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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过西方学者写的一些文章，例如，法国就有学者撰文，认为中国手中握有对付美国的“金融原子弹”，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也曾私下问过澳大利亚当时的总理陆克文：中国今天已是美国最大的债主，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如何才能对中国强硬呢？换言之，西方一些人早就看到了，一旦中国成为美国的最大债主，就能对美国产生巨大的政治、经济乃至军事影响力。但我们国内这样思考问题的人好像还不多，今天的中国需要鼓励这种前瞻性的、原创性的研究，我们要把金融领域的问题思考透，我们的格局要更大一些，看看我们能做一些什么，最终在金融领域内强势出牌，把我们的资产盘活，使我们处于一个更加主动有利的地位。即使一时做不到，也没有关系，这样的研究和探讨也要抓紧进行，其成果一定会产生震撼力，对于中国未来的战略和外交都有积极意义。
我们要有大国意识，大国需要大思路，建设中国的亚洲美元债券市场就是这样的一种大思路，能不能做到，还需要研究。我们可以借鉴中国发展国防科技的经验。中国国防科技当时的直接领导人是聂荣臻元帅，聂帅的特点是走一步，看三步，积极防御，进攻性地防御。他有开阔的视野和长远的眼光，对科学技术也有相当的知识。他采用的是毛主席的军事战略思想，我们第一颗原子弹是1964年试验成功的，但聂荣臻早在1961年就向毛主席提议要搞洲际导弹，防空导弹将来要向反导弹系统发展，还要考虑通过搞探空火箭，为将来向星际航行开辟道路。我们在金融业内能不能好好研究一下聂荣臻当年领导中国国防科技的战略思想？在金融这个领域内，我们今天就要有超越美国模式、超越西方模式的眼光和思路，使我们的金融业和我们的金融创新能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的实体经济，包括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科技发展、新能源发展等。我们的金融业需要一个聂荣臻，最终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的确立离不开中国金融创新和超越。
在社会领域内，我们将创造一个真正属于大多数人的“活力社会”、“温馨社会”和“美好家园”。我们已经形成世界上最有活力、最奋发向上的社会，我们已经形成世界上最庞大的有产阶层和中产阶层；我们将建设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老有所养、病有所医、住有所居”的社会；我们将拒绝西方的“社会—国家”对抗模式而选择中国文化本位的“社会—国家”互动模式。中国社会变革的规模和速度人类历史上闻所未闻，中国人一生所经历的一切可能超过西方人两三代人所经历的事情，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社会是最充满活力和变革的社会，虽然各种矛盾层出不穷，但中国社会总体上呈现积极向上的态势，这与西方社会总体下行的状况完全不一样。
我们的人民共和国本质上是一个普通人的国家，一个普通人感到比较自由自在的社会。我们国家和西方国家的最大差别在于：西方国家是贵族、富人、有产者创建的国家，而中国是无产者和普通人创建的国家。西方有产者创建了自己的国家，然后按照自己的价值观重塑社会，建立起富人主导下的法治社会，规范所有人的社会行为，然后通过上百年的努力，逐步使更多的人群也进入中产阶层。这种富人建立的社会有其长处，它比较井然有序，比较按部就班，什么都有章可循，还有一点贵族的雅气和傲气；但这种社会也有自己的弱点，社会利益集团严重固化，社会缺少活力而停滞不前，穷人和普通人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越来越少，社会凝聚力日益走低，各种新的社会问题层出不穷，犯罪率普遍走高，现在又难以适应中国崛起带来的挑战。
中国这种普通人社会源于中国源远流长的平民主义文化，它体现在两千多年前“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口号中，也体现在“人人皆可成尧舜”的古训中。中国人较快地接受了社会主义理念也和这种平民主义文化传承有关，因为社会主义注重平等。中国平民主义社会最终形成的时期，一般认为是宋朝，因为从中唐到五代数百年战乱毁掉了汉代传到唐代的所有世家大族，整个社会阶层重新洗牌。更为重要的是科举制度到宋代走向成熟，科举制度虽然形成于隋唐，但当时的权贵的一些特权还是受到了保护，最有名的就是“门荫制度”，允许对五品以上官员的子孙直接授以不同的品阶，当时的中举者也大都是士族。但从宋代开始，科举制度真正成了入仕的最主要通道，其他功名利禄的途径均被关闭。钱穆先生说：“论中国古今社会之变，最要在宋代。宋以前，大体可称为古代中国，宋以后，乃为后代中国。秦前，乃封建贵族社会。东汉以下，士族门第兴起。魏晋南北朝至于隋唐，皆属门第社会，可称为是古代变相的贵族社会。宋以下，始是纯粹的平民社会。除蒙古满洲异族入主，为特权阶级外，其升入政治上层者，皆由白衣秀才平地拔起，更无古代封建贵族及门第传统的遗存。故就宋代而言之，政治经济、社会人生，较之前代莫不有变。”＇26＇
