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8日，代表大会主席团从列宁的秘书处那里拿到了关于“自治化”的信之后，通过一项决定：在“筹备会议”的会议上来宣读列宁的这个文件，然后再把这个文件的内容介绍给各代表团’。代表大会主席团的全部成员是按照总书记所需要的精神挑选出来并加以说服的。在需要的时刻，自己的那个人就出现在了舞台上，这个人还是加米涅夫。在讨论民族问题时担任会议主席的就是他。①
①《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俄文版第821页。
在辩论中第一个发言的是穆季瓦尼。他本来想依据列宁的信来发言，但是主席不允许他引证这个文件。“主席：穆季瓦尼同志，你需要听从主席的。你们自己已经决定，这些信将通报给各代表团，因此在这里，这些信将不予公布。穆季瓦尼：我并不公布，我只是引证其中的一些地方。主席：把引证的地方加在一起也就等于公布。如果你打算遵守为了党的总的利益而通过的我们的共同决定的话，那我就请你不要在实际上公布我们决定不予公布的东西。穆季瓦尼：这就是说我必需根据自己的记忆而不能根据我作的笔记来发言。”①
①《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俄文版第496—498页。
主席的这些呵斥就是对以后发言者们的警告。加米涅夫殷勤地把自己那软骨头的脊背弯在斯大林的脚下，已经是多少次了呵！当他把自己的脊背弯在斯大林的脚下时，还依然天真地认为，似乎他正在、而且将永远是在摆正刚开始其一生事业的总书记的脚步。
列宁既不能出席代表大会，就应该由某个人来制止狡猾的政客和振奋被“纪律”所束缚的代表才是……可是托洛茨基在打瞌睡。正是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应当向斯大林开战。但是列夫①却睡过了头，把该蹦跳一下的合适时机错过了。
①列夫是托洛茨基的名字。——译者注
斯大林作了民族问题的报告①。是承认自己的错误吗？是分析危急的形势吗？不，总书记登上讲坛不是要谈这些。他谈的是民族问题的国际意义、民族问题的阶级实质、大国沙文主义的危险、要相信从前各被压迫民族的工人和农民——他愿意谈什么便谈什么，但就是不谈自己的错误。
①《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俄文版第479—495页。
斯大林宣布对参加联盟的各民族实行完全自愿的原则，但却只字不提对格鲁吉亚和邻近一些共和国的各民族在行政上所实行的强迫措施。象任何时候一样，他以貌似科学的口吻讲述原始现象的派头，企图来空谈理论，但同时他却想方设法避而不谈列宁的意见、列宁的信。总书记顺便谈到了格鲁吉亚的那些“倾向分子同志”（他羞怯地指出，“人们这样来称呼他们”），并证明：如果格鲁吉亚脱离外高加索联邦而直接加入联盟，那它就将处于特别受优待的地位。同时他从地理教科书中引用了一些中小学生们用的证据。
总之，他没有作任何自我批评，而是对虚构的“官吏”和外高加索的民族主义者进行辱骂，对列宁的文件保持缄默，并进行蛊惑性的欺骗。然而毕竟有一些列宁主义者能够透过尘土飞扬的云雾看清他玩弄的政治手腕。尼古拉·布哈林指出，斯大林由于把大国沙文主义等同于民族主义，便只对地方民族主义进行尖锐的批评。尼古拉·斯克雷普尼克揭穿了那些打算在解决民族问题时确定一种“中间路线”的企图（让我们回忆一下在缔结布列斯特和约时期斯大林支持的那种“中间路线”吧）。他特别指出了斯大林玩弄的提出反诉的手腕，说什么“首先你们要克服自己的民族主义”。
斯大林还有一个机会来承认自己的错误或者是试图对列宁的拥护者予以驳斥，这个机会就是结束语。但是他却利用结束语来诬蔑论敌，要他们想起从前党所犯的“过错”。他还顺便指出布哈林……不了解民族问题的实质。接着，总书记责备织布哈林和拉柯夫斯基为首的整整一大批人都过分地夸大了良族问题的意义，因此，据他说，他们“忽略了一个社会问题——工人阶级的政权问题”。总书记把所有不合他心意的地方，包括加米涅夫——穆季瓦尼的对话，都从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的速记记录中删去了。而他的政治继承人们所关心的则是，即使是经过删改的速记记录也不得再版，这种情况一直继续到1968年为止。关于“遗失的”列宁的文件，如列宁1919年在党的代表会议上关于民族问题的演说，雅·阿·雅柯夫列夫说，“这份文件丢失了……我怕还有一份文件也丢失了。”①现在说的是斯大林避而不谈列宁关于“自治化”的那封信。究竟丢失了多少文件，这都要由斯大林来负责……
①《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俄文版第596页。这篇演说，无论是在代表会议的记录里，或者是在1923年4月以前出版的《列宁全集》第1版相应的那一卷里，都没有发表。
