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儿的说法是，一到9月份，问题都来了。”9月就是议员们休假结束，议会开始工作的时候。像拉脱维亚这样的东欧国家，采用了西方竞选制度，老百姓前三天新鲜，之后就是普遍的厌倦，而厌倦的原因就是竞选上来的基本上都是政客，空谈多于实干。
美国引发的2008年金融海啸和随后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又使东欧面临新的危机。标准普尔已将乌克兰的长期外汇评级调降至“CCC＋”的全欧最低水平，把罗马尼亚和拉脱维亚的信用评级下调至“垃圾级”。东欧经济转型过程中，主要银行几乎都给西欧的银行收买，造成银行业过度依赖外资和外币贷款规模过大。金融危机袭来
后，西欧金融机构纷纷从东欧大规模撤资，引发了东欧金融业的系统性风险。东欧国家在出口上对西欧国家的过度依赖也加剧了当前的危机。东欧国家的出口遭遇重创，进一步减弱其偿债能力，使债务危机更加深化。今天几乎所有东欧国家均陷入了严重的财政赤字，包括匈牙利、波兰、捷克等的货币的下跌幅度都超过30％，波兰和捷克的外债水平已达GDP的100％。据摩根士丹利最新调查结果显示，如今东欧国家外债总计约1。7万亿美元，超过该地区2008年GDP的总和。
东欧剧变20多年过去了，东欧国家在民主建设上也是困难重重。《经济学人》杂志对今天东欧民主体制的状况是这样评述的：“在经济危机面前，整个地区的改革都停顿了下来。公共服务质量很差。媒体的声音微弱。政党竞选资金筹措过程充满了腐败。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之一是加入了欧盟后，许多东欧国家的经济和政治改革的努力都停滞不前了。同时，由于金融危机，也由于美国威望的下降，（东欧国家）照搬西方模式的愿望受到了挫折。所有这一切为普金式的领导人出现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文章以匈牙利总统奥尔班（Orban）上台后修改宪法，限制司法独立，加强对媒体的控制来说明东欧国家正在出现所谓的从民主滑向专制的“普京化”趋势。（《经济学人》2010年12月18日）
欧盟对东欧民主的总体评价确实很低，其主要批评是：一、当年东欧经济转型大都是比较激进的私有化，而得益最大的都是原来的政府官员。民主化后，这些人摇身一变，成了最大的企业老板，随后又靠经济实力，组成了自己的政党，或者把原来政党的名字改变一下，而政党运作的方法与过去没有多少差别。二、20年过去了，但这些国家都还是没有形成真正独立的司法体系和高效率的公务员队伍，政府机构办事还是拖拖拉拉，官僚主义陋习不改，腐败问题仍然非常严重。三、东欧政坛上崛起了一大批新的政客，但没有出现真正的政治家。他们努力加入欧盟只是为了从欧盟捞到各种补贴，而不是为了什么更加崇高的目标。四、虽然有很多拿着欧盟资助的非政府组织，但高质量的公民社会还没有形成。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国家的民主建设也许能够取得新的突破，形成品质较好的民主制度，但也可能长期徘徊在低品质民主的行列里。东欧国家本来的经济、教育都比较发达，早就扫除了文盲，人口远远少于中国（波兰人口3800万，大约是江苏的一半；罗马尼亚人口2100多万，少于上海；捷克是1000万，其他的人口都只有几百万，少于中国的中型城市），与西方文化的同质性也明显高于中国，还有欧盟和美国提供的大量援助和专家指导，但采用了西方政治制度20年后的结果竟是如此差强人意，其中的很多教训值得我们中国人深思。上面提到的“深深分裂的社会”、“没有出现真正的政治家”、“没有独立的司法体系”、“没有高效率的公务员队伍”等问题，都是我们在民主建设中必须考虑的。这也可以使我们更加坚定探索中国自己道路的决心，跟着西方模式亦步亦趋，对于我们这么一个历史文化传承与西方的差异远大于东欧的超大型国家，成功几率大概为零。
七、从欧洲到美国
中国今天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如果没有大的意外，中国的经济总量可望在10年左右的时间内超过美国。美国则非常担心失去世界经济老大的位置，所以忙于对中国处处设防，以延缓甚至扭转这个过程。正因如此，中国迈向世界第一的过程可能会遇到美国设置的各种障碍。我们因而有必要更多地研究和了解美国。惟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知己知彼”，才能更好地与美国打交道，并争取在越来越多的方面超越美国。我在这里把美国与欧洲进行了一些比较，以帮助读者更好地了解美国这个国家，顺便也更多地了解整个西方。
