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文化这四个“文明型国家”的“超级因素”所决定的。自秦汉以来，在中国这个超大型的国家里实行的就是大一统体制，所谓“百代多行秦政治”，地方上搞的就是郡县制，官员由中央通过考试考绩来选拔任命，而不是像欧洲那样的世袭贵族政治，应该说中国的文官制度领先了欧洲上千年。欧洲是到了启蒙运动后才从中国借鉴了文官制度。
中国超大型的规模也意味着国家治理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古代的治水防灾、戍边征战等需求使这种强势有为政府的传统延续至今。这个传统与中国人口众多、地域广阔的国情密不可分。以中国每年的“春运”为例，老百姓春节就要回家团圆，要探亲访友，这本身就体现了中国文化传统。每年一个短短的春运就有超过20亿的人次上路。2010年春运的客运流达到25亿人次。25亿是个什么概念？这意味着把美洲、欧洲和非洲的人口在一个月内都挪动一下。除了像中国这样一个比较高效运转的政府体制外，没有任何一种体制可以处理这种挑战。
在过去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中国历史中形成的政府权威，长期革命和建设中形成的政党权威都被用来推动中国的现代化事业，用来组织落实各种改革措施，用来对改革中出现的各种矛盾进行协调。纵观整个发展中世界，凡是采用了西方模式的国家，它们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缪尔达尔（Karl Gunnar Myrdal）所说的“软政府”问题。“软政府”的执行能力极弱，政府被各种既得利益绑架，政客们没完没了地扯皮，往往连修建一条公路的共识都难达成，更无法推动计划生育政策，结果是国家的现代化事业举步维艰，人民生活迟迟得不到改善，更不要说赶超发达国家了。
在过去三十多年中，中国完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工业革命和社会革命，但这个过程自然也是矛盾和冲突增加的过程，一个比较中性的、强势的、有为的政府使我们成功地防止了不少国家变革中出现的那种社会失控和国家解体，减少了改革中不同利益的矛盾与冲突。中国通过政府动员和劝导，大大降低了解决复杂矛盾的代价。中国今天具有世界上最强大的行政组织能力，这从举办奥运会、世博会，应对金融海啸的过程中可见一斑。这种能力对于中国最终成为一流的发达国家至关重要。
当然，从国家治理的角度来看，各级政府自身的改革任务也不轻。在如何进一步调整好政府与企业、政府与社会关系的问题上，在如何确保对政府工作的有效监督等问题上，我们还要不断地探索和创新。政府在经济事务中应该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抓，有所放。但是在中国特定的政治文化中，政府职能的转化与弱化也要靠政府来推动，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政府主动地、大范围地放权就是一个例子。
3。稳定优先
我们较好地处理了稳定、改革和发展三者的关系。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人均资源有限的国家，这就容易引起围绕资源的竞争，造成不稳定。另外，“百国之和”形成的巨大版图使中国有着比一般国家复杂百倍的地域文化差异和民族文化差异，稍处理不当就容易引起各种矛盾甚至冲突。中国的稳定至今还受到内部分裂势力和外部敌对势力的挑衅。多少西方势力都在期盼着西藏独立、新疆独立、台湾独立、内蒙古独立，期盼着中国会像前苏联和前南斯拉夫那样解体。但中国强势政府的传统、中国人源远流长的“大一统”情结以及正在形成的世界最大的统一市场等因素决定了西方这种企图终会落空。
“文明型国家”的超大型规模也意味着其国内的不稳定因素一定多于一般国家。这种不稳定因素可能造成的破坏性也更大，所以“稳定压倒一切”是改革开放最高领导人邓小平留给国人的伟大政治遗训。他说过，“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讲话中还深有感触地说过，“历史给与中国发展的机会不多，国家垮起来可是一夜之间啊，垮起来容易，建设就很难”，“乱了十几年都恢复不过来”。这是邓小平凭借自己丰富的政治阅历，对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经验教训总结后得出的深刻结论。
我自己也作过一个粗粗的计算，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78年改革开放的140年间，中国最长的稳定时间没有超过八到九年，农民起义、外敌入侵、军阀割据、内战连绵、政治运动，结果国无宁日，经济停滞，百姓遭殃。最后，正是邓小平这位中国最高领导人下了决心，以非常强势的姿态来保持政治稳定，改善民生，我们终于实现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跨越式发展。在坚持稳定的前提下，大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这是中国模式成功的关键。在中国这样一个超大规模的“文明型国家”里，没有稳定，什么事都做不成。
