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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台湾生番如无主之人一样，不与中国相干。
问：生番岂算得一国吗？
答：算不得一国，只是野蛮。
问：在我台湾一方岛，怎不是我地方？
答：贵国既知生番历年杀了许多人，为何不办？
问：查办凶首，有难易迟早，你怎知道我不办？且生番所杀是琉球人，不是日本人，何须日本多事？
答：琉球国王曾有人到日本诉冤。
问：琉球是我属国，为何不到中国告诉？
答：当初未换和约时，本国萨（山司）马诸侯就打算动兵的。
无论你怎么狡辩，口舌如簧，清政府严正声明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你得乖乖地给我滚出去，不然的话，我可告诉你，我手下的军队可不是吃素的。
面对清廷这种强硬的姿态，西乡从道理屈词穷，但是他声明日本退可以，你得给我补偿。这消息传到总理衙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领袖李鸿章委曲求全，觉得把台湾收回来是真的，就别论是非曲直了，谈吧。
第15节 日本阻贡事件
经过谈判，1874年11月31日，中日双方在北京签订了《北京专条》。这个《北京专条》很可恨，规定：日本此次出兵，系“台湾生番曾将日本国属民等妄为加害”，“原为保民义举起见，中国不指以为不是”；前次所有遇害难民之家，中国得给抚恤银两10万两，日本在台修路、建房等件费用、中国筹补银两40万两。听明白没有，这50万两白银原本有10万两应该是给琉球54个死难者家属的，现在变成给“日本国”的；而且日本侵略中国台湾所开销军事费用咱还得赔钱给它，本来是日本先侵略琉球，后侵占台湾，这都应该公然谴责，而李鸿章治下的总理衙门居然不以为不是，人家居然是“保民义举”，你说这话是怎么说的。这为日后日本吞并琉球留下了口实。日本反应很快，日本内务相大久保利通便马上正式提出了一个吞并琉球的计划，其中有一部分是这样说的：
琉球两属状态，自中世纪以来，因袭已久，难于遽加改革，以致因循至于今日。今者中国承认我征蕃为义举，并抚恤难民，虽似足以表明琉球属于我国版图之实迹，但两国分界仍未判然。今以琉球难民之故，我曾费财巨万，丧亡多人，以事保护，其藩王理宜速自来朝，表明谢恩之诚，然至今尚未闻有其事，其故盖在畏惮中国。今如以朝命征召藩王，如其不至，势非加以切责不可。是以姑且缓图，可先召其重臣，谕以征藩事由及出使中国始末，并使令藩王宜自奋发，来朝觐谢恩，且断绝其与中国之关系。在那霸设置镇台分营，自刑法、教育以下以至凡百制度，逐渐改革，以举其属我版图之实效。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清政府不是承认我是“保民义举”了吗？我因为琉球难民的事，花了那么多钱，死了那么多人，琉球应该来表示表示才对啊，怎么到现在也没个动静，可能是害怕中国的原因。你不是不来吗？我就下令让你来。于是，日本就把琉球三城司池城安规叫到东京，大久保利通对他说：
维新以来，与外国交涉等事，统依国际公法，然而琉球藩尚成两属形式，今日若不改革，则将受中国干涉，又将成为异日纠纷之因素。是以我政府思虑及此，在那霸设镇台分营，以保护琉球人民。
大久保利通说，你们现在是两属，你们得改革，否则又要受到中国的干涉。我们思前想后，为了你们的和平稳定、繁荣富强，我们得在那霸设立兵营，保护你们。可是，琉球的池城安规不是三岁小孩，不是你说两句好话就能哄住的，他心里明白得很，琉球虽为中日“两属”，但还是一个自主之国，所以就拒绝了。
大久保利通一看，这个哄不行，直接来硬的吧。
有人说，并没有得到公平、公正解决的“牡丹社事件”，是台湾史上具有分水岭意义的关键点，它对于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发展、清政府对台湾的管理，尤其是琉球的未来都产生了深远影响。那么事件发生后，对于琉球王国的命运归属问题，清政府提出了怎样的策略呢？
1875年，也就是在中日《北京专条》签署后第二年，琉球国王接到了一份来自日本大正宫的神秘文件，就是这位大久保利通发的。
一、为对中国朝贡而派遣使节及庆贺清帝即位等惯例，一概废止。
二、撤销在福州的琉球馆，贸易业务概归设在厦门的日本领事馆管辖。
三、从来每当藩王更迭之际，由中国派来官船，受中国册封，著以为例，今后概予废止。
四、今藩王来朝，对政治厘革及兴建的方法，加以研究后决定。
五、琉球与中国今后交涉，概由日本外务省管辖处分。
