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白基兴不得不又停下来，同时，他不由为自己刚才的决定产生怀疑：一个刚从苦难中走过来的人，他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获得补偿吗？躺在床上真的就能把过去忘却吗？人生的真谛不也就存在于百折不挠且锐意进取吗？他感到脸上一阵发热，为自己刚才那渺小而自私的决定羞愧。他又转过身，忍着痛，继续昂首挺胸地向张瑞祥追去。
张瑞祥吹着出工的哨子，走到叉道最后一座房子后又折回头来，见白基兴急冲冲地走来，便停住问：“你走这么快去哪里？”
“我来问你今天我做什么。”白基兴有点气急，一边说一边走过去。
“你今天就不要出工吧。”张瑞祥善意地笑了笑，“刚才小松说，你一晚没睡，所以我就没到你那里。”
白基兴不由感动了：张瑞祥确是一番好意。可是，一种以崭新的面貌表现自我的欲望，使他迫切地需要尽早在人们的面前展现，而出工，正是他此时唯一的舞台。
他挺直腰，显得精神抖擞地说：“不要紧，少睡一点没事的。你说，今天我做什么？”
张瑞祥依然微笑着，白基兴能熬出头，他也觉得这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不安排白基兴出工，是他的权力，但也是以此作为祝贺的形式。他见白基兴那一副急切的样子，只当白基兴仍是从前的白基兴，是为争取表现又为多挣工分，便劝解地说：“你还是好好地歇一天吧。从今天起，你就再也不是‘黑五类’了。再说，也不差你那么一天。”“不。正因为我不再是‘黑五类’了，所有我才更应该多做点。”白基兴一本正经地说，“以前我是被监督着的，做什么不做什么跟我无关。现在我是为自己也是为大家做的，我怎么能反而不去出工呢？”
几句真诚的话语，说得张瑞祥心里也热乎起来。是的，一个人如果明确了自己的责任与追求，那又有什么值得计较的呢？又有什么不能舍弃的呢？
“好。你今天就与大家到甘蔗地里锄草。”张瑞祥果断地说。
像是获得奖励似的，白基兴的脸上露出欣喜的笑容。他从张瑞祥的脸上看到了一种质朴的体现人与人之间平等、信任、互勉互助的情感，他二话没说，转身大步向前走去，尽管他身上的那根肋骨还隐隐作痛。
三天的时间一晃就过去了。在这三天里，除了吃饭与睡觉，李卫东在家里根本就没多呆一会儿。因为是国庆节，有关单位都放假，想找个人都很不容易，但他还是想方设法，把需要找的人都找到了。并且，得到了明确的表示——白基兴的问题属于这次右派甄别平反、落实政策的范围，有关的模查工作已经开始。只是，这是项政策性很强的事情，需要做许多细致的核查。同时，他们要李卫东转告白基兴先写一份关于当年被划为右派及解职遣送的情况报告，以便尽早审定。
此刻，李卫东坐在开往县城的汽车上，看着窗外一闪而过的景物，想着这三天来的见闻，不由感慨万千。三天的时间在历史的长河里，实在是不值一提的，就是三年又怎样？自己不也是快要三十岁了吗？如果一个人是在较平稳的环境下，时间的流逝也许算不得什么，自己两年的学校生涯，不就是这么的一闪而过？而一个人如果是在逆境中挣扎，那别说三年，三天，哪怕是一分一秒也是非常难熬的，这种经历他也曾经有过，如此，白基兴这二十年，又该如何评说呢？
幸好，苦难总算成为过去。白基兴的平反只是时间问题，从林业学校毕业的李卫东安排在县林业局，也有了一份令人漾慕的工作。另外，李卫东与白晓梅多年的恋情，也已经接近瓜熟蒂落的时候了，只要再想想办法，把她调到林业系统，就是当一名临时工也行，那么……这一切，又在李卫东的眼前展现出一幅激动人心的画卷。
汽车很快到了县城，李卫东匆匆下了车，来到县林业局。他简要地向办公室主任述说了这几天的经过并请了假，然后，又急匆匆地赶到汽车站，蹬上了开往青石坑的汽车。到了青石坑，向人借了辆自行车，他又马不停蹄地直奔青龙潭而去。中午时分，他又来到了生产队。
“卫东，刚回来？”刚刚收工回来的张金发正要进屋，见李卫东骑着自行车过来，便停住脚打了个招呼。
“刚到。”李卫刹住车，用一只脚支着地。
“还没吃饭吧？到里面吃。”张金发热情地说。
自从李卫东到县林业局工作以后，他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发生了转变。他已经不再是一个知青了，而是县里的干部，所以，大家对他显得客气起来。但是，李卫东自己并没有那种高人一等的感觉，他对这些相处多年的人们，依然保持着一种真挚纯朴的感情。也正因为如此，每次他回生产队，都被认为是自然不过的事。
“不用了，我还有点事。等会再来。”李卫东说着，摆正车把就要走。
