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发现社会- 第42部分

遗憾的是，当社会回到“大治”，当孔子的道德之学被注入制度为统治者所用，当孔子被各代帝王追授为“优秀意识形态分子”，实际上也是他背负骂名的开始。由此而论，孔子在很大程度上是代人受过，是手枪替代枪手谢罪。当然，孔子被利用的直接原因，正在于他建立起一套等级森严的“半吊子人的传统”。

【人力车文明】

有人讲，东方是精神文明，西方是物质文明。比较东西文明，1926年7月胡适路过哈尔滨租界附近的一座小城市时曾有如下一段感悟：

“我在这里游玩的时候，有一件事令我很注意：中国城里一切运输都是用黄包车或是用其他人力车，但是在租界上这种车子不准通行……那些夸耀东方精神文明者，对于这种种事实可以考虑考虑。一种文化容许残忍的人力车存在，其‘精神’何在呢？不知道什么是最低限度工资，也不知什么工作时间的限制，一天到晚只知辛苦地工作，这还有什么精神生活呢？”胡适因此认为，东西方文明的一个区别在于东方是“人力车文明”，而西方是“摩托车文明”。我们可以轻松找到两种文明的区别，前者燃料来自于人，而后者则来自于自然。

如马尔库塞谈及人类创造工具的悖论，发明工具者亦为工具所奴役。就像发明家发明了自行车，同时也限定了骑车者必须用手抓住车把。同样，当孔子为中国人“发明了”道德人力车时，也因其拙劣的设计开始奴役中国人——在没有人力车时，人们各顾各走路，寻找自己的归宿；而有了“孔子牌”人力车后，便有了坐车与拉车之分，人的不平等因此被仪式化或合法化了。无疑，孔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若干主张，就是要把一些人扶正在车上，并将另一部分人套上索轭，逼迫他们必须在人力车前跑步前进。

历史证明，人多不直接奴役人，而是通过工具（譬如说制度、主义、道德）间接奴役人。所以，当“孔子牌”人力车被君王钦定为“帝国人力车”时，这也决定了崇尚道德的孔子为世界最不道德的“人力车文明”提供源头活水。

孔子虽然讲“己所不欲，匆施于人”，讲“仁爱”，但是其在制度上的思考是极其有限的。孔子以道德之名将一小部分人扶上人力车，但是绝大多数人所获得的却是“非人”的待遇，只能在人力车前“当牛做马”。而套索缠得再人性化，也逃不出我们关于“天鹅绒监狱”的定义。只要这种设计从一开始便为人奴役人提供合法性，那么孔子所谓的“仁政”就不过是要求坐在人力车上的王公贵族的皮鞭，要轻轻地落在拉车者的背上而已。

显然，鞭打只是统治之恶的一种，轻轻鞭打也并非真正的善治。与此同时，人力车夫们的反抗更发自于对这种制度设计的不平。当他们终于不堪重负时，便出现“人仰车翻”式的改朝换代。如果那些新近爬上人力车座的人，仍然赞成这种秩序，假以时日同样会面临新的“人仰车翻”。这一点，我们称之为历史的“恶性循环”。

换言之，面对“礼崩乐坏”的现实，孔子试图用周礼的形式去匡正变化多端的社会现实，但是他并没有从更深的制度层面去考察问题，没有真正做到以人为本。其实，“以德（制）服人”的周礼，不过是套等级森严的宗法制度，其所谓“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规定，更彰显了社会之不公。然而，孔子却赞叹“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孔子所犯下的，也许是个简单的逻辑错误——既然周礼如此完美无缺，何以会出现“礼崩乐坏”之乱局？

【从“德先生”“赛先生”到“孔先生”】

商汤盘铭有云，“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诗经·大雅·文王》里也谈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旧邦如何获得新命，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

若干年前，我在探讨法国社会的阶层流动时提及瓦尔特·本雅明，一位流亡思想者。在1925年的那不勒斯旅行中，本雅明由城市多孔性（La　porosite）的结构看到了社会生活对于一个人的行为和态度的渗透，指出“多孔性是这个城市永不衰竭的生活法则，是无处不在的”。换言之，多孔性正是旧邦获得新命的源泉。

如上所述，在中国大课堂风雨交加之时，因为“德先生”与“赛先生”的到来，孔子被逼下课。值得一提的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获得前所未有的活力，更有赖于另一位先生，他不像“德先生”和“赛先生”那样为人们所瞩目与高歌，但是却在滴水穿石，一点一滴地改造中国。这就是我所说的“孔先生”。当然，此“孔先生”并非本文所论及的孔子，而是指在一个开放社会中被奉为常识的“多孔性”的价值，开放的价值。它和民主与科学价值一样，共同推进中国社会的成长。

