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发现社会- 第30部分

资产者在买得官职后，便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员，虽然他们与旧贵族有所区别，但官职所带来的社会地位和各种特权仍然使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心甘情愿地为君主专制制度服务，而这也正是封建君主利用鬻官制分化瓦解资产阶级的政治目的。由此产生的经济结果是，鬻官制使得资产者将大量资金用来购买官职，而无法将其用于生产经营投资，法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因而受到不良影响。

在旧制度下，国王的财政资源配置的权力是无限的，他把国家财政当做私产，没有有效的监督机制，钱用到哪里是他自己的事，旁人无权说三道四，这也是无限政府的表象之一。在法国，国王把贵族们尽可能地笼络到身边，让他们成为弄臣，花天酒地，醉生梦死。大革命前夕，凡尔赛宫内常有一万七八千名贵族廷臣，其中469名专侍王后，274名侍奉王弟，国王的伯母有200名随从，连路易十六的新生女儿也有80名贵族侍候，养活这些人的金钱，也是全部来自王国政府财政。

其次，君主专制政府的赋税征收缺乏正义和平等，是导致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激化、最终引发革命的根源。法国的旧制度就其性质而言是一种贵族政权，国王为了削弱和分化贵族阶层的权力，防止其对王权构成威胁，便向封建贵族和教士作出妥协，放弃了向贵族和教士征税。

更严重的是，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人也加入到盘剥农民的队伍中来了。一些资产者向政府购买官职，获得官职以后，他们便拥有赋税的豁免权，而政府为了获得更多的金钱也就不断地发明新的职位出卖，于是又出现了一大批新的免税者。

这样，在政府的赋税征收额不断增长的同时，承担这些赋税的人数却不断下降，维持无限政府庞大国家财政需要的税收负担便全部落在第三等级的肩上，尤其是落在农民肩上了，于是出现了托克维尔所描述的那种情况：“最有能力纳税的人免税，最无能力应付的人却得交税，当捐税以此为宗旨时，就必然要导致那一可怕的后果——富人免税，穷人交税。”“于是，在已经存在所有个别的不平等中，又加上一项更普遍的不平等，从而加剧并维持所有其他的不平等。”与此同时，资产阶级与贵族之间赋税负担的不平等，以及因此而产生的严重阶级对立，是导致资产阶级对君主专制政府不满，在大革命中毫不犹豫地起来“造反”，推翻君主专制政权的原因。

以研究法国财政闻名的历史学家马塞尔·马里恩则认为，法国大革命时期摧毁法国财政的力量正是特权以及享有特权的人，即贵族。他们享有的财政豁免权，不管是继承的还是购买的，在摧毁法国财政的同时也将国王置于一个荒谬可笑的位置：对那些没什么东西可征税的人征税。尽管一些敏感的贵族提出愿意放弃财政豁免权的想法，但在当时的环境下这些细节都被忽略了——尤其是在法国王室前后化解了1720年和1763年的两次财政危机之后。而且，如托克维尔所说，那个时代在法国历史上是个既开明又富裕的时代。谁也没有意识到，一场人头滚滚的革命即将来临。

尽管法国大革命之所以发生还有其他很多原因，但是在众多原因中，民众没有税权和预算权既是专制政府无限扩张的理由，也是法国民众在弱肉强食的社会里最终忍无可忍，走向革命的源头。今日中国，透过无以数计的学生放弃创业，纷纷挤破脑袋去考公务员，便知道政府部门有着何等诱人的待遇。与此相关的是，政府规模在几十年间急剧膨胀。如前文所述，建国之初，大的县机关也就百余名干部，而现在一些乡镇机关干部就多达四五百人。

【个体权利与公共精神】

伊丽莎白一世在其着名的“金色演讲”中强调，君主有一种神圣职责，要保护王国免受“危险、不名誉、耻辱、暴政和压迫”，它们既容易来自王国内部，也容易来自王国外部。为了提供这种保护，不仅需要警惕，而且需要行使权力，并因此需要资金。

尽管如此，预算还是必不可少的一环。如萨克斯所说，对于那个时代而言，预算的好处不仅在于避免财政危机，同样在于尽可能避免国家卷入战争。一个国王进行战争，他的花费超过了他所收的税。如果他借债弥补了这个差额，就没有财政危机。但是如果他不能借到足够多的钱，或者如果他被迫拖欠旧的贷款，那么危机就爆发了。如果他采取狗急跳墙的措施，譬如说掠夺其臣民的财产，或克扣部队给养，那么危机同样爆发。所以，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聪明的国王会尽可能节制，因为一旦遇上难缠的敌人，有可能因为战争带来的巨额开支导致政府破产。