中国属于平民社会，这大概是中、西方社会的最显著区别。在英国，一个人看哪一类报纸大致就可以代表你的阶级身份，如果你是上层，你读的应该是《泰晤士报》之类的报纸，如果你是平民百姓，你看的应该是《太阳报》这样的报纸，大家各就各位，心安理得，井水不犯河水。在中国，从出租车司机到共和国的部长，大家都看《参考消息》《环球时报》。平民社会的利弊都很清楚：从利的方面看，它充满机遇和活力，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精彩万分；从弊的方面看，它真是有点乱，有点失序，有点令人眼花缭乱。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以如此快的速度改变了自己的生活和社会地位。从过去30多年的情况看，中国任何一种耐用消费品，从空调、彩电、电冰箱到车子、房子（如果也能算耐用消费品的话）几乎都在十年之内普及了，背后是绝大多数人改变自己命运的强烈愿望和行动，是我们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平等观念和从众心理，你有的，我也要有，差距不能太大。
最近出现的“大妈”现象给全世界来了个措手不及。中国一个一个普普通通的家庭里，大妈管着全家的钱财（社会主义制度解放了妇女），50来岁已经退休，浑身有用不完的劲，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投入了市场经济（中国世俗文化的表现），购房产，炒股票，抄底西方黄金市场，还加入了世界大串联——从港澳台境外游到欧美自由行。这是一种世界上罕见的“民众经济”现象。中国“大妈”不懂西方经济学的深奥理论，但从常识判断出发，就敢全身心地投入战斗，说出手就出手，开弓没有回头箭，虽然失手不少，但还是矢志不渝，甚至还屡屡得手，当然被套住的也不在少数。国际黄金市场上，中国“大妈”与华尔街金融大鳄对局，好一番棋逢对手，dama一词也随之迅速地融入了英语金融词典。
一个平民社会的最大看点就是热热闹闹、熙熙攘攘、化复杂为简单，把一切“高端大气上档次”变成下里巴人，于是西方的宫廷舞变成中国的广场舞，西方的古典音乐变成了中国的通俗音乐，西方的五线谱变成了中国的简谱，还有中国式过马路——这是我的国家，我的城市，我怕谁。西方说中国没有言论自由，但北京的出租车司机可以为你点评政治局最新会议及人事变动。一个平民社会少一点贵族气，多一点土气和市井气，缺一点优雅，但不乏精彩；看上去乱一些，但乱中有序。感觉好的人觉得这种社会“爽”；感觉一般的人觉得这种社会有点“乱”，但机会还真“多”；感觉差的人也会很快找到自己的圈子，自娱自乐，不跟你掺和。
当然中国人有伟大的抱负，我们不满足只是一个“活力社会”，还要把这个社会变成一个“温馨社会”和“美好家园”。用这样的标准，中国社会确实还存在不少问题，从乱穿马路到排队加塞，从诚信缺失到道德滑坡，我们要正视并认真着手解决这些问题。如果我们能像抓酒驾和“计划生育”那样认真地去做，那我们的各种社会问题都会逐步得到解决。同时，我们也千万不要以偏概全，不要悲观，很多问题世界各地都有，只是程度不同。13亿中国人一下子都被带进了市场经济，七八亿农民一下子被卷入了城市化，这样迅速变动的社会难免出现种种不适应、不到位、不规范，甚至不健康的现象。在世界主要国家的发展史上，没有国家能避免这种情况。好在中华民族是一个有深厚文化底蕴的民族，我们普通百姓身上有一些难能可贵的品质，值得我们好好理解和感激，如勤劳、向上、平和等品质。无论走到哪里，中国人总是在劳作、在忙碌、在充电，在力求改变自己的命运，这是中国人勤劳向上的基因所致，这也是中国经济为什么可以如此迅速地发展、人民生活可以如此之快地改善的关键原因。我们的民风总体上平和，这也是中国社会最宝贵的一个特质。我多次说过一个假设，如果今天晚上上海（或任何一个中国大城市）、巴黎、纽约同时停电的话，我估计巴黎犯罪率会比上海高一到两倍，纽约的犯罪率会比上海高三到五倍。这本质上是民风决定的。在中国，你可以把车开进任何一个小镇，任何一个村庄，你有安全感，而在世界绝大多数的国家里，这是难以想象的奢侈。
我们的社会还缺少一些优雅，缺少一些秩序，缺少一些温馨，缺少一些温良恭俭让，尽管我们的文明中一直含有这些元素，但长期的贫困、资源短缺、战争赔款、政治运动、过度的市场化倾向等等，造成了我们的问题：一个甲午战争的失败，我们就被迫赔偿日本2。3亿两白银，相当于当时中国政府三年的财政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