孔子已逝，“孔先生”当来。开放的社会是多孔性的流动社会。没有多孔性的制度，就不会有活力四射的社会。如有学者论及法国十九世纪社会的流动性：流动的机制给现代政治民主进程以深远的影响，因为在等级社会里，社会上层既要求下层服从，又给下层以某种意义上的“保护”，上下层之间存在某种“权利”与“义务”的纽带……这种家长式的经济关系与社会关系的存在，致使下层对上层存在一种心理和观念上的依赖，这也是庇护性政治即专制政治存在的社会基础。当社会流动出现后，新经济链条把人与人连接起来，原来上下层之间那种“权利义务”的关系解除，人人成为自由的人，万能的行政权力和专制的庇护性的政治制度从此失去了存在的基础，而这种流动性使等级金字塔倒塌，在国家权力与人民大众之间形成一个中间阶级，它的特性同样是多孔性，可以流动的。

今日中国可谓“三代同堂”，它部分体现为前现代（政治）、现代（经济）与后现代（文化）参差为营。尽管中国正在从封闭社会走向开放社会，但是现代性的完成仍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而要完成这种现代性，就必须充分认识到开放社会的重要性，必须着手建设一个多孔性的社会。这种开放不仅意味着中国打开国门，它同样意味着在社会内部有尽可能多的通道，让更多的人有自我实现的机会。我相信，正是许多人标榜自我价值的自我实现，对旧观念、旧事物的改造起着摧祜拉朽般的作用。这也是我为何在一系列文章中为“超级女声”辩护，并将人们在合法框架下可以“一夜暴富”视为社会进步之原因所在。那些对人类有卓越贡献的人，那些冲破封闭走在时代前列的人，那些心怀远见又能身体力行的人，那些带领大家告别谜团走向柳暗花明的人，其贡献理应为社会所识。

让孔子的归孔子，让章子怡的归章子怡。“孔子PK章子怡”本质上是“孔子PK孔先生”。正是在谋求开放社会的语境下，笔者主张中国知识界应该抛开孔子“存废之争”，而应该更多地关注开放社会的建设，关注今人的自我实现及其对于整个社会发展的长远意义。中国现在应该讨论的不是需不需要孔子的问题，而是如何做好我所说的“孔先生”这门功课的问题，是如何解决好社会的“多孔性”的问题。如果说“德先生”和“赛先生”分别着眼于群体权益与社会整体性进步，那么“孔先生”则着眼于个体自由与自我实现。而中国能否获得脚踏实地的进步，前者与后者同样至关重要。

从榜样年华到“青年领袖”

张靓颖是不是“青年领袖”？她凭什么做“青年领袖”？

2005年，章子怡与其他几位出色的艺人、经济学家、报人被国内某家媒体评为“十大青年领袖”，旋即在国内引起不小的争论，甚至有人撰文耻于这种“人造领袖”的行为。一年后，当有消息称张靓颖将作为亚洲娱乐圈唯一代表，与李彦宏等知名企业家一起出席4月21日召开的博鳌亚洲论坛“青年领袖特别圆桌会议”时，同样引来无数网民的声讨。

【领袖、“青年领袖”和“意见领袖”】

网上纷纷扰扰的诸多争论，让我不得不感叹“有限的语言”是“无限的牢笼”。我们用语言思考，又不得不在语言的陷阱或者窠臼里坐井观天。“领袖”一词，便可搜为一例。近代以降“领袖”一词被圣化，而由于“领袖”导致的记忆伤痕更让人们在重新见到它时不约而同地产生畏惧之心。然而，在今天走间开放的时代，“领袖”之语义已经发生了本质变化，如果我们仍然套用从前“政治领导一切，包罗生活万象”的“领袖观”来阐述今天“青年领袖”们的生活，难免会驴唇不对马嘴。在此，为更好地分析“青年领袖”的含义，我们有必要考查这些词语的诞生，做一番简单的、正本清源的工作。

那么何为“领袖”？从字面的意思来看，自然就是“领子”和“袖子”。比如《续汉书志·第四·礼仪志上》所说，“皆服都纻大袍单衣，皁阳缘领袖中衣，冠进贤，扶杖。”由此可知，“领袖”原本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最为平凡的词汇。一个人出门入室，作为社会礼仪的一部分，“领袖”常常是为自己留意、被他人注意的。

当然，由于“领袖”在服饰美学上所起到的关键作用，它后来被用来指称一个国家或者某个团体的领导者，带头人或中坚力量。《儒林外史》第十七回“匡秀才重游旧地　赵医生高踞诗坛”里面便有关于“领袖”的记载：“景兰江指着那一个麻子道：‘这位是支剑峰先生。’指着那一个胡子道：‘这位是浦愚卿先生。都是我们诗会中领袖。’”由此可见，旧时“领袖”不但未必玉树临风，甚至可能丑态可掬。

在有些时候“领袖”同样被当做对坏人的奖赏。比如说在《初刻拍案惊奇卷十二》“陶家翁大雨留宾　蒋震卿片言得妇”里：“谁知这人，却是扬州一个大光棍。当机兵、养娼妓、接子弟的，是个烟花的领袖，乌龟的班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