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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花源总是在迷路时发现的。透过第二天的采访以及后来的一些资料，我开始喜欢上这个国家，更惊讶于人世间竟会有如此“迷你”又迷我的“政治桃花源”。
圣马力诺有9个政党，每年4月和10月由大议会选举产生两名权力同等的执政官。他们既是国家元首，又是政府和议会首脑，任期半年，不能连任，三年后可再次当选。也就是说，在圣马力诺每年能产生4位国家元首。如果以60年为一周期，且不考虑连任障碍，理论上一个人一生中可以有240次当选国家元首的机会。而议员为60位，五年一届，平均下来60年就是720次机会。同样是政治权利，和世界各国相比，圣马力诺的“含金量”当属最高，真有点儿中国人梦寐以求的“皇帝轮流做，明朝到我家”的意思。
西方人常说，“Small is beautiful”（小的是美好的）。中国人多说“大国崛起”，其实小国也可以伟大，也可以崛起。最意味深长的一组数据是：全球最富有（人均）的10个国家，8个是小国；“透明国际”评出的最廉洁的10个国家，前8位全是小国；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最高的20个国家，小国占了13个……具体到圣马力诺，在这个面积只有六十多平方公里的小国，2005年人口统计是28880人，其中24649人为圣马力诺国籍，整个人口数仅相当于中国稍大点儿的小区的规模。但在经济上，据2002年的一组数据，2001年的人均GDP便达到了34600美元，远超中国三十余倍。这是一个没有铁路、机场和港口，甚至也没有红绿灯的国家，但人均拥有两辆汽车。全体公民享受公费医疗，实行小学和中学16年义务教育制。即便是这样一个蕞尔小国，还划分出9个自治市。政府成员由大议会任命，不设总理，外长起总理作用。你可以批评这个国家毫无抱负，不生产核弹头这杀害人类的武器保家卫国，更不想谋求“大国崛起”，但在这里人们安居乐业，每个人的生命都重如蒂塔诺山。
在Terenzi先生送我的宣传册上，有一句话很耐人寻味：“圣马力诺一直有着充足的兵源。”这里没有官方报纸，只有外交部及不同政党主办的几种不定期发行的刊物，但我能想象，在这样一个美好的国家，不用灌输任何爱国主义，一旦遇到外敌入侵，该国公民都会奋起抵抗。
无论是当年走在圣马力诺的羊肠小街上，还是此刻独坐书屋，圣马力诺都是一个让我非常感动而难忘的国家。据称在公元301年，一位叫马力诺的基督徒石匠为逃避罗马皇帝的迫害，带着一群石匠逃出了罗马皇帝的控制区，从此藏身于距亚德里亚海仅二十余公里的蒂塔诺山顶，并且建立了由自由人组成的“石匠公社”，在此基础上，渐渐成长为一个自由国家。拿破仑当年横扫欧陆，虽然翻过了阿尔卑斯山，却没有登上蒂塔诺山，而是在1797年承认了这个国家的主权——因为拿破仑被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共和国的自由精神所折服，产生了敬畏之心。圣马力诺没有像古罗马一样在空间上拓展自己的领地，但却赢得了时间。
我时常在想，为什么中国历史上许多敢于到南洋创业的人，一旦在外面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或被人杀害，中国皇帝的反应通常是臣民离开本土死了活该？为什么春秋时期政治松弛、邦国林立，各国民众却收获了前所未有也后所未有的自由？为什么亚平宁半岛上当年逃难的一群人能够世代拥有自己的国家？在国家与自由之间，国家与社会之间，人们何去何从？如果国富民穷，“要大炮不要黄油”，大国崛起对于国民又究竟意义几何？
那年秋天，我站在高高的蒂塔诺山山顶上，环视着这个人口不足3万却又自称“兵源充足”的小国，我理解当地居民用脚投票与用手投票的荣耀，也第一次真切地体会到国家之于公民的意义，明了富兰克林为什么说“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祖国”。
【空间之维与时间之维】
很惊喜自己当年的抉择，无论是辞去第一份工作，还是第一次走出国门，都让我的生命与思考一夜之间变得无比豁朗。我一直以为，我在欧洲读书与采访的几年，最大的一个收获就是明晰了自己对国家与社会的理解。其间零零散散的写作也多是围绕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展开。而这些思考也成了日后我开始梳理《重新发现社会》时的重要材料。
