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夫解体的前车之鉴，从中汲取有益的教训，从而使我们的崛起更加顺利、更加精彩。
六、东欧：家家都有难念的经
20多年前，东欧国家选择了全盘西化的道路，而中国则选择了继续走自己认定的道路。两种不同的选择自然产生了不同的结果。过去20年中我几乎走遍了所有的东欧国家，也和东欧的各种人士有广泛的接触和交谈，自然有所感悟，有所感叹。记得2006年夏天的时候，我在阿尔卑斯山脚下的德国小镇埃姆看过一场白俄罗斯演员用俄文表演的独幕话剧，那是只有一个演员表演的那种真正的独幕剧。表演不是在剧场进行，而是在我下榻饭店一楼的咖啡厅内进行，五六十个观众，一边喝咖啡，一边看演出。话剧的名字叫《穿牛仔的一代》。西方国家把白俄罗斯看作是欧洲剩下的最后一个“专制”国家，而这个话剧是“反专制”的，在白俄罗斯被禁演，所以现在就在欧盟的资助下，在欧洲各地做巡回演出。因为有英文字幕，我看懂了这个话剧。
剧情非常简单：一个白俄罗斯的青年男子，非常向往西方，起初是收集西方游客使用过的色彩缤纷的塑料袋，向自己的朋友们炫耀，后来开始倒卖西方的牛仔裤。一次在与外国人换美元时，被警察抓去询问。最后他又参与了反政府的示威，被投入监狱。他躺在监狱里做了很多梦，梦到监狱外面美丽的田野，梦到监狱的厚墙倒下了，梦到了当年为反对苏联入侵而在布拉格温瑟拉斯广场自焚的捷克青年。最后，他终于走出了监狱，嘴里嚼着口香糖，右手举着一根长长的木杆，上面挂着一件牛仔衫，象征了反专制统治的旗帜，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列。
40分钟左右的短剧结束，男演员和我一边喝咖啡一边聊了起来，他见我来自中国，不无好奇地问：“能不能坦率地问你一个问题？”我说：“越坦率越好。”“中国和这个话剧描述的情况一样吗？”我笑了：“还真不一样。你可能还不知道：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牛仔服生产基地，中国愿意持有美元的人也在锐减，因为美元越来越不保值呀。”他觉得有点不可思议，我建议他最好自己去中国看一看。不过我也对他说：“我理解您的这个故事，中国也经历过商品极度短缺，文化生活极端枯燥的岁月，很多人当时也把西方想像得无限美好，但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中国和东欧采用了不同的变革方法，各有利弊，我个人觉得中国的方法略胜一筹。”他半信半疑地看着我，然后说：“以后一定要去中国看看。”
东欧当年剧变的原因很多，但对多数普通老百姓来说，最直接的原因就是日常生活消费品的匮乏和文化生活的枯燥。我1986年曾随一位中国领导人访问罗马尼亚，当时的罗马尼亚电视节目非常单调，以齐奥塞斯库的活动和没完没了的会议为主，电视机也都是罗马尼亚国产的，质量很次，国宾馆的电视机，也只能雾里看花。我还抽空去了布加勒斯特最繁华的百货商店，看到人们排着长队购买日用品，走近一看，顾客在抢购上海生产的美加净牙膏。后来我又有机会，坐车从维也纳去斯洛伐克首府布拉迪斯拉瓦，入境的一瞬间就感到强烈的反差：路灯昏暗、道路狭窄、人的穿着土气，我在布拉迪斯拉瓦第一次看到欧洲还有这么多的穷人，三五个穿着邋遢呢大衣的斯洛伐克男人挤在火车站餐厅喝土豆汤，吃黑面包，整个斯洛伐克首都最大的中央车站餐厅，就提供这么一种怎么也无法使人产生食欲的“菜肴”。当时的波兰的情况要好些，但消费品种类也少，款式陈旧，商店的橱窗布置简陋，卖水果的商店就在橱窗上画一些苹果，街上跑的都是东欧自己生产的简陋的甲壳虫小车。
当时的东欧社会主义，尽管有“铁饭碗”和各种福利制度（这也是现在不少人怀念那个时代的原因），但整体经济实力和物质生活水平明显不如西方，前面白俄罗斯话剧中所描绘的西方的塑料袋、口香糖、美元，都是西方更为优越的物质生活的符号，中国七八十年代也有类似的经历。东欧后来的政治危机也源于经济形势恶化。从1980年开始，波兰经济走下坡，失业剧增，导致了席卷全国的罢工浪潮。虽然东欧国家在70至80年代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经济改革，但总体成效有限。与西方相比，他们在物质生活上的差距还在拉大，引起了这些国家人民的强烈不满。这也给西方很大的心理优势和政治话语权。
当时的苏联和东欧流传着很多关于物资匮乏的政治笑话，一个人们反复引用的经典笑话是：一天，集体农庄庄员伊万在河里捉到一条大鱼，高兴地回到家里对妻子说：“看，我们有炸鱼吃了！”妻子说：“没有油啊。”“那就煮！”“没锅。”“那就烤！”“没柴。”伊万气得把鱼扔回河里。那鱼在水里划了一会儿，跳跃了起来，激动地高呼：“勃列日涅夫同志万岁！”从这个角度看，中国30年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从物资极度匮乏到经济空前繁荣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巨大改善，其意义怎么评价都不过分。邓小平说过：不发展经济，不搞改革开放，不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只能是死路一条。东欧大致就是这样走上死路的。
