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回馈到美国的普通百姓。
这就牵涉一个更大的问题：美国自己的政治体制是不是出了问题。其实，美国与其天天不厌其烦地向全世界推销自己的政治模式，不如好好反省一下自己的体制困境，好好推动一下自己的体制改革。如果这么大一场危机之后，普通美国人的资产损失在1/5到1/4之后，还是不深刻反思体制问题，还是不惩罚造成危机的金融大鳄，还是继续金融界高管与政界高官之间的“旋转门”（即先在金融界工作，然后去政府工作，然后再杀回金融界工作），还是仅仅满足于通过美元量化宽松来转嫁危机，那么下一场危机恐怕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我在《中国震撼》中曾用“第二代腐败”这个概念来描述美国金融危机背后的腐败。“腐败”在中国是一个广义词，在媒体中广泛使用，几乎可以用于任何领域，如足球腐败、新闻腐败、医疗腐败、金融腐败、学术腐败、交通腐败、彩票腐败、节日腐败、低龄腐败等。相比之下，“腐败”在美国媒体上是一个狭义词。这么一场导致美国百姓资产平均缩水至少1/5的金融危机，美国主流媒体最多只使用“道德风险”（moral hazards）来描述，而不使用“金融腐败”这个事实上更为准确的概念，因为1。5万亿美元的劣质贷款被神奇般地包装成了优质金融产品，得到权威评估机构的认可，大都成了3A级金融产品，然后再卖给各国的银行。这些金融大鳄钻了法律体制的一切漏洞、利用了一切可以利用的灰色领域，坑蒙拐骗，无所不做，但一切都做得道貌岸然，成熟老练，特别是“金融欺诈”和“监管套利”等行为令人发指，导致美国百姓财富大缩水，并最终祸害全世界。＇8＇
其实，美国和西方政治生活中的“政治献金”和“金钱游说”等现象都属于“第二代腐败”，中国把许多驻京办看做腐败，而美国把华盛顿成千上万家游说公司看做“公民社会”；中国禁止买官卖官，美国政治捐款多的可以当大使，这些把解决不了的腐败问题合法化的做法，在美国司空见惯。但依我之见，美国对“第二代腐败”的容忍最终只会造成美国未来更大的危机，加速美国的衰落。2013年美国的政治畅销书《这座城》（This Town），生动地记录了美国各种游说集团如何玩弄美国政治的。美国现在的立法几乎都充斥了无数的妥协条款以充分地保护各种既得利益者的权利。奥巴马的医改法案（《患者保护与评价医疗法案》）长达2 000多页，包括了各种补充条款和例外条款，说白了，这又是一个钱权交易后产生的、执行力非常之弱的法案。
有人认为，美国经济已经开始复苏，但也有人对此表示疑虑。政府花纳税人的钱拯救了银行，银行继续把钱投入股市、房市和虚拟经济，所以股市和房市出现了某种“复苏”，但美国经济深层次的结构问题没有任何触动，这种“复苏”说不定只是下一场危机的前奏曲。严格地讲，这场危机恐怕是结构性的危机，而非简单的周期性的危机。经济学家林毅夫认为，由于美国这些年并没有真正推进结构改，过去每次严重衰退后美国复苏的标记是7％至8％的增长率，但这种情况这次没有出现。＇9＇
也有学者认为，即使2009年以来美国经济出现了“复苏”的迹象，但最富有的10％的美国人获取了经济“复苏”成果的149％，最富有的1％的人拿走了“复苏”成果的81％，而其余90％的人的收入还在缩水。如果多数民众的收入持续下降，这又必然导致持续的需求不足，而需求不足，美国又该如何支撑其经济复苏和增长呢？这是摆在美国面前的一个难题。＇10＇
英国《金融时报》的一篇文章则警告美英为“英语圈繁荣”洋洋自得的预言家们不要高兴得太早，20世纪90年代美英两国也曾如此踌躇满志，甚至喊出“华盛顿共识”的口号，认为美国的互联网革命和伦敦—纽约金融圈将成为全球化经济时代的枢纽，如今“华盛顿共识”几乎已被历史遗忘。文章称，美英所经历的是“历史上最弱的一次经济复苏”，美英不过是工业化国家“选丑比赛”中“相对不那么丑的两个”罢了。文章认为美英的相对复苏，是靠历史上罕见的货币宽松政策“买”来的，这些货币将资产价格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最鲜明的例子，是美国股市市盈率高到离谱，但就业率却仍在低位徘徊不前。虽然美英经济比一些国家要好，但“不要因此就以为好日子马上就要来了”。＇11＇
我个人认为，这一切的背后是美国的民主制度出了大问题：美国的民主制度早已被各种充分组织和动员起来的利益集团所绑架。美国的“三权分立”也仅仅局限于政治领域，而在这个领域之外，强大的资本力量左右了美国的各种制度安排。一个良好的现代政治制度应该能够确保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实现政治力量、社会力量、资本力量之间的平衡。我认为，这三种力量之间失衡，资本力量独大，这就是美国梦被“出卖”的主要原因，这一点我在下面还要详谈。
三、“市场原教旨主义”行不通