斯大林在民族政策方面所追求的是一些什么样的目的呢？那就是：要在党的实际工作中使用强迫的方法；要使党的所有机关（中央的和地方的）都必须无条件地服从他总书记的意愿；暗中破坏列宁的方针和不间断地使患病的领袖感到烦躁；加剧冲突；煽动对抗；揭露夺权斗争中的政敌和竞争者，并将其拥护者记下来（集中火力对付他们！）；网罗帮手，并“在工作中”检查他们和训练他们。而关于斯大林所解释的民族政策，只能说它是把权力集中到他手中和镇压任何异己思想的一种手段。
第十二次党代表入会进行得不顺利。诚然，斯大林摆脱了困境——他是化了很大力气和玩弄了很多诡计才得以摆脱困境的。有时候总书记被逼到深渊的边缘，甚至不得不往深渊里看“一看。他坐在主席团里时，表面上精神饱满，泰然自若，内心里却不住地颤抖——万一他的那些“采掘工们”不再为他卖力了呢？总书记气得发了疯。他决定要进行报复，要不顾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同大国沙文主义作斗争的决议而硬是要改变辩论的进程。要是列宁主义者们知道斯大林打算把国家变成兵营该多好！要是他们知道斯大林将使用各种手段（利用大国沙文主义或是把大批的人处决）实现他那美妙的梦想该多好！要是他们知道这一切该多好呵！那样的话，布哈林大概就不会去捍卫“我们亲爱的朋友科巴一斯大林同志”了。但是，修改代表大会的各项决定，公开地反对列宁——这不是斯大林扮演的角色。
米尔赛义德—海达尔·苏丹—加利耶夫曾在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工作。他干劲很大，博得了斯大林的信任。于是苏丹一加利耶夫决定宣传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关于民族问题的各项决议和列宁关于“自治化”的那封信。这是一位行为不谨慎的同志。斯大林给了他以意外的打击。根据斯大林的指示，国家政治保卫局对苏丹一加利耶夫布置了专门的监视——连在联系方面（邮件、电话）也对他进行间谍监视。这样；这位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的委员就成了一个“与世隔绝的人”。斯大林当了总书记之后，开始（在大恐怖之前很久）把国家政治保卫局各机关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
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闭会后过了3个月，俄共（布）中央召开了一个由各民族共和国的积极分子参加的扩大会议。会议开了4天，从6月9日至12日。在这4天之中，与会者谈到了苏丹一加利耶夫，对他又是批评，又是责骂。而他无法回答他们，因为在会议召开之前，他已“因进行反革命活动”而被捕了。
这次会议的各种材料在等待发表的过程中，一直被搁置了50多年之久。在这次秘密的会议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呢？首先是瓦·弗·古比雪夫代表中央监察委员会作了关于苏丹。加利耶夫反党反国活动的报告。他不是代表俄共（布）政治局或中央委员会作关于贯彻实行党代表大会在民族问题方面各项决议的报告，而是代表监察委员会进行粗暴的斥责。
斯大林在心里选定了这个行政手腕之后，预见到会引起中央委员们的反对。因此，无论是古比雪夫，还是会议主席加米涅夫（又是他！），或者是鞑靼布尔什维克的代表易卜拉欣莫夫，他们都没有忘记说一说被指责者的革命功绩，提一提他在鞑靼共和国所享有的威望……究竟怎样才能立即置他于死地呢？首先应当把苏丹一加利耶夫辱骂一番，然后给他扣上“苏丹—加利耶夫作风”这样的政治帽子，再谈一谈他的正在变为背叛行为的民族主义倾向，顺便提一提把300名倾向分子开除出党的问题——为了吓唬少数民族中那些执拗而任性的人，这样做就足够了。
斯大林为自己还提出了一项任务——破坏列宁和他的那封信的威信。执行这一任务的人找到了。第一个就是德米特里·扎哈罗维奇·曼努伊尔斯基。这是一个百依百顺的人，同时也是一个在党内广为人知的人。他开始教训与会者说，应当从“苏—丹加加利耶夫案件”中吸取教训：不要去考虑大国沙文主义，而要同地方民族主义倾向积极地进行斗争——这和总书记反列宁的方针完全一致。不，曼努伊尔斯基并不反对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他甚至欢迎这些决议。遗憾的只是这些决议在地方上放纵了“民族的自发势力”。同志们，决不能够把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变成一种少数民族的“自由宪章”！
老布尔什维克曼努伊尔斯基在斯大林的乐队里，认真负责地演奏了自己的独奏部分。总书记为他选配了一个富有表达力的伴奏曲——赛义德一加利耶夫（他是那个被逮捕的“倾向分子”的同乡）的发言。在严实的党的官僚主义的帷幕后面上演了一场亚洲风格的戏剧。在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决议中谈到，大国沙文主义在一些民族区域里弓！起了不良的反应。赛义德一加利耶夫说：“如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