当然，东欧共产党政权相继垮台还有其深层原因。例如，这些国家的政权存有先天的不足：这些政权（除了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外）几乎都是二次大战后靠斯大林为首的苏共扶持上台的，国内群众基础薄弱。邓小平1989年对访华的泰国总理差猜曾这样解释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区别：“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打了22年仗建立起来的，建国后又进行了3年抗美援朝战争。没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不可能取得胜利。这样一个国家随便就能打倒了？不可能。不但国内没有人有这个本领，国际上也没有人有这个本领，超级大国、富国都没人有这个本领。”得之易，失之也易，这是生活中的规律，也是政治中的规律。
另外，东欧的经济改革普遍没有中国走得远，思想僵化了，始终未能突破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这个意识形态的紧箍咒，政治话语也大都从苏联教科书批发而来，没有多少自己原创的东西，对本国老百姓没有吸引力和说服力。1989年，控制东欧政治的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自己乱了方寸，在强大的西方话语面前毫无招架之力，被西方话语彻底击败，至此，东欧共产党政权纷纷下台就是意料中的事了。经济上没有搞好，政治上失去了自信，最后自然也被自己的老百姓所抛弃。
东欧剧变至今过去20多年了。这些国家近况如何？人民生活得怎么样？他们的民主质量如何？有没有什么中国可以汲取的经验教训？我十分关注这些问题。从2000年开始，我走遍了几乎所有的东欧国家。总体上看，东欧国家中，阿尔巴尼亚和摩尔多瓦还是典型的发展中国家，政治上采用了西方模式，经济上仍然非常落后，这两个国家至今还属于欧洲最穷的国家。2001年，我从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乘飞机去阿尔巴尼亚访问，坐我边上的是一位50多岁的沙特阿拉伯工程师，叫阿卜杜拉。他说想去地拉那看看，如可能的话，准备买套房子，晚年可以在此退休。我问为什么选择阿尔巴尼亚，他说，阿尔巴尼亚是穆斯林国家，房价又便宜，以后还可能加入欧盟。我微笑地点点头，理解他的天真。我们抵达了地拉那，排着长队，耐心地等候阿尔巴尼亚边检人员为来访者一个一个地手工进行登记，因为没有电脑，一切都非常慢，阿卜杜拉直朝我摇头，说：“我在这里买房子的念头开始动摇了。”等我们坐着破旧的计程车一起上了通向地拉那的坑坑洼洼的公路，他说：“太没意思了，我明天就离开。”我倒是在地拉那高兴地逗留了3天，还去了港口城市杜拉斯。阿尔巴尼亚人热情好客，很多人还记得当年中国给予阿尔巴尼亚的援助，甚至给我唱《大海航行靠舵手》。
东欧其他国家的发展程度要高得多。在1989年剧变之前，大部分东欧国家已属于中等水平的工业化国家，其特点是农村人口一般都低于30％，其中比较富裕的是东德、捷克、匈牙利，较穷的是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这些国家经过剧烈的市场化改革后，经济最终都复苏了，并有了相当的发展，特别是已加入欧盟的8个国家（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但在2008年开始的金融海啸中又遭重创。这8个国家中，我走了7个，但也只是去了他们的首都，难以和中国作一个全面的比较。应该说这些国家的首都还算繁华，人们的生活水平比20年前提高了不少，欧盟的各种财政援助产生了一定的效果。但如果拿这些城市和上海等中国沿海城市比较的话，或者和重庆这样的迅速发展的内地城市相比的话，无论是城市的基础设施、商业的繁华程度、市民的消费水平、新建筑的规模、式样和质量以及人的精神面貌，上海和重庆都明显胜出。总体上，我觉得中国的发达地区和内地的一些大城市已赶上甚至超过了东欧多数城市的水平，但整个中国要达到东欧今天的水平还需更多的时日。
中国与东欧的最大差距还是在市民文化方面。无论是办事排队还是开车上路，人家做得比我们更有规矩。在市民文化方面，东欧的历史比我们长，像布拉格、布达佩斯、里加等城市，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已经形成了相当庞大的中产阶级，高级公寓、别墅和咖啡馆随处都有，市民文化传统延续至今。
至于这些国家1989年以来的政治发展，我只能说路途很不顺利，效果也不如人意，甚至可以说，家家都有难念的经。这也再一次证明：一种新政治制度的建设是一个非常复杂、艰巨的过程，需要时日，才能逐步健全，甚至有可能由于种种原因而迟迟健全不起来。20来年过去了，尽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