但是，反过来看，“文明型国家”也展示了这样一种文化传承：只要国家保持政治稳定，并执行比较开明的政策，人民就会丰衣足食，社会就会繁荣富裕，因为中国人有世界上最强的勤劳致富的传统。无论在国内还是在海外，只要有了稳定，大多数中国人都能通过辛勤劳作，逐步富裕起来。中国文化中把“太平”和“盛世”联系在一起，就点出了这个道理。只要中国稳定了、发展了，很多存在的问题都可以在发展中逐步解决。当然我们有必要指出，稳定优先不是回避或掩盖矛盾，而是通过稳定来创造条件，从而更加有效地解决矛盾。
4。民生为大
中国历史上有数千年的民本经济传统，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古训，也就是说人民是国家的基石，只有巩固国家的基石，国家才能安宁，而民生问题解决得好坏，将决定一个国家的前途命运。在过去漫长的自然经济状态下，“民以食为天”、“人人有饭吃”一直是中国历代政府面临的头等大事。改革开放初期最大的压力也是如何解决广大人口的吃饭问题，后来提出的实现“温饱”和“小康”目标，也是这种民本思想的延续。
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一定要以民生为大，把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当作核心人权来推动，因为贫困，特别是赤贫，损害了人起码的尊严和权利。从这样的理念出发，中国大力推进民生的改善，特别在消除贫困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据联合国统计，过去二十年中，中国脱贫的人数占世界脱贫人数的70％。世界上仍然有约一半人口生活在贫困之中，而西方模式解决不了发展中国家最基本的民生问题，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都被政客用于搞政治，搞互相争权夺利的所谓“民主化”。结果是“大象打架，草地遭殃”，弄得民不聊生。
从“民生为大”的理念来看，即使一个国家推动政治改革，也应该着眼于在更高、更广的层次上提升民生的品质，政治改革不应与改善民生脱节，改善民生本身也有利于创造政治改革所需要的条件，而政治改革最终一定要落实到政府能为百姓提供更为优质的服务，能让人民过上更安全、更自由、更幸福、更有尊严的生活。西方推动“民主化”压倒一切，结果造成了政治改革与民生改善完全脱节，造成了非西方国家无穷的动荡和战乱。实践证明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不能凝聚社会共识于改善民生，而是把解决各种问题的希望寄托于激进的政治改革，毕其功于一役，其成功概率为零。激进的政治改革使人民产生过高的期望，导致政治参与爆炸，经济社会陷入混乱和人民更大的失望。这种激进的做法在人口不足300万的蒙古和人口不足600万的吉尔吉斯斯坦都成功不了，更不要说中国这种13亿人口超大规模的国家了。
5。渐进改革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地域辽阔、情况复杂的国家，决策者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信息不足，信息不足也意味着决策风险很大，所以中国决策者在推动改革开放过程中，倾向于减少风险，使政策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处在可控范围之内。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央政府比较注意发挥条条块块的积极性，比较鼓励各种各样的试验，试验成功了再推广。中国的一些传统智慧，如“摸着石头过河”、“欲速则不达”等，也被用来引导中国的渐进改革。
另外，由于地大人多，即使在改革开放前，中国也没有形成像苏联、东欧那样一种非常完整严密的计划经济体系，这使得中国在改革的初始条件上比苏联、东欧更加领先一步。即使在当年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仍然保持着许多自发、分散和无组织的活动，地区差异和部门差异都很大，随着改革开放放松了控制，市场因素比较容易地自发成长起来。这些情况再通过中央政府的观察和认可，逐步上升到改革开放的战略层次，推向全国，这个过程也是渐进的。
渐进改革与“休克疗法”为代表的激进改革不同。激进改革是以政治多元化为前提，结果造成了政治参与突然爆炸，完全破坏了原有的政治秩序；而渐进改革则是以维护政治秩序的稳定、确保政治体制的相对集中为前提的。我们拒绝了“休克疗法”，推动了渐进改革。我们不是放弃现有不完善的制度，另起炉灶，而是尽可能利用现有不完善的体制来运作，并在这个过程中，逐步改革这个体制本身，使之为现代化事业服务。改革不求十全十美，但求持续渐进，不断纠错，最后通过渐进改革的积累来完成改革大业，实践证明这是一条行之有效的成功之道。这里要补充的是，渐进不一定就是慢。恰恰相反，我们改革开放的总体战略是渐进的，但各项具体措施往往是立竿见影的。比如说，我们对外开放从建立四个沿海经济特区开始，在总体战略上，这是渐进，但就建立特区本身而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