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政治变革来解决中国存在的所有问题，毕其功于一役。其实，在中国这么一个超大型的国家里进行政治改革，一定要考虑每一项改革政策的代价。稳妥地推动政治改革，以较小的代价换取较大的成果，这才是中国前进的最佳之路。
经验主义模式是内需驱动的，而内需中关键是有效内需。有效内需驱动的改革比较稳健，一个国家的思想、文化、民情等方面都产生了真正的内需，才会是有效内需，这也是改革最大的内在动力。打个比方，中国房地产业的发展，使得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成了拥有物业的有产者，进而产生了对《物权法》的实实在在的内需，随之而诞生的《物权法》就很有针对性和操作性，起到了较好的效果。在政治领域，中国目前阶段，最强的内需可能是反腐机制建设、党内民主机制建设、服务性政府的建设、法治社会的建设。
由于西方的强势推动，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创造了一些人为的内需、虚假的内需，而这些国家的内部并没有产生那种思想、文化、民情等方面的真正内需。结果就出现了上下结构的完全脱节。2007年4月肯尼亚NTV做了民调，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第一是就业，第二是治安，只有不到2％的人关心宪政改革，而肯尼亚议会讨论的第一是宪政改革，第二还是宪政改革。还有议员则提出了“向文明国家学习，废除死刑”的议案。这种上下严重脱节的情况，和8个月之后开始的种族厮杀也有一定的联系。
2008年2月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发表了一个西方6国国民对自己国家现状满意程度的调查，结果发现不满意的人大大超过满意的人：
您对自己国家的现状是否满意（％）？
满意不满意
意大利4 80
法国7 67
美国19 52
英国20 41
德国28 36
西班牙30 38
（资料来源：2008年2月8日《国际先驱论坛报》）
《纽约时报》2007年10月30日也刊登了一个美国民调，80％的人对本届国会的工作不满意，68％的人认为国家的方向出现了问题，60％的人认为自己下一代的生活会比现在差。人们对美国政府解决问题的信心已经低于60年代越南战争和1974水门事件时期。而美国非常有影响力的皮尤研究中心2005年对17个国家进行的调查，发现72％的中国人对自己国家的现状表示满意，在被调查的国家中拔了头筹。76％的中国人认为自己生活质量在今后5年中还会提高，这个结果也高于其他国家。在2008年该中心又对24个国家进行了类似的民调，中国又再一次拔了头筹，86％的人对国家的总体状况表示满意。2008年3月，在美国“世界民意网站”对全球领导人信任度的民调中，中国领导人在本国的信任度为93％，远远高于西方领导人。
您对自己国家的现状是否满意（％）？
满意不满意
中国72 19
约旦69 30
巴基斯坦57 39
西班牙51 44
荷兰49 50
英国44 51
加拿大45 52
土耳其41 55
印度41 57
美国39 57
黎巴嫩40 58
印度尼西亚35 64
法国28 71
俄罗斯23 71
德国25 73
波兰13 82
（资料来源：PEW Global Attitudes Project，2005）
如果上述由美国学者独立进行的民调大致反映了各国的实情，那么我们可以说，尽管中国的政治体制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尽管国人还抱怨各种各样的问题，但中国人对自己国家现状的总体的认可度，对本国领导人的信任度，对自己未来的信心，都名列世界前茅。这不能不使人重新思考中西体制优劣等一系列问题。如果考虑到西方国家的人均资源消费量为中国的10倍以上（根据贾雷德·戴蒙德的计算，美国的人均资源消费量为中国的11倍），而人民的满意度还如此不尽如人意，这种反思就更需要进行。当然，中国人口众多，即便有72％或者86％这么高的满意度，不满现状者，尽管比例低，也不会是一个小数目，所以我们没有任何骄傲自满的理由；相反，我们必须如履薄冰，认真地解决各种存在的问题，使老百姓的满意度进一步提高。
客观地说，中西制度都有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但过去30年内，中国总体上在不断地改革进取，而西方则显得思想僵化、故步自封了。欧盟一位荷兰籍高官曾私下对我说：“虽然我们和中国举行人权对话时，要求中国进行各种改革，但我们自己国内的改革却步履艰难。比方说，为了每周增加一小时的商店营业时间，政府和工会代表谈了十几年才达成协议。这对公共利益是好还是坏？当然不好。”
