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震撼三部曲- 第20部分

如果历史上的古埃及文明、古两河流域文明、古印度文明、古希腊文明都能够延续至今，并实现现代国家的转型，那么它们今天也可能是“文明型国家”，但这种机会已经不复存在。如果当初古罗马帝国没有四分五裂，并能完成现代国家的转型，那么欧洲也可能是一个相当规模的“文明型国家”，但这只能是一种推演和假设。如果今天数十个国家组成的伊斯兰世界，能完成传统与现代的结合，并整合成一个统一的国家而崛起，那么也可能是一个十亿人口规模的“文明型国家”，但今天看来这也是难以实现的愿景。环顾今日之世界，数千年古老文明与现代国家形态几乎完全重合的国家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

这种“文明型国家”具有超强的历史和文化底蕴，不会跟着别人亦步亦趋，不会照搬西方或者其他任何模式，它只会沿着自己特有的轨迹和逻辑继续演变和发展；在崛起的道路上它也可能经历磕磕碰碰，但其崛起的势头已不可阻挡，其崛起的方向已不可逆转；这种“文明型国家”有能力汲取其他文明的一切长处而不失去自我，并对世界文明作出原创性的贡献，因为它本身就是不断产生新坐标的内源性主体文明。……

中国“文明型国家”主要有八个特征。这八个特征又可以被简称为“四超”和“四特”。“四超”就是超大型的人口规模、超广阔的疆域国土、超悠久的历史传统、超深厚的文化积淀。“四特”主要由“四超”衍生而来，即独特的语言、独特的政治、独特的社会、独特的经济。这其中的每一点都包含了传统“文明”和“（现代）国家”的融合。＇13＇

这些特征大致规范了中国道路及其制度安排的独特性和路径依赖。上述的中国政治力量、社会力量、资本力量之间的动态关系很能说明这一点。中国政治力量相对强势和中立的传统源远流长。超大型的人口规模、超广阔的疆域国土、超悠久的历史传统、超深厚的文化积淀，意味着治理这样的大国需要考虑诸多的复杂因素，需要一个比较强势、有为和中立的政府，它要能够解决好天灾人祸问题，要能够应对人口和疆土规模带来的巨大挑战。中国历史上比较繁荣昌盛的朝代都与比较强势有为、比较中立包容的政府联系在一起。政府不强势有为，国家就走向衰败，乃至解体（如宋朝后期的状况）。政府不中立包容，国家就无法对各种复杂的利益进行协调，最终整个国家都可能陷入利益纷争而停滞不前甚至瘫痪内乱。如中央政府被普遍认为特别偏袒某一阶层和某一地区，就可能引起广泛不满而丧失整合能力，导致国无宁日（如民国成立后的军阀混战）。现在看来，中国政治力量相对强势和中立，使它可以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使它能够规范和引领资本力量和社会力量。中国的这种制度安排较好地保证了中国的迅速崛起，这种安排体现出中华文明的传统基因、红色基因和西方元素的有机融合，这一切也构成了中国制度安排与西方制度安排的最大差别，现在看来这些安排也正是中国超越西方和西方模式的制度保证。

其次是“四方”——四个方面的制度安排：

一是国家型政党（或整体利益党）。在政党制度方面，中国是一个“国家型政党”（或“整体利益党”）发挥领导和协调的作用。中国迅速崛起已成了不争的事实，但不少人还是认为中国模式的最大弱点是中国的政治体制，特别是政党体制，因为“一党制”不符合西方界定的民主制度，也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政治制度不同。许多西方学者认为这种制度将无法应对中国社会日益多样化和中国中产阶层壮大带来的挑战。我的观点正好相反：中国成功的关键原因就是包括中国政党制度在内的一系列制度安排，这个安排虽有不足，还可以继续改进，但它的生命力非常强盛，因为它背后是数千年的中国文化传承，同时也汲取了红色文化和西方文化的许多营养。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国家型政党”或者叫“整体利益党”，就是说这个党是代表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整体利益的政党。中国共产党虽然名字叫“党”，但和西方的“党”的内涵完全不同。西方的政党理论其实并不复杂，它认为一个社会由不同的利益集团组成，各个利益集团都应该有自己的代表，这就是多党制的起源，各个政党都代表了部分选民的利益，然后通过竞选和票决制，你得51％的选票，我得49％的选票，你就赢了，我就输了，一个多元的社会就这样通过票决从“分”到“合”了。（非西方国家采用西方模式之所以频频失败，就是因为一旦社会这样“分”了之后，就再也“合”不起来了，现在西方社会也面临这种挑战。）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共产党是“整体利益党”，而西方政党是公开的“部分利益党”。虽然许多西方政党也称自己代表了人民的整体利益，但西方国家的各种民调结果都表明，多数民众认为自己国家的政党大都代表着特定的利益群体，而非大多数国民的整体利益。