在十四五世纪的英国，征税的理论依据是必需理论。当王国面临紧急情况或处于危险之中时，其所有成员有责任来帮助它。有时，和平计划也能得到直接的国会税收的支持，为了做到这一点，王室律师不得不寻找聪明的方式，把它们说成是在面临即将到来的危机情况下为国防所做的准备。比如，在英国历史上有一种税收叫“抗丹税”（Danegeld），目的是为了应对丹麦人的入侵及其余殃。而到了十六世纪中期，支持税收拨付的这种法律的或者说辞上的基础有了修正，王室要求资金的理由已不仅是支持它的军事需要，而且是帮助它提供好政府的一般成本。简单说，是为了购买政府更好的服务。

说到战争与税收，就不得不提到梭罗以及他为什么抗税。尽管（“文）抗税的（“人）行为多不（“书）见容于现代（“屋）社会，但在十九世纪的美国，梭罗抗税却是受到某种公共精神的驱使。

这位《瓦尔登湖》的作者，曾经因为拒绝交积欠了几年的人头税而入狱。之所以抗税，不是因为梭罗家贫而交不起税，而是因为他反对当时的美国政策：其一是奴隶制度，其二是美墨战争。因为这样的理念，他愿意入狱而拒绝交税。据说亲戚主动为他补税后梭罗很气愤，不愿意出狱，直到狱长把他赶了出来。这一细节，颇有点百年后美国黑人维权时“把监狱填满”的气势与决心。有关这段经历，梭罗后来写下了《论公民之不服从》。正是这篇文章中所表现出来的“非暴力抵抗”的思想和“公民不服从”的精神后来影响了托尔斯泰和甘地。

在《瓦尔登湖》一书中，梭罗简单记载了这一段经历，并解释自己为什么采取非暴力而不是极端的方式抗税：“有一天下午，在我的第一个夏天将要结束的时候，我进村子里去，找鞋匠拿一只鞋子，我被捕了，给关进了监狱里去，因为正如我在另外一篇文章（即《论公民之不服从》）里面说明了的，我拒绝付税给国家，甚至不承认这个国家的权力，这个国家在议会门口把男人、女人和孩子当牛马一样地买卖。我本来是为了别的事到森林中去的。但是，不管一个人走到哪里，人间的肮脏的机关总要跟他到哪里，伸出手来攫取他……真的，我本可以强悍地抵抗一下，多少可以有点结果的，我本可以疯狂地反对社会，但是我宁可让社会疯狂地来反对我，因为它才是那绝望的一群。”显然，梭罗在这里谈到的“社会”，严格说并非德鲁克意义上的社会，而是被政府裹挟的社会与国家。

相较而言，中国人为什么鲜有公共精神？为什么远离政治？明恩溥在《中国人的素质》一书中讲了这样一个意味深长的故事：1851年，就是道光皇帝“驾崩”的那一年，一个叫赫克（Huc）的外国人和几个朋友离京外出，在一家客栈饮茶时，遇到一伙中国人。几个外国人想发起一场“小小的政治讨论”，他们针对皇位的继承问题提出了各种猜测，意在引导在场的中国人说出他们的看法。但是，那几个中国人对此无动于衷，继续喷云吐雾，大口饮茶。中国人的冷漠激怒了外国人，并且引起了他们的不满。这时，一个中国老者起身走过来，把双手放在赫克先生的肩上，冷笑着说：“听我说，朋友，你为什么要让这些无聊徒劳的推测来劳心、费神呢？大臣们关心此事，他们拿的就是这份俸禄。让他们拿他们的俸禄去吧，可别让我们操这份心。我们一无所得，还要去关心政治，岂不成了天下最大的傻瓜？”

所谓“你不关心政治，但政治关心你”。无论你是否关心政治，政治最后仍会影响每个人的命运。然而，从整体而言，国民公共精神的多与少，与其享有的权利是密不可分的。没有权利的社会令人沉睡。如果国民得不到应得的权利，久而久之，他们就会对这个国家失去信心，对国家的关心也会越来越少，这样的国家迟早会分崩离析。显然，一个国家更应该用货真价实的权利团结民众，重建公共精神，而不是虚伪的道德说教。这种说教得到的往往是表面上的应承，内心的反抗。

用罗曼·罗兰的话说，一个国家，如果让它的国民连批评的兴趣都没有，那才真是不可救药。

【“看不见的政府”】

奥利佛·霍尔姆斯说：“税收是我们对文明社会的支付。”约翰·马歇尔说：“有权征税就有权毁灭。”一方面，税收可以从个体或者机构那里汲取财富；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认，如果没有税收支持的有组织国家力量的保护，生活和自由就不可能得到保障。从这方面说，税收既可以保障权利和自由，也可能威胁权利和自由。关于这一点，孟德斯鸠有很好的概括。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孟德斯鸠分析了税收、不同政体和自由之间的关系，指出“公共税收是每个公民从其财产中出让一部，其目的是为了保护和享受剩下的部分”。孟德斯鸠相信，温和政府会比专制政府更可能对其公民征收重税，因为“公民一旦认为是在付钱给自己，他们就会高兴地交税”。

一个国家的治理能力的高低，同时决定于国家的预算能力以及征税是否征得国民的同意。从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