中国体制的务实、高效、有序等特点，现在已很少有人否认。这使我想起了自己和一位德国朋友吃饭的经历。那次，这位非常喜欢中国文化的德国人请我到一家知名的德国餐馆吃饭，服务员不停地给我们换盘子，他笑着对我说：“你看，中国菜比我们德国菜可口得多，但我们吃饭的仪式比你们隆重，你们就是一双筷子，我们德国菜没多少东西吃，但不停地换刀具，换杯子，换盘子。”我后来一想，这个比方似乎也很政治。如果说饭菜质量的好坏是“内容”，盘子换来换去是“形式”的话，那么我们制度中的不少“内容”，并不亚于西方，甚至优于西方。比方说，过去30多年我们制度的总体表现，明显超过了采用了西方政治制度的发展中国家，甚至在一些方面也超过了发达国家：美国2005年“卡特利娜”飓风救灾的表现和中国2008年的抗震救灾怎么能比？法国2003年8月一场突来的热浪，竟造成了全国1万多老人非正常死亡，举世震惊；意大利像走马灯一样地换政府，竟连城市垃圾等问题多少年都处理不好，更不要说解决根深蒂固的黑社会问题。前面引述的民调结果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西方体制的诸多深层次的问题。
西方政治制度很像西餐，有一整套规范的形式。这种形式又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为内容服务的，如西餐一定是分餐制，一人一份，比较卫生，很像通过票决制来确保选民对候选人有某种监督。另一部分是形式高于内容的，更多一些美学功能，如不同的酒水要使用不同形状的杯子。西方民主体制中的登记投票、组织集会、电视辩论等，也有一种类似的形式美。尽管西方体制实现的“内容”与我们的“内容”相比，各有千秋，但在形式和程序方面，西方的许多做法，往往比我们的做法更有吸引力。他们的做法更容易拉近政治人物和民众的距离，使公众更容易有一种参与感。比方说，竞选双方的辩论，许多话都是竞选语言，没有多少人把它当真。但辩论这种形式，既可以让百姓了解他们的政策，又为百姓创造了一种喜闻乐见的政治参与形式。电视辩论对民众有不小的吸引力，甚至有点像我们的春节晚会，成了许多国家的保留节目，大家都喜欢看，但看完之后又说没太大意思。在发达国家，除了法国等为数不多的国家外，一般大选的投票率都不高，约在50％左右，但主要候选人的电视辩论往往收视率很高。这说明很多老百姓只想看一出好戏，至于哪一位候选人当选，对他们的生活并不产生很大的影响。
我们要结合中国的国情进行民主形式的创新，从而使老百姓有更多的政治参与感和认同感。内容和形式比，内容更重要，但形式不能被忽视。我们在形式方面可以借鉴西方的一些形式，也可以从我们自己的传统资源中进行提炼和创新，也可以土洋结合，创造出新的形式，从而使我们的民主在形式上更规范，更有活力，更为丰富多彩。我甚至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政治改革的重点就是从重视“内容”走向“内容与形式”并重，从强调“结果”走向“结果与程序”并重。中国人是很善于学习别人长处的。还是拿吃饭作比较，中餐是合吃，不如西式分食那么卫生，但只要在菜上加一双公筷，就解决了合吃的卫生问题，中西形式就接轨了。
当然，西方政治制度值得我们借鉴的不只是形式，也有内容。比方说三权分立的学说强调了对权力的制约，我们要结合中国的实际来借鉴权力制约这个思想，我们也可以汲取西方在权力制约方面的一些设计。但是像美国那样的三权互相势均力敌，对其他西方国家也不适用，更不要说非西方国家了。法国、德国等西方国家，其实也是行政主导型，法国总统和德国总理的权力都大于议会。欧盟本身也是如此，欧盟委员会的权力大于欧洲议会。德国和丹麦的议会也是协商一致为主。当然，我们在保持行政主导的同时，也要借鉴国际经验，大力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制衡。
在借鉴西方的一些做法时，我们没有必要，也不需要像西方那样，把形式和票决看成是至高无上的惟一。我们要把民主从西方那种僵化的和狭隘的话语中解放出来，走民主创新之路。西方在推销自己民主模式的时候，把本应该是文化深厚、形式多样的民主，简化成了一人一票的普选，这本身是对民主事业的一个巨大伤害，使我想起了法国政治学家托克维尔的名言：有两种人最能伤害民主，一种是反民主的人，另一种是民主激进论者。今天西方推动“颜色革命”的人就属于后面一类。
我们的民主建设一定要有创新精神。民主建设应该是一种生机勃勃的事业，民主可以有一千种、一万种形式，而不应被局限于一人一票普选这一种形式。我在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