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监察委员会还有什么问题要提吗？”卡西莫夫说：“是的，有问题要提。我提的是关于国家安全委员会现任副主席、侦查员费多托夫。他为了向我逼供，对我进行了残酷折磨和严刑拷打。”卡西莫夫的这句话显然不合科马罗夫的心意。但是这句话还是不得不写进了记录中去。
阿塞拜疆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И．Д．穆斯塔法耶夫来到了莫斯科。他请卡西莫夫担任阿塞拜疆中央行政机关部部长的职务。优素福征求了沙图诺夫斯卡娅的意见。她提醒他注意自己有病，因此首先应当到疗养院治病……卡西莫夫没有活到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召开。
沙图诺夫斯卡娅通过努力，把费托多夫开除了党，并摘下了他的将军肩章，当然不是立即摘下的。但是，贝利亚分子们毕竟不得不执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决定。
佐拉·鲍里索夫娜·甘德列夫斯卡娅在监狱中被监禁17年（加上在集中营的时间，一共吃了25年的苦头）之后，于1954年回到了莫斯科。她的丈夫安德烈·尼基福罗维奇·安德烈耶夫也在监狱和集中营里度过了20多年的漫长岁月。甘德列夫斯卡娅的最后一个流放地是新西伯利亚附近的巴拉宾斯克荒原。在首都，她在弟弟那里办理了登记居住手续。社会保障处想帮助她找个工作，但是一个从前服过苦役的女人，什么地方也不要，甚至当个卫生员、清扫工，也没有地方要。经过半年的努力，最后在莫斯科州弗拉基米尔斯基临床科学研究所找了个护士工作。住的地方根本没有，经济也十分拮据……只是在部长会议颁布了安置平反人员的命令后，才出现了得到“住所”的希望。后来，在青年街一所新房子的共用住宅里，分配给甘德列夫斯卡娅和丈夫一个小房间。再后来，安德烈耶夫作为一个上了年纪的苦役政治犯和很快就要死去的人，给他规定了属于联盟级别的个人退休金。
……1917年4月。格里戈里·费奥多罗夫是被选进中央委员会的唯一工人。彼得堡布尔什维克组织把党证第1号发给了他。费奥多罗夫积极地参加了十月武装起义和国内战争。为什么斯大林要把他算作杀害基洛夫的策划者之一呢？“恐怖分子”费奥多罗夫先是被送到车里雅宾斯克的政治隔离所，后来又被押回到莫斯科给处决了。1956年时，曾经在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中结成了斯大林的多数派的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和马林科夫反对给费奥多罗夫平反。只是赫鲁晓夫经过一再努力，才作出了必要的决定。
已经开始的平反工作在告密者的队伍里引起了惊慌。当中央撤销了对以А．科萨列夫为首的共青团领导人假的指控时，Ｏ．П．米沙科娃这颗奸细之星就陨落了。她在1937年时曾对科萨列夫进行了诽谤。现在这个女告密者被建议离开共青团中央。但是，米沙科娃不能够就这么突然地离开领导工作。她在被解除领导工作后的整整一年间，继续到团中央去看望，并且除了吃饭之外，整个工作日一直坐在空荡荡的办公室里。有一次她的入门证被没收了，值班守卫人员不准她进入办公大楼。米沙科娃每天还是继续到这里来。现在她在规定的时刻一直站在团中央的大门旁，自然，吃饭的时间除外。在这种情况下，不得不把她的丈夫调到梁赞去。但是米沙科娃还是不离开自己的岗位。每天早晨4点钟，她坐上电气列车来到莫斯科，在团中央的大门口站完工作时间。这种情况一直到把她送进医疗机关为止。
另一个女奸细是谢拉菲玛·戈普涅尔。虽然她把对“人民的敌人”进行平反理解为个人的悲剧，但事情还没有发展到把她送精神病院的地步。她的丈夫是列宁的战友埃马努伊尔·约诺维奇·克维林。在丈夫被捕后，这位老女布尔什维克向党委交了一封信；信中说：“我感到羞耻的是，我在20多年的时间中，竟然同这个坏蛋结合在一起。而关于他进行敌对活动的信号是已经表现出来了的。”戈普涅尔仇恨丈夫是有其充分有力的理由的，因为克维林在被捕前不久，离开了她，又建立了新的家庭。
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预定要召开一个纪念克维林的晚会。这位遗孀担心起来：要是突然出现一封诋毁她的信叮怎么办？要是再出现什么类似的情况又怎么办？于是她问老党员阿列克谢·鲁坚科（他在集中营里度过了17年）：“你不知道对队前敌人的声明书保藏在什么地方吗？”鲁坚科安慰她说：“这种文件可以放在各个地方。”戈普涅尔向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打去了电话，请求把纪念会因她有病而予以延期。这个手段她又玩弄了一次。克维林的儿子专程从乌拉尔来到莫斯科，但是他终究没有等到父亲的庆祝晚会的召开。