作为“文明型国家”，中国有着完全不同的历史传承。我们在过去两千来年的历史长河中，大都是统一的执政集团执政。“文明型国家”是“百国之和”，领导这样国家的执政团体不能只代表部分人的利益。如果中国的执政党也像西方政党那样只代表部分人的利益，这个党将被人民抛弃。历史上的执政集团，其实也是力求代表人民整体利益的，它可以是真正地代表，也可能不一定真正地代表，但它也要自称它能代表。像西方政党那样，公开代表部分人利益，在中国是行不通的。

正因为如此，过去十来年所有独立可信的民调，例如，美国皮尤中心和亚洲动态（Asia　Barometers）等的民调，都发现中国中央政府在民众中的威望极高，支持率最低都在75％以上，远远高于西方政府在西方社会的支持率。一些仇视新中国的人老是盼望中国的政党制度走向崩溃，这是脱离中国民情和国情的误判。坦率地说，很难想象某一天，中国的执政党将由一个只代表部分人利益的政党执政，然后每四年或五年，换一个中央政府来执政，这样的政党制度安排在今天的西方是天经地义的，在中国则是不可思议的。

从思想传承看，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一直有“天降大任”的思想传承，这个党有自己独特的“天命观”，它代表一个文明、代表一个“百国之和”的国家、代表一个在内忧外患下跌入低谷后又重新崛起的伟大文明。它不仅要对国家的发展和百姓的福祉负责，而且要对自己文明的延续负责。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毛泽东主席一直提醒国人要“追赶”和“超越”美国，否则就要被开除“球籍”。邓小平恢复工作后首先就提出中国的现代化要分三步走，最终要让中国在21世纪中叶成为社会主义的发达国家，并在全世界证明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优越。习近平也明确指出：“我们党从成立那天起，就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就是要让中国人民富裕起来，国家强盛起来，振兴伟大的中华民族。”＇14＇

比较西方模式下的政党，它们大多数恐怕只能算做“部分利益党”乃至“游戏党”。与中国共产党不同，这些政党大都不对自己民族的整体利益承担终极责任。例如，韩国的政党竞选可能选出一个导致与朝鲜发生战争的政党，但韩国的安全最终是靠美国来保护的，韩国是否会与朝鲜发生武装冲突，冲突到什么程度，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美国。日本的政党也是这样，十年九相，选出了民粹主义的领导人，他是否会把日本重新拖上军国主义的战车，最终祸害日本自身，祸害整个东亚和世界？这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美国。相比之下，中国的执政党须对中华文明的兴衰负终极责任。习近平说“中国是一个大国，不能出现颠覆性错误”，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如果出现了“颠覆性”的错误，任何国家都没有能力帮助中国恢复平衡，一些整天想要颠覆中国的势力和国家还会幸灾乐祸，趁机落井下石呢。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共产党是“天命党”，一个“天降大任于斯人也”、舍我其谁的政党。它对自己国家和文明的命运承担终极责任。

从制度传承来看，中国执政党是中国历史上统一的执政集团的继续和发展，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中国共产党把自己定性为中华民族复兴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而与时俱进。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应该是世界上组织规模最大、组织能力最强的政党。中国学习了西方政党的一些有益经验，建立了强大的现代政党体系，但同时又拥有独特的政治文化传统，两者的结合使我们可以超越西方政党模式及其带来的民粹主义、短视主义、法条主义等严重问题。当然，我们执政党自身也有许多问题，我们需要“从严治党”，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确保党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强领导核心。

二是协商民主。在民主制度方面，中国的最大特点是协商民主。这种协商民主的广度和深度是世界上其他政治制度所无法比拟的。在西方国家，民主几乎被锁定在政治领域内，锁定在国家定期举行最高领导人的选举。在中国，协商民主不仅是政治层面的制度安排（特别是党和国家层面），而且也是经济和社会层面的制度安排。中国之所以采取协商民主这种形式，很大程度上，是中国“文明型国家”的特征所决定的。中国超大型的人口规模、超广阔的疆域国土，意味着中国需要更具包容性和整合力的民主制度。在中国这么大的国家里，一个决定哪怕是10％的人反对，那也是1。3亿人反对，所以总体上中国不宜采用简单票决制中51％对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