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葛利高里非常懊丧地说：“一定是有神甫横过咱们走的道路啦！事事都倒霉！唉，如果他们这儿有鸭子——我马上就买一只，花多少钱我都舍得，或者偷一只也行，我的病就会好起来啦，不然，现在我的病却发作得厉害啦！起初，还可以解解闷儿，只是在路上不能打盹儿，现在，这该死的病，简直是活受罪啦！连坐在爬犁上都支持不住啦！” 普罗霍尔没有得到葛利高里的什么同情，好久沉默不语，有时候走上一个钟头。也不说一句话，总是那么愁眉苦脸的。
在路上奔波的白天，葛利高里已经觉得长得烦人，而无尽头的。漫长的冬夜就更长得可怕啦。所以他有足够的时间去考虑当前的事情和回忆往事。脑子里长时间地翻腾着在自己畸形的、糟乱如麻的生活中逝去的岁月。坐在爬犁上，迷离恍惚的目光凝视着死气沉沉。大雪覆盖的草原，或者夜里闭上眼睛，咬着牙，躺在气闷的、挤满人的小屋子的一角里，——他惟一思念的就是病危的、昏迷不醒的、被扔在荒僻的小村里的阿克西妮亚以及留在鞑靼村的亲人们……那里，顿河地区已经建立了苏维埃政权，葛利高里总在忧伤，担心地问自己：“他们真会为了我而去虐待妈妈或者杜妮亚什卡吗？”他立刻又开始安慰自己，回想起在路上已经听到无数次的传说，都说红军战士不扰民，对他们占领的村镇里的老百姓都很好。担忧的心情渐渐平息下来，那种老母会为他的所作所为负责的想法，已经显得非常荒唐和毫无根据了。一想到孩子，葛利高里就立刻愁肠寸断。他担心家人恐怕无力使他们免于伤寒，同时又觉得，自从娜塔莉亚死后，他对孩子们的钟爱，任何痛苦都已经不能像这种爱那样使他动心……
在萨尔斯克的一个过冬地区，葛利高里和普罗霍尔住了四天，让马休息一下。
这几天，他们曾多次谈到将来怎么办。刚到过冬地区的第一天，普罗霍尔就问：“咱们的部队能在库班地区站住脚，还是要继续往高加索退呢？你怎么看？”
“不知道。不过对你来说，还不是一样吗？”
“真是岂有此理！这对我怎么会是一样呢？这不是要把咱们赶到回教徒的土地上去，赶到土耳其附近的地方，去吃清水煮萝卜吗？”
“我又不是邓尼金，请你也不要问我在往哪儿赶咱们，”葛利高里不高兴地回答说。
“我这是因为听到这样的消息才问你的，好像又开始在库班河沿岸进行防御战啦，等春天一到，就可以回家去啦。”
“谁去进行防御战呀？”葛利高里冷笑说。
“这还用问，当然是哥萨克和士官生啦，此外还有谁呀？”
“净说昏话！你的眼睛瞎啦，你看不见周围发生的事情吗？大家都一心在想赶快逃跑，谁会去进行防御战呀？”
“唉，小伙子，我自个儿也看得出咱们是完啦，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总还不愿相信……”普罗霍尔叹了口气说。“唉，万不得已，就漂洋过海，或者像虾一样爬到外国去，你怎么样？去吗？”
“你呢？”
“我的态度是这样：你上哪儿去，我就上哪儿去。如果人们都去，我也不能一个人留在这儿呀。”
“我也是这样想。既然咱们已经加入了羊群，那就只能跟在绵羊后头走啦……”
“可是那些绵羊有时候他妈的会瞎跑……不，你别说这逗笑的话啦！你说真心话！”
“别说啦！车到山前必有路。咱们干吗要庸人自扰呢！”
“好好，阿门！我不再问你啦。”普罗霍尔同意说。
但是第二天，他们去收拾马的时候，普罗霍尔又谈起老问题来了。
“你听说绿军的事了吗？”他装作好像在观察三齿叉的叉柄似的，小心翼翼地问。
“听说啦，怎么啦？”
“怎么又出来了什么绿军呀？他们拥护谁？”
“拥护红军。”
“为什么管他们叫绿军呢？”
“鬼知道他们是怎么回事儿，大概是因为他们总藏在树林子里，所以才这样称呼他们的。”
“是不是咱俩也去绿一下呢？”普罗霍尔想了半天以后，胆怯地提议说。
“我好像没有胃口。”
“可是除了绿军之外，还有什么军队，能使我们尽快回家去呢？我他妈的反正都一样——绿军也好，蓝军也好，或者是什么蛋黄｜色的军队也好，只要这些人反对战争，肯把当兵的人放回家去，不管是什么颜色的，我都甘心情愿地浸进去染一染……”
“你再忍耐一会儿吧，也许会有这种军队的，”葛利高里劝他说。
一月底，在一个雾蒙蒙的融雪的日子的中午，葛利高里和普罗霍尔来到白土镇。
镇上挤了一万五千多难民，其中有一大半是害斑疹伤寒的。许多穿着英国军大衣、短皮袄和棉袄的哥萨克，在街上找住处和喂马的草料，到处是骑马的人和车辆在乱窜。人家的院子里，几十匹瘦弱的马站在槽边，有气无力地嚼着干草；大街上、小胡同里，到处是扔弃的爬犁、四轮车和子弹箱。走过一条街时，普罗霍尔仔细看了看拴在栅栏上的一匹高大的枣红马说：“你看，这是安得留什卡亲家的马呀！那就是说，咱们村的人在这儿呀。”于是赶紧从爬犁上跳下来，走进屋子里去打听。