中国人初见欧洲人，是分不出哪国人的，同样，欧洲人初见亚洲人，也分不出中国人、日本人还是韩国人。但和欧洲人接触多了，会逐步看出一些差异。欧洲有个流传很广的笑话：有人问，“在欧洲什么是天堂般的生活？”回答是：“让法国人当你的厨师，德国人当你的工程师，英国人当你的警察，意大利人当你的情人，而这一切都由瑞士人来组织。”反过来的生活方式就是地狱般的，即“由英国人当你的厨师，法国人当你的工程师，德国人当你的警察，瑞士人当你的情人，而这一切活动都由意大利人来组织”。这种夸张的调侃或多或少地反映出欧洲民族文化的差异。
如果说欧洲各国的文化差别不小，那么从欧洲到美国，你就会感到更大的差异了。当你从欧洲一下子空降到美国，欧美文化的差别立刻扑面而来。我自己从欧洲去美国大概有十来次，从诸多细节中可以感受到这种差别。比方说你从日内瓦国际机场飞抵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你想找个推车来拉行李，突然发现这里的推车是要付钱的，而且不多不少3美元，颇令人尴尬，你往往正好没有3美元的零钱，你就不得不去换零钱。欧洲也有不少机场需用硬币才能取行李车，但这是为了让你用完后把车还回指定地点，还车后可取回硬币，所以行李车还是免费的。
等你上了美国的计程车，司机座位的后面贴着“顾客权利宪章”。在中国，这个地方贴的是“乘客须知”，在欧洲，较少贴这些东西，类似的规定属约定俗成，不言自明。计程车很快就上了六车道的高速公路，路上的车普遍比欧洲大。看得出，和欧洲相比，美国还是以开大车为荣者居多，这显然是一个比欧洲更加浪费能源的社会。
到了旅馆，你打开电视，迎面而来的是铺天盖地的广告。故事片，一刻钟打断一次，而且广告词大都涉及赚钱：100万，200万，300万。欧洲主流电视台，商业广告一般放在故事片的前后，中间最多打断一两次，而且广告拍得比较有品位，一般不出现钱数。欧美的差别还有不少，比如欧洲的咖啡是小杯的，属于讲品位的精致文化；美国的是大杯的，属于大众的消费文化。家庭观念方面，欧洲社会更传统一些，孩子大学毕业后住在家中的仍不少。在美国（英国也类似），孩子到了18岁，甚至更早，就自己出去奋斗了。美国人普遍不相信政府，总觉得个人可以比政府做得好，而欧洲国家，特别是法国、德国、西班牙等国，政府的作用大得多。这种差异与美国历史有关，当初的清教徒逃到美洲大陆，就是为了逃避政府和教会的迫害。
从大的方面说，欧美文化，特别是政治文化，主要有五大差别：一是宗教差别。欧洲的宗教影响总体上在走弱，美国则相反，特别是“9·11”之后，宗教在美国的影响迅速走强。礼拜天，美国教堂里人满为患，布什总统自己也每天做祷告，他讲话中使用的宗教词汇明显多于欧洲领导人。据说2000年海南撞机事件发生后，布什马上问周边的人：“美国的机组人员现在能看到《圣经》吗？”欧洲的教堂，人满为患的状况不多。欧洲很多人称自己是不上教堂的基督徒。给人的感觉宗教日益演变成一种文化，倒有点接近中国传统中对宗教的态度，宗教的主要作用不再是严格的教义，而是一种文化规范。这种差异也反映在欧洲和美国的对外政策上。美国对外政策中，虽然名义上政教分离，但其外交政策受宗教势力的影响为西方国家之最。美国本来就有强烈的“传教士传统”，认定美国是上帝的“特选之国”，在小布什时代这种感觉更强，而且常常是“惟我正统，别人都是异教”，甚至连民主问题也宗教化了，在全世界到处传播美式民主的“福音”。美国现在推行的所谓“价值观外交”也说明这一点。坦率地说，只要美国的这种“宗教”心态没有大的变化，美国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非基督教、非西方文化的“共产党国家”的崛起，心理上总很难接受。从这个角度看，中美关系的真正和谐不易实现，推而广之，整个世界的真正和谐也很难实现。我曾和美国亚洲协会名誉会长卜励德先生讨论过这个问题，他比我乐观一些，认为多数美国人还是温和与市俗的，宗教势力不会过多地影响美国的对外政策。我也希望如此，而且我们都同意这么一点：中美双方的各种利益已经把我们两国联系在一起，双方完全可以寻求合作双赢，并理智妥善地处理双边关系中的一切问题。
欧美的第二个差异是美国的民族主义情绪远远高于欧洲国家。我的德国朋友告诉我，2006年世界杯足球赛在德国举行，很多德国人一生中第一次看到这么多德国国旗，他们感觉很不习惯。由于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在欧洲“民族主义”几乎变成了贬义词，一般国民很少谈爱国主义。荷兰人常说：我们是最没有民族主义的。我的一位法国朋友对我讲，他现在只有在买车的时候，还有点爱国主义，其余时候就没有了。我的丹麦学生告诉我，他在丹麦当过兵：“我们的军队从来不宣誓，也没有爱国主义教育，以后只能帮助别的国家做些维和之类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