2009年初，一本叫《中国不高兴》的书被炒得沸沸扬扬。因为北京媒体朋友的邀约，我也写了几篇批评性的文章。实话实说，对这种以“中国”口吻说大话的书我了无批评的兴趣。一方面，我认为中国当下最重要的是让民众说说自己具体的不高兴，而不是大谈什么子虚乌有的国家不高兴。国家只是一个工具，它不具有情绪能力，这一点理应成为常识。所以我写了《说说我为什么不高兴》这篇评论，相信许多读者都感同身受。另一方面，当前中国最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些年已经收获了哪些成长以及有着怎样的历史大脉络，我在即将出版的这本书里已经做了足够多的分析，不想赘述。对于我这样一个日日享受思维之乐的人而言，重复自己的观点去说服他人本是件十分痛苦的事情。更何况，你心如明镜，知道人家也许只是在做一单民族主义的生意而已。
早在几年前，我在思想国网站提过一个问题——人是什么单位？众所周知，在过去中国人多生活在单位体制与单位文化里。陌生人见面，或是办点儿什么事，也难免被人问及“你是什么单位”。既然大家总被问到“你是什么单位”，为什么不干脆多花点儿时间好好回答呢？
网上答案异彩纷呈，包括“思考单位”“权利单位”“赚钱单位”“消费单位”“生活单位”等等。当说，这个问题本无所谓标准答案。然而，在我看来，以上回答均限于从政治学或社会学意义上阐述人的功用，而没有从哲学意义上触摸到人的本质。我以为，一个人若要真正解放自己的心灵，就必须在时间与空间上对人之内涵拨云见日，而我关于“人是什么单位”的回答则是“人是时间单位”。
事实上，这些年有个问题一直在困扰我，甚至让我痛苦不堪，即“我死以后，谁计算时间”？是钟表？是日月星辰？还是对时间感觉各异的人？若都不是，当一个人失去了对时间的感知，那死后的世界他将如何丈量？在此，暂且搁置这个近乎无解的问题，留给有心的读者去思考。在本文中我只负责陈述自己对“人是时间单位”的理解。
为什么介绍思想家胡适时，会在他的名字后面加上一段时间——胡适（1891～1962年）？道理很简单，人是生命，有生卒年月，人归根到底是一段时间。我们在时间中获得生命。没有时间，就没有生命。
那么，胡适是不是地理（空间）单位呢？不是。胡适生于绩溪，长在上海，学在美国，死在台湾。显然，我们不能在“思想家胡适”后面加上“绩溪－上海－美国－台北”这样一条地理尾巴。因为这些标注既不完整也不准确。一方面，它会遗漏其他许多地理信息；另一方面，这任何地方都不属于胡适。真正属于他的只有他曾经生活过的72年光阴。
理解人是时间单位，而非空间单位，更不是属于某个单位的单位十分重要。承认“我即单位”“我是时间单位”“我是时间的尺度”，在此基础上，我们关于生命意义的挖掘，将不再是忠诚于某个地理与环境，而是忠诚于我们自己的一生（这段时间）——正是通过这段时间我们参与并见证一个时代。一个人应该站在自己的生命本身，站在一个时代的立场上表达自己的心声，而非生在中国便只为中国人表达，生在美国便只为美国人说话。君不见，人类历史上那些真正留下丰功伟绩并且值得后世怀念者，其所创造的价值多是具有“划时代意义”，而非“划地理意义”“划种族意义”或者“划单位意义”。
那些真正推动人类进步者，因为将自己归属于时间而拥有属于自己的一生。人首先应该爱的是时间，其次才可能是空间。时间之爱是面向个体的，是绝对的，那是我们唯一的存在；而空间之爱则是相对的，是面向公众的，是通过物质或精神的契约才得以实现的。一个人，如果生于猪圈，便说自己“热爱猪圈”，这种“爱猪圈主义”显然不是一种高尚的情感。必要的时候，我们甚至可以断定这是一种“以空间之名限制或屠杀时间”、灭绝人类未来与希望的庸俗情感。是故，我愿意以更广阔的视角将我所热爱之国视为时间之国，一种立于时间维度上的精神与思想之国，而非空间意义上的逆来顺受或与生俱来的“嫁鸡随鸡”式的地理之爱。
做一个在时间里耕耘的人远比为空间疲于奔命可靠得多。回顾历史，多少国家因为对空间的迷信（比如罗马、苏联）而丢失时间——美国将来又会怎样？其实，人亦如此，无论占有多少疆土与财富，如果不能在时间上做自己的主人，其所拥有的仍不过是贫困的一生。真正的强者是能够把握自己时间的人，是做时间之王，而非做空间之王（或者奴仆），因为只有这样的时候，他才可能是自由的。
正是基于上述思考，我在2007年《新京报》的新春社论中写下这样一段话：“如果说中国是我们地理上的故乡，那么这个时代就是我们时间上的故土。如果说我们精神的疆土就是国家的疆土，那么我们生命所创造的价值就是时代的价值。不管我们正见证着怎样的繁华与荣耀，经历过怎样的忧惧与坎坷，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是我们一生的机遇。我们手握的时间与生命，正如我们所拥有的智力与权利，都是我们一生的资本。”（《走在雪地上，走在时间里》）
人是时间单位而非地理单位，而且必先站在时间的角度来思考问题，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