资本力量独大也引起了西方一些有识之士的关注。2012年瑞士达沃斯论坛的一个主题就是“改造资本主义”，不少与会者把焦点对准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基础上形成的“华盛顿共识”，即“市场原教旨主义”其核心观念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可以自动恢复经济平衡，不需要政府进行任何干预。但随着金融危机、债务危机、经济危机的扩散和深化，它在整个西方的口碑从未像今天这样糟糕，但在我们国内，特别是理论界，“市场原教旨主义”至今影响还不小。其实在市场问题上讲得最到位的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他在20年前的南方谈话中掷地有声地说：“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12＇所以我们才有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其核心是将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和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有机地结合起来，把计划和市场有机地结合起来，把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过去数十年的实践来看，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虽然还需要不断完善，但已经带来了中国的迅速崛起。
我们一些经济学家总认为世界上有一种在私有制基础上形成的理想的、完全的市场竞争模式，但他们没有回答一个问题：世界上除了教科书上之外，哪里有这样的市场经济？美国是完全的市场经济？显然不是，美国农业是高度补贴的，中国公司要并购美国公司遇到多少困难，华为公司要进入美国遇到多少障碍。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美国要亚洲国家放弃政府干预，让市场来决定一切；而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之际，美国政府自己却进行了大规模的救市。瑞士是完全的市场经济吗？也不是，瑞士农业也是高度补贴的，国家对于建筑业管得很严，不让其他国家来竞争，瑞士银行业的保密法延续了数百年，这是典型的不公平竞争。寻遍世界都很难找到一个完全市场经济国家。如果说有，大概就是东欧一些转型国家了。东欧转型的时候有两个“休克疗法”，一个政治“休克疗法”，一党制变成多党制；一个经济“休克疗法”，一夜之间完成了自由化和私有化。最典型的例子是匈牙利，连自来水公司和出租车公司都彻底私有化并卖给了外国人，但你问一问匈牙利人民是现在生活好还是20多年前生活好，大部分人说20多年前更好，这些年匈牙利主权信誉评级都已经是垃圾级了。
实际上“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弊病在非西方世界早就暴露显形：西方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在非洲推行的“经济结构调整”，继续削弱原本就很弱小的政府职能，结果这次“调整”只能以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告终；西方90年代在俄罗斯推行的“休克疗法”也以彻底失败告终，但市场原教旨主义者还是执迷不悟，最终把西方自己也拖入了今天的金融危机、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主要局限在于其“理性人”的假设，实际上人既是理性的，又是非理性的，或者是“有限理性”的。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在金融危机爆发后曾反思过这种“理性人”的假设及其带来的灾难，他说他处于“极度震惊和难以置信”的状态，因为“整个理智大厦”已经“崩溃”，他“不敢相信自己对市场的信念和对市场是如何运作的理解是错误的”。此外，今天这个世界上，“看不见的手”已经包括了大量虚假的“看不见的手”。今天是全球化的经济，世界上用于投机的资金数十倍于世界贸易总额。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如果没有必要的政府干预和保护，中国所有的资产都可能被西方投机大鳄洗劫一空。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不久，西方许多人士就开始反思造成这场金融危机的原因。英国女王曾询问伦敦经济学院的学者：你们为什么没有预测到金融危机的到来。西方许多学者都参与了这场关于金融危机的反思。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鲁格曼（Paul R。Krugman）撰文“经济学为什么错得这么离谱？”：“以我的观点，经济学界所以误入歧途，是因为就经济学家整体而言，常常把披着精妙数学外衣的美丽错误当做真理……大多数经济学家死抱着资本主义就是一个完美或近乎完美制度的观点……对很多东西视而不见。”美国经济学家布拉德福德·德朗（Bradford De Long）认为：次贷危机、金融危机，说到底，都是“市场原教旨主义”惹的祸。他指出金融家的自我监管是场灾难：“虽然总体来说，被监管符合金融公司的长远利益，但金融家们太愚蠢，认识不到这一点，他们只想赚钱，然后说‘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如果这种观点的确是对的，那美国将有很大的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