不久，戈普涅尔放心了：“没有人去破坏斯大林奸细们的名声和人格。于是戈普涅尔又在报刊上发表起文章来，又在会议上发表起言论来。1963年在革命博物馆为安·谢·布勃诺夫①举行的纪念晚会上，戈普涅尔指责这位已故的革命家对布列斯特和约持否定的态度。而当时处身在叶卡捷林诺斯拉夫的戈普涅尔本人却于布列斯特谈判期间，竟在该省的一次全体会议上通过了一项谴责列宁路线的决议：“布列斯特和约是背叛革命的行为。”
①安·谢·布勃诺夫（1883—1940）是苏联党政领导干部。1917年参加领导十月武装起义。曾任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工农红军政治部主任、俄罗斯联邦教育人民委员等职。——译者注
这一类的事情简直可以编一本很厚的选集来。然而用不着去这么做，因为既然革命家雅柯夫·斯维尔德洛夫的儿子曾在贝利亚身边工作，既然列宁战友的遗孀成了集中营里的好细，并且在获得自由之后，再一次出卖死者，而后来她竟出版了一部描写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长篇小说，这就使得在人们的心理上不能不产生重大的错位现象。
……30年代当赫鲁晓夫主管乌克兰中央的组织部时，玛丽亚·什马耶诺克领导着宣传部。赫鲁晓夫很器重她，时常征求她的意见。什马耶诺克的丈夫、中央委员会书记尼古拉·杰姆琴科被消灭了。玛丽亚带着两个儿子——尼古拉和费利克斯，被送进了集中营。1948年时，什马耶诺克回到了乌克兰。当时担任乌克兰中央书记的赫鲁晓夫，没有接见她，而是把她送交给内务人民委员部。什马耶诺克从那里作为一个经济派分子被打发到了“扎波罗热冶金厂”。在这个联合工厂里，人们开始一致地、而且是乐意地来折磨这个把自己伪装起来的“人民的敌人”。他们在计划处折磨她，在党委会和基层委员会里折磨她，在开会时、开会前、开会后以及在不开会的时候，都折磨她……
1955年。玛丽亚·什马耶诺克来到了莫斯科，她往邮箱里投进了一张寄给中央第一书记的明信片。赫鲁晓夫立即接见了她。“在当时，即在1948年时，你一定生气，是吧？我当时没有接见你……但在当时我能够做什么呢？”而现在他这位第一书记又能做什么呢？例如，他能向全体政治犯宣布大赦吗？不能的，但是要知道他是想这么做的。
党内的大官们不想这样做。1953年9月17日短暂的大赦只涉及到了刑事犯和“生活作风上有问题的人”。不过集中营的制度已经不那么残酷了，被平反者的小溪开始流水了奇。ｃom书，押送队已不敢利用自己的权力来枪毙犯人了。但是1958年春天，刮来了另一种风，惩罚政策获得了新的推动因素，这就是内务部颁布的第380号命令。各集中营里开始设立专门隔离病房。虽然小溪还在继续潺潺作响，但是残酷制度的恢复使政治犯们首先受到打击。
1944年在伯朝拉，我见到了Г．Ｍ．达尼舍夫斯基教授，他是一位大内科医师。1937年时他因杀害高尔基案件而被捕，同时还指控他为英国、德国及其他4个国家当间谍。原来是教授曾代表苏联医务界出席了6个国际代表大会。1955年，伯朝拉来了个中央委员会的专门委员会。他们建议达尼舍夫斯基提出申请，要求重新审查他的案件。他写了一份36页的申请书。专门委员会委员Ａ．Ｂ．斯涅戈夫是教授的老相识，他拿走了申请书，但是为了以备万一，他请犯人在一张空白纸上签上自己的名字。
……赫鲁晓夫很费力地去弄懂达尼舍夫斯基写的这个很长的申请。这时斯涅戈夫拿出了准备下的、由教授签了名的那张空白纸，说：“也许这能用得上吧？”赫鲁晓夫表示同意，并口授了如下一段文字：“1918年入党的党员、苏联卫生人民委员部科学委员会前主席、医师进修学院院长Г．Ｍ．达尼舍夫斯基致联共（布）中央第一书记尼·谢·赫鲁晓夫。申请书。我没有任何罪过。请予以释放。”赫鲁晓夫在上面作了指示。他把第一份申请书还了回去并说：“这一份申请书留给自己作纪念吧”。①
①Ａ．Ｂ．斯涅戈夫的证词。
达尼舍夫斯基释放后在米亚斯尼科夫心脏病学研究院工作。1955年，他写的《一个人在北方对生活条件的适应》一书出版了。扉页上的题词是：“愉快地献给不能忘怀的朋友和同志安娜·达维多夫娜·达尼舍夫斯卡娅—罗佐夫斯卡娅。1955年9月21日。”
被非法镇压的罗佐夫斯卡娅的申请书也到了赫鲁晓夫那里。她是1904年入党的党员，列宁的亲密同事。至今还保留着她同列宁和斯维尔德洛夫并排站在红场上拍的一张照片。她因梗塞躺在医院里。什维尔尼克的副手来看望她时，给她带来了党证。两个小时后，罗佐夫斯卡娅逝世了。她从集中营释放后一共只活了两个月。
……回顾过去，回顾解冻天气的短暂岁月，你会把平反看作像是一种抽彩。平反工作所依据的原则本身——如果这能称之为原则的话——。看来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因为每一个政治犯应当自己为自己申请（如果他还活着的话），或者由亲属为他提出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