否就是“带信管的传单炸弹”呢？从弹体上的文字来判断，可能是“传单炸弹，500磅，G45组”的意思，“T3 100 DEX 1—4”的意思不清楚。
该报告称，据传此外美军在朝鲜战争中使用过的细菌炸弹还有：空中爆炸的带螺旋桨的传单炸弹、带推进器开扇传单炸弹、落地开扇及侧面传单炸弹、带纸降落伞或硬纸简、纸降落伞纸容器（自毁式）、土制或陶器制的炸弹型容器、人造蛋壳容器以及装有其他啮齿目动物用的金属网筐及木箱等。
其中似乎与731部队有关的土制和陶制的炸弹型容器，有如下记载：
土制或陶制的炸弹型容器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细菌战部队在哈尔滨附近的特殊工厂中至少生产了两种不同尺寸的“陶制”（实际上是土制）炸弹型容器。委员会在沈阳调查了它的样品：一种大的长约2。6呎，一种小的长约1。6呎。在上述论文中（附录17），正像榊先生所说的那样，这种容器虽然在日本曾被推荐为培养细菌使用，但是，委员会1952年没有发现在朝鲜和中国使用过这种容器的证据。这种容器比任何容器都精巧，而不易被发现，作为“蛋壳”容器的先行者占有一定的地位。
在中国作家协会的帮助下，第二天情况有了好转，终于得到了“上级的批准”，展品可以从展拒中拿出来，自由地进行观察和摄影了。
美国空军军官的证词（一）
关于美国在朝鲜战争中进行细菌战的问题，1952年1月13日，美国空军一架B…26型轰炸机在朝鲜安州上空被击落，同年5月5日，该机的飞行员K·L·易诺克中尉和驾驶员约翰·库尹中尉做了一个很长的供述。北京发表了供述的全部内容。
1953年《人民中国》杂志发表了“19名进行过细菌战的美国空军俘虏的供词”。
在供词的序文中说道：“美国借助日本细菌战战犯石井四郎等人的帮助，继承了日本军阀进行细菌战的实施方法的研究，发展制造了各种细菌武器。”这些供词约230份，共51页（每页400字），现将我感兴趣的部分摘要如下：
首先是美空军第58战斗轰炸机联队副队长安德烈·丁·爱文斯上校（34岁）于1953年8月18日做的如下供述：
我在第49联队工作期间，负责管理第5空军器材的副参谋长厄普莱特上校常常来K…2基地。他来访时，多次和我谈话。从谈话中我了解到细菌武器补给与保存方面的若干事实。
据他讲，听说油箱式容器、细菌炸弹的弹壳和雷管都是在美国制造的，从美国运到朝鲜。但是，细菌本身是在东京附近的某工厂生产的。这些细菌装入容器之后，空运到朝鲜的两个细菌武器库：一个在釜山，另一个在大邱。
记得有一次厄普莱特上校对我说，在釜山的细菌武器库负责供应第17、第3、第474和第18联队；大邱方面负责供应第49、第58、第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