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亚—克罗地亚语、马其顿语、斯洛文尼亚语）、四种宗教（东正教、天主教、耶稣教、伊斯兰教）、五个民族（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马其顿、黑山）、六个共和国（塞尔维亚、斯洛文尼亚、波黑、克罗地亚、黑山、马其顿）、七个邻国（阿尔巴尼亚、希腊、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奥地利、意大利）。
当时南斯拉夫的人均住房面积已达18平方米，平均每8人就有一辆轿车，市场看上去很繁荣。但繁荣的背后已经隐藏了危机，如通货膨胀、政治权力过分下放等。当时的南斯拉夫中央政府几乎只剩下了外交和国防的权限。铁托1980年5月4日去世后，南斯拉夫联邦政府实行了国家元首集体轮流的做法，结果无法形成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6个共和国各自为政。
铁托生前的经济政策也有严重失误，他总想对各个共和国一碗水端平，没有按照经济规律办事，没有形成一个统一、高效的国内市场。塞尔维亚一位学者后来对我说，铁托的做法就是如果塞尔维亚要建一个钢铁厂，那么其他几个共和国也要建一个，结果在南斯拉夫境内建了一大批经济效益低下的“政治工厂”。
回想起来，当年邓小平反复强调中国要搞两个开放，一个是对内开放，一个是对外开放，以及两个市场，一个是国内市场，一个是国际市场，这是极富远见的。所谓对内开放和国内市场，就是建成一个巨大的、统一的、高效的国内市场，以这个市场为后盾与国际市场对接，中国就有了自己的实力和本钱，就有了国家统一的坚强经济基础和制度构架。中国现在虽然还存有不同程度的地方保护主义，但通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正在形成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统一市场，这对中国的长治久安具有重要意义，对于中国最终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将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回想起来，1986年的南斯拉夫已经非常开放。迎接外国领导人举行会谈的联邦大厦（1999年被北约导弹击中）一楼大厅，布置得像一个现代艺术博物馆，展示了一些大幅的现代派绘画作品和抽象派的雕塑作品，效果很好。在巨大的空间内展示抽象艺术品，给人一种天马行空的视觉震撼，但整个氛围还是浑然一体、气势磅礴。南斯拉夫总理米库利奇举行欢迎宴会，一般不选在国宾馆或五星饭店，而是选在当地艺术家、诗人和小资最喜欢相聚的酒吧街，大概相当于上海的新天地和北京的什刹海，那时的中国还没有这么时尚的地方。
欢迎我们的宴会在一个名为“三顶草帽”的酒吧餐馆举行，双方都没有正式的发言，大家围着几个长长的木桌，喝南斯拉夫自己生产的葡萄洒，吃地道的贝尔格莱德风味牛排，还有一位留着小胡子的中年歌手和他的三人小乐队，边弹边唱，为我们助兴。歌手唱了许多爱国歌曲，其中一首叫《南斯拉夫颂》，坐在我边上的南外交部的一位官员告诉我，1980年铁托逝世后的那些日子，无论你走到哪里，人们都唱这首歌，广播电台也不停地播放这首歌，“我们一定要团结，这是铁托生前的嘱托”。
小胡子歌手还为我们弹唱了一首他自编的歌，名字叫《欢迎远方来客》，歌词大意是：“贝尔格莱德的心脏跳动起来了，因为我们迎来了远方伟大国家的友好使者。在这动荡的世界上，人分为好人和坏人，但来到这儿的都是好人。欢迎你们，这里有南斯拉夫人民的美好祝愿。有诗人说过，友谊和爱情开花的地方，就是贫穷和寂寞死亡的地方。”塞文翻译是个中文说得很好的小伙子，把歌词译得恰到好处，像一篇美丽的散文，把我们的晚宴的气氛推向了高潮，大家起立举杯共祝“中南友谊万古长青”。说句老实话，我们这代人，都有某种南斯拉夫情节，我们都看过《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都知道南斯拉夫游击队抗击德寇英勇善战，都知道毛泽东主席说过，“铁托像铁一样硬。”同样，南斯拉夫老百姓也大都知道中国红军的万里长征、知道毛泽东和邓小平。
后来我们又启程去访问斯洛文尼亚，这是南斯拉夫最富裕的省份，紧邻奥地利，下榻在铁托生前居住过的官邸。我问饭店的接待员，您是南斯拉夫什么地方的人，她给我一个灿烂的微笑，“我是南斯拉夫人”。我一下子意识到这是南共长期教育的结果，大家都只说自己是南斯拉夫人。不说是哪个共和国的人。这和中国不一样，在中国，你可以说自己是湖南人、江西人，因为大家不言自明，都是中国人，但“南斯拉夫人”这个概念是需要培植的。后来的发展证明：南共长期的政治教育敌不过民粹主义者煽动的民族主义情绪。塞尔维亚驻日内瓦联合国机构大使沃克维奇曾对我说：“现在回想起来，铁托在世时，大家对南斯拉夫的认同还是很强的。如果铁托能够多活几年，也许我们就可以完成与欧共体的谈判，使整个南斯拉夫作为一个整体加入欧盟，这样后面的国家解体和战争，大概都可以避免了。当然，现在一切都已无法挽回了。”