“是不是基兴的问题？有什么新消息？”张金发看李卫东那急切的样子，估计是有关白基兴平反的事，便关切地问。
“是的。”李卫东点点头，“我回去跑几天，他们说过一段可能要派人来调查，所以我先赶回来，让他做好准备。”
“有什么好调查的？不就是他当时说的那几句话吗？那些话现在说一百遍都没事。他的档案我看过，也没什么大问题，当了这么多年的右派，确实太冤了。”张金发有点不平地说，“你先去吧，等会我再去看看。”
“那我先走了。”李卫东说着，奋力一蹬，自行车便向前急速驰去。
李卫东来到小庙前，支起自行车。他见厨房的门开着，便大步走了进去，与刚要出来的白晓梅几乎撞了个满怀。
“你？”白晓梅站住了，惊喜地望着李卫东。尽管李卫东国庆节前来信说，他将利用放假的时间去打听一下有关她父亲的事，一有消息就告诉她，只是没想到李卫东这么快就到来了。
“你爸呢？”李卫东一眼看到厨房里只有白小松一人在吃饭，忙问。
“他在江边。”白晓梅拿过一条毛巾，递给李卫东，“先擦擦，看你，满头是汗的。”
“那我去找他。”李卫东说着就要走。
“急什么！他马上就来。”白晓梅嗔怪地白了李卫东一眼，“到了这里还怕没得说？”
李卫东转头看了看去江边的路，略顿一下，才接过毛巾，擦了下脸，然后，走进厨房，在桌子边坐下来。
“我爸的事怎么样？”白小松放下筷子，看着李卫东问。
“已经有点眉目了。现在就等具体落实了。”李卫东有点兴奋地说，“我去找了教育局、派出所，还有他原来的学校，都认为像他这样的情况应该平反。”
这时，收工后到江边擦洗一阵的白基兴走了过来，拿着毛巾站在门边，听到李卫东的话，不由百感交集。
“爸，你要平反了。”白小松站起来，大声地说。
李卫东也站了起来：“教育局的同志说，像你这种情况的人很多，都属于当时错划的。但因为时间太久了，有些原始资料在‘文革’时丢失了。‘落实政策办公室’的同志也说，尽管档案里面一般都有记载当年的事，但毕竟不是很详细，所以，要你把当时的情况重新写成报告，尽快送去。”
“情况？”白基兴的脸顿时沉了下去，他的思绪一下子回到令他懊恨不已又苦不堪言的过去。突然，他的眉头一扬：“我这里有一份现成的，把它整理一下就行。”
说着，转身走出去。
李卫东见白基兴出去，不由有点纳闷，便问白晓梅：“他？什么时候写过？”
白晓梅也是一脸茫然，不知所以，摇了摇头说：“我也不知道。”
白基兴很快又回到厨房，手上拿着一叠已经发黄了的稿纸：“你们看，就是这些。”
李卫东接过一看，只见上面写着四个大字——我的检查。“这……？”他疑惑地看着白基兴。
白基兴喜形于色，指着上面的字说：“这就是我当年写的检查底稿，我的问题都在这里，这也是把我定罪的依据。这种东西本来我是不会留的，可那时没几天就要我写一次检查交代，翻来复去也是那些，干脆把底稿留下来，需要的时候抄一遍。
后来，每次运动一来，也是照抄，不知抄了多少遍了。没想到今天还有用，只是这次不是认罪交代，而是平反依据。“
听了白基兴的解释，李卫东不由松了一口气，白晓梅脸上也露出欣慰的笑容。
“那就赶快送去。”白小松急不可待地说。
“送当然要送，但也要重新整理补充一下。现在是平么摘帽，而这些是定罪戴帽，如果这样送去，那帽子怎么摘得下？”白基兴有点幽默地说。
“那就先吃饭吧，吃完赶快写出来，让卫东带去。”白晓梅在一旁盛了一碗饭，催促着说。
“不，这一回我要自己送去。”白基兴郑重地说。他接过饭碗，坐了下去，埋头大口地吃起饭来。
“六队的基兴，马上到大队部来。六队的白基兴，马上到大队部来，有重要事情。”挂在树上的高音喇叭突然响了起来，同时，连接到全大队家家户户的小广播匣子也发出了同样的声音。
白晓梅听到广播，不由一怔：这个时候，要父亲马上到大队部去，是什么急事？
重要事情？她猛然悟到，这是好兆头，也许要对父亲平反了。
赶快告诉父亲！回过神来的白晓梅转身就向门外冲去。父亲今天上山割茅草，根本不知道这关系到他与全家人命运的转折会在这时到来。必须尽快告诉他。
白晓梅一路小跑着，村子里那些坑坑洼洼左回右转的小路不断地被她甩在身后，那些悠哉游哉的鸡们鸭们，在她的冲击下四处逃窜；她顾不上与碰面的人打招呼，也不管人们是用什么异样的目光看待她，她的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快跑。
自从白基兴把报告送回去，李卫东也接连回去几次，每次带来的消息都令人欣慰——对右派平反的工作进展神速，甚至有些人已被原来工作的单位接收了。但是，白基兴一家在高兴之余仍不免有点遗憾，毕竟，落实有关政策的工作主要由市里有关部门及原来的工作单位经办，而白基兴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