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ar）一书中强调，在地中海东部地区罗马文明从未瓦解。那里在阿拉伯和土耳其统治下，代之而起的是一种伊斯兰化了的古典文明。也就是说，亚洲伊斯兰地区保存了在欧洲早已消失的古希腊典籍。欧洲十字军东征过程中，欧洲人得以把欧几里得、托米勒、阿基米德、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的著作重新从阿拉伯文翻译成欧洲文字。同时，由于伊斯兰世界所处的地理位置，它得以从中国和印度的发明中获益匪浅，正如贾雷德·戴蒙德在《枪炮、病菌与钢铁》一书中所指出的：“中世纪的伊斯兰社会，由于位居欧亚大陆的中央，既得到了印度和中国的发明，包括采用了中国的纸和火药，也承袭了希腊的学术。”＇7＇
比较15—16世纪的欧洲和中国，两者的差距仍然很大。中国并非十全十美，中国存在着各种问题，但欧洲的问题要严重得多。就经济规模而言，当时的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的35％左右。欧洲中心论者把15—16世纪称为“伟大的航海时代”，但比较一下郑和下西洋的船队和哥伦布发现美洲的船队，郑和宝船（1421年）长超过百米，排水量超过万吨，比80年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圣玛利亚号大百倍。欧洲与中国在文化水准上的差别更大。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多次感叹：“当我们还不知道如何认字书写的时候，中国已经到处都是书籍了。”加文·孟席斯在《1421：中国发现世界》一书中有这样一段叙述：“当朱棣指示姚广孝率领2 180名学者进行包罗万象、长达4 000卷的百科全书——《永乐大典》的编纂工程时，处于文艺复兴前夜的欧洲，对于印刷术还一无所知，实际上，那个时候亨利五世的图书室里只有六本手抄本，其中三本还是从修道院借来的。当时欧洲最富有的商人Florentine Francesco Datini拥有12本书，其中8本还都是宗教著作。”他推论，欧洲近代科学知识的兴起，只能是大规模借鉴和引进中国、阿拉伯世界的科学知识的结果，而绝不可能是如韦伯所说的“新教世界观”的产物，单靠全欧洲修道院里不到100本的羊皮书，就导致了近代科学的产生，这足以沦为天方夜谭，这种天方夜谭恐怕连上帝也不会相信。＇8＇
文艺复兴16世纪从意大利开始绝不是偶然的，因为当时欧洲国家中和中国接触最多的是意大利。学者朱谦之指出“在13至16世纪，中国的重要发明即以阿拉伯人为媒介，给欧洲文艺复兴之物质基础创造了条件”。＇9＇中国对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影响巨大。中国文化传入意大利最早的是丝绸、青铜器、瓷器等，中国的纺织技术和造纸等技术也可能是经过意大利传到欧洲的。13世纪十字军东征后，曾经中断的意大利通往中国的道路又被打通，威尼斯成了中欧交流的最重要城市，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在宋末元初抵达中国就是一个例子。他回到欧洲后出版的《马可·波罗游记》涵盖了中国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意大利乃至后来在欧洲多数国家都引起了轰动，西方难以想象世界上还有如此繁华和发达的国家。
《马可·波罗游记》当年对欧洲产生的影响绝不会亚于中国晚清“睁眼看世界”第一人魏源《海国图志》对中国和日本产生的震撼。学者莫里斯·科利思（Maurice Colis）认为《马可·波罗游记》“不只是一部单纯的游记，而是启蒙式作品，对于闭塞的欧洲人来说，无疑是振聋发聩，为欧洲人展示了全新的知识领域和视野，这本书的意义在于它导致了欧洲人文科学的广泛复兴”。＇10＇马克思也说过：“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11＇其实，不少“欧洲中心论”者大概也知道这些事实，但他们似乎不愿意提及，更不要说深入探讨这些事实了。
中国对17—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启蒙也是显而易见的。我上面谈到的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和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的对话和戴尔福特瓷器博物馆的馆藏都是这段历史的很好注脚。了解17世纪的荷兰很重要，因为17世纪的荷兰是当时欧洲最先进的国家，荷兰的文艺复兴，很大程度上是引进东方物产和知识的结果。哈罗德·库克（Harold J。Cook）在《物质交换：荷兰黄金时代的商业、医学和科学》（Matters of Exchange：merce；Medicine；and Science in the Dutch Golden Age）一书中明确提出：荷兰的文艺复兴可能首先是东方文明在荷兰的复兴，而不是什么古希腊文明的复兴。对于荷兰来说，所谓“自然的知识”大致就是指通过航海获得的来自外国的知识：中国的印刷术、瓷器等工业产品、造船工艺、航海技术、航海图纸、蒙古的战争技术（特别是火器）、阿拉伯的造园术、矿物、南洋的香料和物种知识、印度的药用植物等等，这些与欧洲的“宗教知识”相区别的“自然知识”，极大地增加了欧洲人的审美和生活品位，扩大了欧洲的空间视野，造成了荷兰17世纪的文艺复兴，并最终促进了近代科学在欧洲的发展。＇12＇