过了几分钟，安得烈。托波利斯科夫——普罗霍尔的于亲家和邻居——披着军大衣，从屋子里走了出来。他由普罗霍尔陪着，庄重地走到爬犁跟前来，把散发着马汗气味的黑手伸给葛利高里。
“你是跟着村子里的难民车队一起走吗？”葛利高里问。
“一起儿受罪的。”
“好，快说说，你们一路上怎么样！”
“一路的情形就不用说啦……每天宿营后，都要留下些人和马…。”
“我老爹还好吗？”
托波利斯科夫的视线避开葛利高里，朝别处看着，叹道：“不好啊，葛利高里。潘苔莱维奇，糟得很哪……为他老人家祝福吧，昨天傍晚他已经归天，辞世啦…
…“
“已经埋了吗？”葛利高里脸色煞白，问道。
“我说不好，今天我没有到那儿去过。走吧，我告诉你那座房子……亲家，往右拐，街口右手第四座房子就是。”
普罗霍尔把爬犁赶到一座宽敞的铁顶房子旁边，让马停在木栅栏旁边，但是托波利斯科夫却请他赶进院子去。
“这儿也很挤，住了二十来个人，不过你们就在这里挤一下吧，”说完了，从爬犁上跳下去开大门。
葛利高里头一个走进烧得很暖和的屋子里。地板上躺着。坐着挤满了熟识的同乡。有的在修理鞋子和马套，有三个坐在桌边喝菜汤，其中有跟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搭伙同行的别斯赫列布诺夫老头子。哥萨克们一看见葛利高里都站了起来，同声答复了他的简短问候。
“我父亲在哪儿？”葛利高里往下搞着皮帽子，打量着房间问。
“我们运气不好……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已经去世啦，”别斯赫列布诺夫用棉袄袖子擦了擦嘴，放下勺子，画了一个十字，低声回答说。“昨天傍晚咽气的，愿他在天之灵安息。”
“这我知道。已经埋了吗？”
“还没有。我们准备今天埋，这会儿，你看，还停在这儿，我们把他抬到冷屋子里去了。请到这儿来。”别斯赫列布诺夫打开通往邻室的门，仿佛很抱歉似的说：“哥萨克们都不愿意跟死人睡在一间屋子里，气味太难闻，而且停在这儿是比较好的……主人这间屋子里不生火。”
宽敞的内室里散发出了一股扑鼻的大麻种子和老鼠粪的气味一一个角落里堆满了黍谷和大麻；长凳上摆着些装面粉和油的桶。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躺在屋子中间的草垫子上。葛利高里推开别斯赫列布诺夫，走进内室，站到父亲的尸体旁边。
“他病了两个星期，”别斯赫列布诺夫低声讲。“还是在梅切特卡的时候他就染上伤寒病倒了。真没想到你爸爸竞死在这儿了……我们过的是什么日子哟……”
葛利高里往前弯下腰，看着父亲。疾病改变了亲人脸的轮廓，变得完全不是原来的样子了，而且非常陌生。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苍白、干瘪的腮帮子上长满了灰色的硬毛，胡子垂在瘪进去的嘴上，眼睛半闭着，蓝珐琅似的白眼珠已经失去了生气和光泽。老头子耷拉着的下巴上缠着条红围巾，斑白的卷毛大胡子衬在红围巾上显得更银光闪闪、更白了。
葛利高里跪了下去，想要最后一次仔细地看看，记住亲人的模样，而恐怖和嫌恶却使他不由自主地哆嗦了一下：密密麻麻的一层虱子在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蜡一般的灰色脸上乱爬，爬满了眼窝和腮帮上的皱纹。它们像一块浮动的纱布，遮在脸上，在大胡子里，在眉毛里乱爬，蓝棉袄的硬领子上也爬了厚厚的一层，衣领都变成了灰色……
葛利高里和两个哥萨克用破冰的铁作在冻得像生铁一样坚硬的土地上凿了坟坑。
普罗霍尔用木板马马虎虎地钉了口棺材。傍晚，把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抬到坟上，葬在异乡斯塔夫罗波尔的土地上。过了一个钟头，村子里已经掌灯的时候，葛利高里从白土村出发，朝新波克罗夫斯克方向驰去。
在科列诺夫斯克镇他感到身上不很舒服。普罗霍尔费了整整半天的工夫去寻找医生，最后找到了一个喝得已经半醉的军医，费了很大的劲才请动了他，把他领回住处。医生没脱军大衣，给葛利高里做了检查，摸了摸脉，肯定地说：“您害的是回归热。中尉阁下，我奉劝您停止您的旅行。否则就会死在路上。”
“等着红军来吗？”葛利高里苦笑着说。
“啊，不过，我们可以认为，红军离这儿还远哪。”
“会走近的……”
“我对此毫不怀疑。不过您最好还是留下来。同是不幸，要是我，宁愿选择留下，这——要轻些。”
“不，我还是凑合着走吧，”葛利高里断然地决定说，而且开始穿起军便服来。
“您能给我些药吗？”
“那就请便吧，您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