南斯拉夫解体首先由经济危机引发，持续的通货膨胀，最高时曾达到2400％，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各种罢工事件不断。1988年开始，米库利奇政府已有点风雨飘摇。接替米库利奇的是马尔科维奇，他对南斯拉夫的问题把握得比较到位，他曾说过，南斯拉夫过去政策犯了两个错误：一是把市场与资本主义等同起来，没有进行更为彻底的市场改革。二是整个南斯拉夫的经济变成了“契约”经济，不是那种根据市场经济规律形成的“契约”，而是根据一些政治原则，通过行政手段达成“自治协议”。工人和管理阶层之间、共和国之间、中央和地方之间、企业之间都有各种协议。一旦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就会影响一大片，甚至影响整个国家的经济运作。这种联系不是有机的、市场的，而是人为的、行政的，其离心力甚至大于向心力。
在西方推动的“民主化”浪潮冲击下，南斯拉夫整个知识界完全接受了西方的政治话语，而这种话语的核心是一个天真的梦：只要采用了西方的政治制度，南斯拉夫面临的所有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一种激进的革命气氛迅速形成，南共联盟的地方党部也先后接受了西方的政治话语，纷纷推出了一个比一个更为激进的政治改革方案。斯洛文尼亚共盟于1989年3月首先提出了“结束一党制，实行多党制”，之后整个政治局势演变得一发而不可收，联邦政府和南共联盟的中央机构被完全架空。实际上，这不是一党制与多党制孰优孰劣的问题，而是在南斯拉夫特定的国情下，推动西方希望的政治变革一定会导致国家的解体和战争，但一般民众，甚至多数知识分子，当时都没有看到这一点。
1990年7月，南联邦通过了《政治结社法》，正式实行多党制，一个人口只比上海多一些的南斯拉夫一下子出现了200多个政党，而赢得最多选票的都是高举民粹主义大旗的政党，他们的口号就是“斯洛文尼亚属于斯洛文尼亚人”、“克罗地亚属于克罗地亚人”、“科索沃属于科索沃人”，口号越激烈、越极端，越能赢得选票。1991年，从斯洛文尼亚开始，一个接一个的共和国宣布独立，脱离联邦，南斯拉夫“内战”随即全面爆发。
第一个承认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独立的是德国。尽管多数欧共体成员还有疑虑，他们的疑虑不是因为他们赞成维持南斯拉夫的统一，而是认为从欧盟有关法律文件来看，宣布独立的克罗地亚在人权问题上，还没有能力保障当地少数民族（塞族）的权利，造成了20多万塞族人迁徙塞尔维亚的难民潮。但德国以欧盟应统一对外为由，游说欧共体成员承认这两个国家的独立。我后来问过塞尔维亚的一位资深外交官，怎么解释德国如此热衷于承认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的独立。他认为，刚刚实现了统一的德国要重建其势力范围，斯洛文尼亚是其近邻，而克罗地亚在二次大战期间是德国的傀儡国。不管这个观点是否站得住脚，但欧洲大国可以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牺牲原则、牺牲别国的利益，则是毫无疑问的。
我对德国一般有好感，因为德国对二次世界大战作了认真的反省，这与日本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但是在南斯拉夫解体这个问题上，我认为德国的行为是极不负责任的。即使南斯拉夫这个国家应该解体，也不应该用这种打开潘多拉盒子的方式来解体。但德国也好，整个西方也好，很少顾及别人利益。当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在德国和西方的支持下获得独立后，南斯拉夫境内的战争就像多米诺骨牌，一场接一场发生，最终导致了20多万人丧生，无数人致残，数百万人流离失所，创下了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最大的人间悲剧。
当2007年德国总理默克尔夫人在总理府会见达赖喇嘛的时候，当2008年西方媒体几近疯狂地为藏独叫好的时候，我的感觉就是：如果中国某一天愚蠢地照搬西方模式，让自己内乱了，最终导致台独、藏独、疆独势力泛滥的话，美国、英国、德国、法国乃至整个西方都会出来承认，他们一定会有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什么人权啊、民族自决权啊。实际上他们内心深处都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情结：对他们中的很多人来说，今天的中国就是一个放大了几十倍的东德。他们不了解，也不愿意了解中国人在自己的历史上经历过多少动乱，每次动乱又导致多少家破人亡。他们不理解为什么今天的中国人如此珍惜自己国家的稳定和发展，不愿意去相信现在是1949年以来中国最好的时候，更不愿意接受中国人走自己道路的坚定意志和决心。当然，中国不是苏联，也不是南斯拉夫，他们这种愿望注定是要落空的，邓小平早在1982年就掷地有声地说过：“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