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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梅利斯在关于中央一月全会的总结报告中发挥了这一思想，他说：加马尔尼克一布林一伙的间谍们对这支由中青年指挥人员和政治干部组成的极其庞大的军队故意不予理会，并加以压制。这些间谍提拔的是自己小圈子里的人……而对于政治干部——政治指导员、营和团的政治委员，他们则于方百计地加以压制，对这些人，他们不去考虑，不加关心，不予提拔。在联共（布）中央和伏罗希洛大同志的领导下，我们将尽一切努力，把这支队伍提到应有的高度。”①
①同上，1938年1月22日。
从这一天起，各家报纸每天都刊载许多文章、政治指示和学习的榜样，碟蝶不休地重复着同一个“思想”。社论大肆宣扬红军政治部的前领导所进行的破坏活动，它说：“加马尔巴克一布林一伙间谍是卑鄙的人民敌人，他们千方百计地压制年轻的党的干部。现在在政治机关中，也还有这样一些领导人，他们在推行加马尔尼克一布林一伙的那一套领导方法。”①《红星报》的另一篇社论大肆进行拙劣的阿谀奉承：人民的敌人“故意阻挠忠于革命的指挥员和政治干部的成长，对他们不进行提拔”。叛徒们“推行的是过时的、和红军格格不入的那种晋级等级制，这种制度束缚了指挥员们和政治干部们的天赋和才能”，因此，他们“不得不在好多年的时间中从事着与他们的丰富经验和知识显然不相称的工作”。他们向指挥部提出这样一项任务：“消除破坏活动在提拔指挥人员和政治干部方面的后果”，对“最忠诚的干部”进行重新鉴定。向他们宣布：“国防人民委员部预定到红军和海军建军20周年时，要破例提高那些最优秀人员的军衔。”②
①同上，1938年3月30日。
②《红星报》1938年1月29日。
但是，既然很多位置都被人占据着，那又怎样提拔新人呢？梅利斯在国防人民委员部各中央管理局党的会议上的发言中，以其所固有的十分自信，解决了这个问题。他说：“对于那些遭受布林和加马尔尼克间谍集团压制的忠诚的布尔什维克，无论他是年轻的或是年老的，我们都将全力予以提拔……我们也将全力地推动青年前进……关于某些工作人员不可代替的话，在我们这里谈得很多。这种论调应当结束……
我们从自己的集体中能够找到代替任何一个‘不可代替的’人。凡是说什么管理局的某个工作人员是不可代替的人，对说这种话的人请不要去相信他们吧。如果有人说某个人是不可代替的，那就请仔细地看一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不可代替的人’。必须进行坚决的斗争，反对压制新干部的倾向。”为了更易于看清情况，在工农红军政治部里又成立了一个领导国防人民委员部各中央管理局党组织的特别部。①
①《红星报》1938年6月20、21日。
《红星报》在1938年2月18日这天发表的社论宣称，“托洛茨斯一布哈林分子的法西斯主义间谍压制了有才能、有天赋的指挥员，不让他们担任负责职务，过分地降低了他们的军衔，企图以此来使那些忠诚的工作人员产生怨恨和不满。”但是，斯大林识破了他们的计划。他在中央2—3月全会上报告说：“有才能的人，有天赋的人，我们这里有千千万万。只是应当了解他们和及时地提拔他们……只要好好找，就能找到。”报纸反复解释天才的指示，说什么为了“不让我们在斯大林时代培养出来的年轻指挥员得到发展”，敌人“便用一种腐朽的理论把自己伪装起来，说什么只有参加过国内战争的人才能被任命来担任红军中的领导工作”。但是，如果“只局限于一个狭隘的小圈子，不许由列宁一斯大林的党培养出来的有才能的苏维埃青年去担任领导职务”，那就是一种犯罪行为。“……让那些年轻的有才能的指挥员们得以施展其才能吧，他们定将证明，斯大林时代培养出来的人能干出一些什么事情来。”
卑鄙的“法西斯的毒蛇”力求“引起人们的怨恨和不满”，因此他们“在授予个人军衔方面干了不少坏事”，他们“所提拔的只是极少数自己安插的私人和同伙，并按照自己卑鄙而阴险的企图把他们安置在各重要岗位上”，而对于“忠诚的、有功绩的、经过充分培训的同志”，他们则往往“明显地加以冷嘲热讽”。现在应当消除破坏活动的后果，决定破例地提高军衔。正如伏罗希洛夫对年轻的尉官们所说的：“你们每一个人都是未来的元帅。”①
①《红星报》1938年2月21日。
