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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反腐斗争现在正处在一个关键时刻：如果向下沉沦的话，可能会由“中腐败”发展成为“高腐败”。但如果能够适应现代化的需求，抓紧法治和反腐机制的建设，我们有可能逐步减少腐败，达到“低腐败”，而这个过程的最根本的动力就是中国市场经济和整个现代化事业所产生的对依法治国、抑制腐败的强大内需。只要中国建设现代化建设是动真格的，那么对法治和反腐的需求也就会是实实在在的，只要这个趋势继续下去，中国的腐败现象有可能逐步减少。现在低腐败国家就是这样走过来的，香港也是这样走过来的，中国内地也可能这样一路走来。
中国和“高腐败”国家的另外一个差别是中国毕竟经历过低腐败的阶段，有遏制腐败的巨大的文化传统资源，包括儒家的传统文化和共产党的教育，包括一批像周恩来这样的清廉魅力型领袖人物的影响。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这两种条件都没有，而活着的人记忆中的所有政治人物都是腐败的，经济落后又产生不了对法治的强大内需，所以腐败愈演愈烈，最终不可收拾。
不少人说，要解决腐败问题，就要靠西方的民主制度。但在欠发达国家实行西方民主制度而成功遏制腐败的案例不多：“民主”的印度、菲律宾、乌克兰、俄罗斯腐败都比中国严重，更不要说很多非洲的所谓“民主国家”了。2007年4月，我曾当面请教《透明国际》的总裁彼得·艾根（Peter Eigan）教授，怎么解释这个发展中的民主国家反而更腐败的现象？他说，民主化，腐败也民主化了。还给我举了个例子：过去智利是专制，秘鲁是民主，但秘鲁的腐败远远高于智利。
我自己的看法是：在一个文盲和贫困人口比例很大的国度里，西方式民主制度很容易被腐败分子利用，从而变成了保护他们贪腐的合法外衣。腐败官员可以通过贿选等手段当选，使自己的腐败行为得到合法保护。印度、菲律宾以及非洲的许多国家就属于这种情况。我曾问过我的印度研究生，为什么印度的扫盲进展这么慢？他说扫盲是地方政府负责的，当地的老百姓越是文盲，越是无知，对政客就越有利。这个解释可能有点偏激了，但也道出了一部分真理。印度还有经济水平低，公务员工资低，政府的繁文缛节过多，官员的权力过大等问题，这给腐败寻租行为创造了很多的机会。
俄罗斯和乌克兰是另外一种情况：他们推行了西方式民主化，但却导致了政治参与爆炸和政府失控与瘫痪，结果腐败行为就爆炸性地激增，一发而不可收。到政治局势稳定下来时，腐败已由量变转成了质变，连基层的海关、警察队伍都烂掉了。以俄罗斯为例，几乎所有在俄罗斯的中国商人和很多外国游客都碰到过警察在光天化日之下，对外国人敲诈勒索的事件。乌克兰警察情况也类似。
在反腐问题上，中国处在一个关口，看中国能不能闯过去。闯不过去，中国就永远是个发展中国家。英国工业革命，法国工业革命，日本明治维新，都经历过腐败显著上升阶段。但最终现代化进程中对法制和反腐的强大内需，加上体制创新和机制建设等，实现了腐败下降。亚洲“四小龙”中的台湾和韩国后来采用了西方民主模式，但20来年过去了，腐败问题似乎有增无减，其中原因值得深思。
法国作家雨果在他生前的最后一部小说《九三年》中塑造过一个人物叫戈万，这个人物说过一句名言：对罪恶的毒瘤要开刀，但主刀的外科大夫必须格外的冷静，而不是激烈。我们在认识和处理腐败问题时也要采取这种态度，不能只是停留在强烈的道德谴责，而是要通过扎扎实实的机制建设和法治建设来逐步遏制和减少腐败。
在亚洲，反腐工作做得最好的是香港和新加坡，他们没有采用西方式民主制度，而是通过法治建设和精英政治，建立了令腐败分子望而生畏的一套独立的反腐机制，如香港廉政公署、新加坡贪污调查局等，最终成为反腐事业的佼佼者。我们应该在继续铁腕打击腐败的同时，进行制度创新，借鉴新加坡和香港的反腐经验和实践，先进行一些试点，然后在全国铺开，争取在一段不太长的时间内，使中国由现在的“中腐败”转入“低腐败”。
这里还要顺便提及三个观点：