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如此渴望得到关于中国的知识，他在给自己朋友写的信中说，他准备在自己房门上贴一个牌子，上面写着：中国知识中心。莱布尼茨崇拜中国儒家的“自然神论”。他认为，中国“有着令人赞叹的道德，还有自然神论的哲学学说……这种极富权威的哲学体系创立于3 000年以前，远在希腊人的哲学很久很久以前”。莱布尼兹受到《周易》中卦象的启发，提出了二进制算法，成为近代信息技术的基础。在莱布尼兹1714年发表的《单子论》中吸收了中国哲学，尤其是宋儒理学的精华。＇13＇莱布尼茨认为，中国在实践哲学方面占优势，而欧洲在思辨哲学方面领先，中国与欧洲可以相互补充，组成一种世界文化。＇14＇
我本人在法国东部一个风景如画的小镇前后居住了十来年，我住的地方离欧洲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的故居约10分钟车程，属于同一个县，这使我有机会多次参访了伏尔泰的故居，也因此感受到了一点欧洲启蒙大师的灵气。伏尔泰十分推崇中国的传统哲学。他曾经说过，世界的历史始于中国。中国是“举世最优美、最古老、最广大、人口最多而治理最好的国家”。他还指出：当中国的文明已经相当发达昌盛的时候，欧洲人“还是一群在阿登森林里流浪的野人呢”。
政治上，启蒙运动提倡的是理性主义，而启蒙思想家理性主义的偶像就是孔子，他们向往的理性精神就是东方世界。伏尔泰非常认可孔子的学说，他在《哲学辞典》中提出了“常识不平常”（mon sense is not so mon）。“自从开天辟地以来，还有什么道德准则比它更美？我们必须承认，对于人类来说，没有比孔夫子更有价值的立法者了。”“我认真地拜读了他的著作，并做了笔记，我觉得他诉诸道德，而完全没有对奇迹的说教或对宗教的借喻。”伏尔泰还质疑欧洲的君王们：你们在听到中国以德治国，哲人受尊敬的事例之后，该有何反应？你们应该“肃然起敬，感到脸红，但更重要的是要学习摹仿”。
伏尔泰认为，中国人讲“天”和“理”，既是“万物的本源”，也是中国立国古老和文明悠久的原因。“中国的历史从一开始就写得合乎理性”，中国哲学中的一切都没有任何“神奇的意味”，合乎自然。的确，“在以中国的老子和庄子为代表的道家学说中，充满了追求个体生命的自由这样一种精神，把它用于生活，是一种潇洒；将之总结为经验，则是一种审美”。＇15＇
在伏尔泰眼里，理性使中国摆脱了战乱。与频繁战乱的欧洲相比，中国当时社会安定得令人羡慕和崇拜，他认为，中国是由哲人统治的。伏尔泰还根据中国元代戏曲《赵氏孤儿》改编成戏剧《中国孤儿》（Orphelin de la Chine），他借剧中的人物来推崇中国的习俗和道德标准。他认为中国把有知识的人当做贵族来尊敬。伏尔泰在1764年出版的《哲学辞典》中的“古代与现代”（Ancients and Moderns）词条中说：“中国人早在2 000多年前，就筑起了长城，但却没能抵挡得住鞑靼人的入侵。”而在“迷信”这个词条中，伏尔泰问道：“有一个彻底摆脱迷信的民族吗？这等于提出这样的问题：难道有一个人人都是哲学家的国度吗？有人说在中国就没有迷信。也许哪一天，我们欧洲也会有几个城镇能摆脱迷信。”＇16＇
法国启蒙思想家笛卡尔也深受中国文化浸染。他在《方法论》一书中热情颂扬了中国人的智慧和理性。法国启蒙时代的“百科全书派”著名学者狄德罗高度评价了四书五经等中国儒家经典。他认为：孔子建立的哲学是理性宗教，不谈奇迹和启示，纯粹是伦理学和政治学的，是中国人长期信奉的主流派哲学——实用哲学。学者朱谦之经过考证，认为从16、17世纪开始，耶稣会士把中国的宋儒理学传入了欧洲，影响了包括笛卡尔在内的一批欧洲启蒙思想家，为他们“反对宗教”、主张理性提供了武器。＇17＇
托克维尔曾说过：在漫长的16—18世纪，仅德意志就被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合约》瓦解为314个小国（而当时中国的情况是：清朝确立，康乾盛世开始）。1681年开始的一个世纪时间，直到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后，德意志才被归并为39个有主权的城市国家，而这只不过是整个欧洲分崩离析状态的一部分。从欧洲启蒙思想家来看，中国的大一统，与战乱频繁的欧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们把中国的大一统看做中国强大的根本原因。＇18＇
欧洲启蒙思想家还发现中国不实行欧洲的贵族分封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