这份神秘文件让琉球国上上下下非常惊恐不安。这份神秘文件还写了什么呢？它写道：嗣后禁止向中国朝贡、受清朝册封，须奉行明治年号，实行日本礼仪、刑法等。也就是说，日本警告琉球，以后你必须断绝跟中国清朝的一切外交关系，你是我治下的一部分。日本政府专门派了内务大臣松田道之前往琉球，并且以促进改革政治为名，逼迫琉球与中国断绝一切关系，但当即遭到拒绝。不肯善罢甘休的日本政府，马上派兵控制琉球所有要害部门。面对日本的这种强盗行为，琉球君臣进行了坚决抵制。当时，琉球国王尚泰生病了，不过一听到这消息，他立马就精神了，不是好了，而是气的，就是生病了我也得抗议，下面的大臣们也都坚决声称“与中国不可绝及藩政改革不可行”。那个池城安规去找大久保利通，这次会面不是被叫去的，他就跟这个大久说：
琉球藩久荷中国恩谊，今不能无故背弃。天朝若与中国交涉，如得中国承认，则当奉命。
意思就是，我们与中国的关系是多少年的了，人家对我们是有恩的，我们祖宗十八代都受过的，你突然叫我们绝交这事不合情理，要不你们跟中国谈谈，要是中国同意，我们奉命就是了。结果这大久说不谈。接着，日本拘捕了琉球国王尚泰及其他王室成员并押赴东京，还实施了一项海外护照制度，规定凡是琉球人渡海到中国去，必须请求发日本护照。这样，日本就成功地控制了琉球王国的内政外交，并强制琉球采用日本年号。
不久，日本在琉球又成功地设置了它的警察制度、监察制度。此时的琉球也不愿意自己亡国灭种，所以在监狱中的琉球国王尚泰于1876年10月秘密派遣他的妹夫、担任琉球王国紫巾官的向德宏以及琉球通事林世功、都通事蔡大鼎三人乘坐一条小船，秘密前往北京。我们前面讲到，琉球国要派人出来，得等到冬至，可是这次尚泰派人来中国，并不是冬至，早一天不行的。所以这条小船历经磨难，直到第二年阴历二月二十九日，才来到福建，见到了福建巡抚丁日昌，呈递了琉球国王尚泰在狱中的陈情书，乞求清政府出面与日本交涉。面对这个突发事件，又是这种大事，丁日昌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好，左右为难。一方面担心“琉球地瘠民贫，孤悬一岛，本非边塞扼要之地，无捍御边陲之益，有邻邦酿衅之忧”，又认为“若拒之过甚，转恐泰西各国谓我不能庇护属邦，益启群岛以携贰之渐”。也就是认为，琉球远在海外，对我们不是很重要的地方，但要是不帮的话，其他藩属国就会认为我们不保护自己的属国，就会生二心，影响很不好。为难也得处理，你不能不处理。怎么办？丁日昌上报朝廷，建议让新任驻日公使何如璋来处理。
于前往日本之便，将琉球向隶藩属，该国不应阻贡，与之剀切理论，并邀集泰西驻日诸使，按照《万国公法》，与评直曲。
当时，何如璋被清廷任命为首任驻日公使，正要赴日本上任。丁日昌就说，他正好要到日本去，就让他跟日本方面协商这件事吧。朝廷看了丁日昌的汇报，觉得可行，于同年5月14日派令驻日公使何如璋处理此事。
何如璋是个非常有头脑、非常沉稳的人。他没有急着说怎么办，而是先对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详细调查。其中还对日本国内外的形势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做到对琉球问题心中有数了。他认为当时的“日本国小而贫，自防不暇，何暇谋人”，且国内危机四伏，“时势艰危，图自守耳”，“其今日固不敢因此开衅也”。因此，他写信给李鸿章说，对待琉球问题我们要“争”。
阻贡不已，必灭琉球；琉球既灭，行及朝鲜。否则，以我所难行，日事要求，听之，何以为国？拒之，是让一琉球，边衅究不能免。欲寻嫌隙，不患无端，日人苟横，奚必借此？又况琉球迫近台湾，我苟弃之……台澎之间，将求一夕之安不可得。是为台湾计，今日争之患犹纾，今日弃之患更深也。则虽谓因此生衅，尚不得不争，况揆之时势决未必然乎？
第16节 何如璋琉球三策
何如璋经过慎密思考后，坚定了立场，提出了上、中、下三策。上策，派兵船责问琉球，征其贡使，暗示日本我一定要争，简单说“必争”；中策是先据理力争，如果不听，再约琉球武力对抗日本，简单说就是“必救”；下策就是完全采用外交谈判和它评理。上、中、下三策，何如璋自己完全是倾向于上、中两策，至于下策，他认为仅凭口舌难让日本心服口服，到嘴的肥肉让它吐出来是不可能的。对于具体方案，何如璋又提出三种。
如果前两种策略实在不成，非得要走下策的时候，何如璋提出三步走方案，第一种方案：退一步，维护琉球与中国次一层面的关系，“或贡而不封”，年年进贡，岁岁来朝，我不封你为琉球王国了；或“封而不贡”，你不用来，我年年封你为琉球王国。以维系中琉之间的名分。第二种方案是，若封贡关系也难以维持，则以“存球祀”为目标。邀请各国公使约定，共同照会日本政府，告诉它这琉球永为日本外藩，日本永远不能灭掉琉球。第三种方案，如果这一点也做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