第一，不管我们做多少反腐的努力，腐败也会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对反腐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千万不能低估。腐败也会从现在人见人恨的“不文明”的腐败变成一种可以隐蔽的、比较“文明”的腐败。比如，2008年美国的次贷危机引起经济衰退和全球金融海啸：1。5万亿美金的劣质贷款被神奇般地包装成了优质金融产品，得到权威评估机构的认可，大都成了3A级金融产品，然后再卖给各国的银行。这个过程当中没有腐败？这背后也许有更大的腐败，这些金融大鳄实际上坑蒙拐骗，无所不做，钻了法律体制的一切漏洞、利用了一切可以利用的灰色领域，一切都做得道貌岸然，成熟老练，连瑞士最大的两家银行都赔上了百亿美金，叫苦不迭，最后不得不寻求亚洲国家的主权基金来注资，这场危机造成的损失最终由全世界老百姓来买单。对于这种“货币战争”，我们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瑞士一位银行界的朋友对我说，这简直是“金融黑手党”的所作所为。我们不妨用“第二代腐败”这个概念来形容它与“第一代腐败”的差别，真有点像现代武器和传统武器的关系。“第一代腐败”是“不文明”的腐败，主要表现为“回扣”、“走私”、“红包”等，这有点像传统武器，用大刀把人砍死，鲜血淋淋，给人感觉很残酷。而“第二代腐败”是比较隐蔽，比较“文明”的腐败，主要表现为道貌岸然的“游说”，选举政治中的各种“政治献金”和金融监督中的“选择性忽略”、“监管套利”等，这有点像高科技战争中使用的武器，展示在电视荧幕上的只是一个坐标，加上几个闪烁的亮点，很文明的精准打击，使不在战场的人会忘记这些亮点下面是对生命的摧残，与使用传统武器的摧残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我前面已经提到过，一贯主张西方民主制度是普世价值的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曾认为，亚洲金融危机这种情况不会出现在西方民主国家。不知看了美国这场金融危机，他该如何评论？这么大规模的危机，现在看来还只能出现在美国这样的国家，其公司对政治的过度影响，其政治制度过多地受到资本驱动，恐怕都是这场危机的深层原因。总之，反腐将是一个长期不断的过程，即使在法制比较健全的发达国家，也可能发生不同类型的严重腐败。
第二，要实事求是地把握中国的腐败状况，防止把问题夸张到不切实际的高度，然后动员悲情意识，呼唤再来一场革命。回顾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指导中国的改革开放，真像是指挥一场超级规模的战役，没有万无一失的方案，该冲锋的时候要冲锋，该伏击的时候要伏击，没有伤亡和减员的战争是没有的。1979年邓小平要深圳“杀出一条血路”，杀出血路就是要准备负伤。就是不要前怕狼后怕虎，而是要抓住战机，奋勇出击。改革要考虑战略和战术、要考虑时机和成本、要打时间差，一旦抓住战机就要咬住不放，全力以赴，直至成功，这就是邓小平的领导风格。那种纯而又纯的改革，那种诗意般的经济和社会改造，那种眼睛里容不得一点沙子的变革，古今中外从未有过。
1980年代引起人们反感的主要是双轨制物价改革引起的“官倒”。当时采用双轨制来进行物价改革，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因为颇为激进的物价改革方案已经引起物价上涨和民众的强烈不满。但采用渐进的双轨制物价改革，也意味着在一定时间内，官员的寻租机会增多，一些乡镇企业不通过收买官员，往往很难弄到计划内价格出售的生产要素。但如果当时不及时进行价格改革，中国经济就很难走出计划经济的框框。中国领导人权衡利弊，认为不进行物价改革，中国付出的代价将更大。所以非常勇敢地推动了带有很大风险的双轨制的物价改革，并逐步地闯过了这一关。
今天，我们的乡镇企业和民营企业已经成熟起来，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半壁江山。我们95％以上的商品都是市场定价，没有当初这种勇敢的改革，哪有今天中国市场的如此繁荣。这项改革成功后，由价格垄断造成的腐败，虽然还存在，但比过去大大减少了。和采用“休克疗法”的俄罗斯比较一下：俄罗斯是价格一下子放开的，不仅引起了恶性通货膨胀，而且使腐败变得一发而不可收。中国物价改革的社会成本也相当大，但还是明显低于前苏联。尽管这个改革很不完美，尽管当时带来很多问题，至今还有不少后遗症，但整个世界都很少有人否认：中国进行的双轨制物价改革是传统计划经济国家经济改革中的一个成功的经典案例。
最后还要简单提及腐败与文化的关系。中国在反腐斗争中，面临的一个挑战是中国文化中根深蒂固的人情网、关系网。这和拉丁民族的人情网、关系网很类似。这种人情网、关系网，在一定程度上，对发展经济能起积极作用，但从长远看，不利于现代法治社会的建设，不利于一个国家的长治久安。在拉丁民族中，法国、西班牙等，通过持续不懈的努力，最终都闯过了这个关口，建立了法治社会，意大利虽然也是发达国家，但腐败问题解决得不如其他发达国家，你只要到意大利华人社会了解一下，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