一篇专门发表的社论对共青团员们也作了同样的许诺：“人民的敌人，卑鄙的法西斯间谍和破坏分子——加马尔尼克之流、布哈林之流及其他一些人……对于把受过最好培训的、坚定的共青团员吸收到党的队伍中来进行了阻挠，人为地阻拦共青团干部在政治上的发展和对他们的提拔。”但是现在在工农红军政治部的下面，成立了一个在共青团员中进行工作的部门。需要许多政治指导员的助手和副手（他们的人数很少——这也是“破坏活动的后果”）。“一项最重要的任务是：在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同志所指出的期限内，要保证挑选和提拔一批共青团员，”由他们担任这些职务；此外．阴险的敌人还“竭尽全力并采取一切手段”来妨碍“把越来越多的青年吸收进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来”；由于这些阴险敌人的作崇，至今还有“几万名先进的青年军人代表”处在共青团的队伍之外。应当排除“横在他们成长道路上的官僚主义障碍”；“要无情地、坚决地、彻底地根除破坏活动的一切残余和卑鄙的祖国叛徒……压制青年是一种犯罪行为。”“能否把共青团员提拔起来——是对政治领导人工作好坏的检查，是对他们执行斯大林中央各项决议的愿望和能力的检查。”①
①《红星报》1938年2月26日、3月22日。
原来，被揭露出来的叛徒不仅“压制了”有才能的政工人员、指挥员和共青团员而且还“压制了”医生：“谁都知道，有相当多的医生原先的军衔是过低的。卑鄙的人民敌人一方面压制了许多宝贵的、忠于党的医生，另一方面却千方百计地提拔了许多不值得信任的、后来成了人民敌人的人。”①
①同上，1938年3月24日。
这些间谍在军队的报刊上也于了同样的勾当。这帮人“使各红军报社的编辑部都充满了自己安插的私人和托洛茨基一布哈林一类的牛鬼蛇神”，而且自然对“那些忠诚的党的报刊工作者进行排挤和迫害，破坏随军记者运动，阻挠提拔新生力量从事报刊工作”、“清除潜藏的敌人”的时候来到了，“在千千万万红军战士、指挥员和政治干部中是能够挖掘出有能力从事报纸工作的人来的……更大胆地提拔新人吧！①
①《红星报》1938年3月23日。
一篇社论宣称，敌人为了企图破坏苏联炮兵战斗力，便“贬低”炮兵的作用，“不让我们优秀的炮兵人员得到发展……要培养出几百个、几千个新炮火能手来……要更大胆地提拔……祖国的忠实儿子去担负更高的职务，并创造一切条件使他们不断成长。”①
①同上，1938年2月4日。
接连不断地发出号召：“要从对敌人毫不留情的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中挑选出一些年轻的优秀干部，更大胆地把他们提拔到党的机关中来”，而“对于玩弄两面派的敌人则一个也不放过”。1938年5月，在召开军队中党的代表会议之前，中央发出了一项指示，要求只能把“绝对可靠的、在同人民的敌人作斗争中经过考验的”布尔什维克，提拔到党的领导机关中来。①
①同上，1938年5月6日。
这里只是引用了很小一部分为在军队中实行大规模恐怖活动而进行辩护的震耳欲聋的材料。①这些指示性的文章激起了那些追求名利的人和告密者的贪婪本能，燃起了他们的欲望。据《红星报》5月11日报道说，到1938年5月时，已经提拔了好几千名共青团员去担任政治指导员的副手和助手，破例地授予了军衔；吸收共青团员入党的速度加快了几倍。“在军队的共青团员中，就象在清除了茅草和蒿草的肥沃的庄稼地（这是维辛斯基演说中关于“该死的叛徒们的坟墓上长满了杂草和飞镰”这一腔调的另一种说法，而维辛斯基的说法则是借用了B．E．丘巴尔演说中的这一形象说法——本书作者注）上一样，茂盛地长起了斯大林的好庄稼，而区结满了金色的于粒……在用忠于列宁一斯大林的党和仇恨人民敌人的精神教育共青团员和团外青年方面，热火朝天地开展着创造性的工作。”据米哈伊尔·科雷佐夫说，在这个期间，有几千个过去曾经自认为是“微不足道的小螺丝钉”的人步步高升，“担负了更大的、越来越大的负责工作”，而在过去，那帮间谍“却使他们相信，他们要在红军中得到提拔是一件困难的事”。②
①例如，《红星报》在1938年2月4、11、23、26—28日，4月15日，5月20日，6月15日，7月29日，以及《布尔什维克》杂志1937年第12期上，都发表了这方面的材料。
②《红星报》1938年2月23日。
军队中发生的情况只是反映了“信得过的干部”这一新阶层形成的总过程，这些干部在领导岗位上代替了一代革命老战士和富有经验的、经过正规训练的专家。当时莫洛托大曾说：“有很多‘共产党员’和工程师专家曾以自己经过长期考验而过于自负，而实际上他们在政治上已发生了蜕化，并参与了破坏活动，因此在最近几个月中我们不得不提拔很多新人来代替他们。”这是斯大林的领导对工业中发生的情况所作的评价。他们在军队中也是这样做的。莫洛托夫证明说，这些干部是“我们眼看着”在掌握新的工作的。①
①《红星报》1938年5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