ㄔ怂阒芯哂蟹穸ㄒ磺械哪芰浚渥詈笏苁栈竦摹拔拿鞯牡仁健保荒苁恰�0×4=0×3”式的毁灭与“4=3”式的荒诞。
【历史的加法】
在此，我们不必赘述发生在二十世纪的中国革命所走过的曲折。只霈通过几个生活的片断，谈谈过去的“革命思维”对今日中国仍然有着怎样的影响。
2006年河南项城市政府打算投6500万元巨资，大规模维修袁世凯的旧居，并为此动员市民捐款。倡议一出，立即引来部分公众的讨伐。除了抗议政府动员纳税人捐款外，也有不少人将矛头指向了袁世凯的历史地位——由于袁某人“窃取了革命果实”，是中国宪政运动史上的历史罪人、一个复辟主义者，所以，为其重修故居是个错误。更有甚者认为此举是为那些顶过王冠的死鬼招魂。
中国人常讲“爱屋及乌”，意思是说“爱人者，兼其屋上之乌”。号召捐款一事诚然值得商榷，至于后者，由于人们习惯于把袁当成中国历史上的“不吉祥的乌鸦”，在其故居问题上，大家无疑有点“恨乌及屋”了。
此前不久，浙江横店集团宣称筹资200亿元，准备耗时五年在横店再造圆明园时，面对波涛汹涌的反对之声，笔者提出“增量历史”这一概念。意思是，面对历史与未来，我们应该尽可能地多做“历史的加法”，既为还原历史，也为盘活历史的存量、谋求历史的增量。
其一，就历史本身而言，为更好地了解过往的一切，社会理应尽可能多地发掘史料，务求接近历史真相。不可否认，今日史学研究多有“英雄主义”倾向，就像树典型一样做“历史的减法”、削枝去叶，仅将余下“有用的事迹”入史。以至于我们的历史粗犷得只剩下两极分化的“好话”和“坏话”，只有著名的“好人”和“坏人”。
其二，着眼未来，人类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创造、不断谋求历史增量的过程，一个循序渐进、点滴积累的过程。为此，要尽可能鼓励创造并保护已有的创造物，因为人类一切增量历史都源于创造的累加。历史存量加上增量将转变为一个更大的存量，见证人类文明的累积与成长。
关于前者，袁世凯的一生并非只有83天，今人否定袁世凯，只是反对袁氏当国，夭折了革命，显然这与其故居没有任倚关系。事实上，袁世凯的故居，也是父辈遗留下来的，作为历史文物，有理由得到修葺与保护。这也是二十年前河南省将袁宅列为省级保护文物的一个重要原因。
谁也不会一口咬定袁氏当上皇帝是因为故居为他打开了魔法之门。果真如此，恐怕需要拆除的就不只是这灵异的故居，还应该包括住了二十几位皇帝的故宫。
至于后者，如果修葺旧宅可以较好地保留旧时建筑的风貌，对于历史存量的保持与增加无疑是有益的。一方面，该旧宅见证了旧中国的一段历史；另一方面，我们至少不能否认那些为了讨生活而建起该宅子的民众的汗水与智慧。若是因袁废宅，是否意味着我们对那些名不见经传者的人生及其平凡无奇的创造进行了某种意义上的株连？显然，那些人在做“历史的加法”，与此相反，主张拆去旧宅者，所做的却是“历史的减法”，历史并不会因为他们雷厉风行“拆屋子”而有所增益。楚霸王一把大火，并没有烧掉帝制，他烧掉的只是无数劳工用血汗换来的一座建筑。
同样的事情发生在德国，有一个小镇准备砍掉希特勒当年种下的一棵树。其实，树木何辜？
【将汉字绑去杀头】
汉字，让中国人诗意地栖居。今日中国人无不庆幸汉字逃过了上一个世纪的劫难。它祸起中华衰微的国运，也源自城市脆弱的人心。好在这毕竟是个伟大的民族，穿越历史无穷的险境，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终以忍辱负重之心，使中华文明薪火相传，未蒙灭顶之辱。
1918年钱玄同首先在《新青年》上发难，在这篇《中国今后的文字问题》中，钱玄同称，“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欲驱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文”，“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须（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钱玄同希望中国能废除汉字，因为“处处都足以证明（汉字）这个老寿星的不合时宜，过不惯二十世纪科学昌明时代的新生活”。那个时代大多数有头有脸的文人，对用来表达自己思想的汉字几乎到了仇恨的地步。鲁迅被称作“民族的脊梁”，却差点上房揭了“汉瓦”，将汉字绑去“杀头”。鲁迅说，汉字是“愚民政策的利器”，是“劳苦大众身上的结核”“倘若不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与此同时，文人政治家瞿秋白也不甘承弱，其对汉字的辱骂几乎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汉字真正是世界上最龌蹉最恶劣最浑蛋的中世纪的茅坑。”在瞿秋白眼里，拉丁文字是印有ISO9001标签的抽水马桶，代表先进文明。
清末以降，国事既已衰微，西学乃当务之急，“西体中用”“中体西用”之争便是明证。糟糕的是，中国大多数激进知识分子为使“东方不败”，纷纷将西文视做葵花宝典，“欲练神功，必先自宫”，索性阉了这“象形文字的残余”。透过一个世纪的烟云，回想起历史上的这些声音，笔者时常惊诧于中国知识分子勾肩搭背、群起赶时髦时有多么疯癫。无论是国统区的国语罗马化运动，还是“汉字一定要走拉丁化”的“反右斗争”，都让我在事后想起它们时冒一身冷汗。语言是一个民族的血液，是承载文明的江河，失去它，就失去了根本。这与古人所说的“亡其国，先亡其史”的道理是一样的。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若是将汉字消灭了，对于整个中华民族来说，“山河”就不在了。
陈独秀与胡适也是主张废除汉字的。只是胡适态度稍显温和一些，认为一切都得慢慢来，先把汉字变成白话文，再谈消灭汉字，因为文言文里有太多的单音节词，“决不能变成拼音文字”。胡适持此主张，虽是权宜之计，但他的白话文运动让汉字这个“象形文字的残根余孽”能爬出“中世纪的茅坑”，多少算是救了汉字。所以才有今日汉字与拼音同生共气的机会，这大概是迄今为止最经典的“中西合璧”了。
其实，真正“茅坑援手”、挽汉字茅坑于既倒的还是不愿“被进步”的中国老百姓。因为在精英们努力推广罗马汉语和拉丁汉语时，草根阶层大多“甘心愚昧”，没有一点“与时俱进”的精气神。所谓思想的“龙种”收获现实的“茅坑”，字母化在中国一直只停留在自负革命的知识分子的书斋里，汉字因此存活下来。这或许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可以“愚昧图存”的例子。它让我相信柏克所说的保守主义有其宝贵的一面。
【“Exiled to English”】
以上是我2003年写在《汉字与国运》一文中的主要内容。关于此文，网上曾经有很多讨论。在我看来，上世纪初许多中国人主张废除汉字，实乃逻辑上出了问题。清末中国出现严重危机，包括民族心理。废汉字，即是这种心理危机的失控、泛滥。此景，如农民种庄家，遭受虫害，颗粒无收。第二年，不去努力灭虫害，却要消灭种子。如此舍本逐末，再文盲的农民也不会去做。事实上，这秀美的汉字不但不是中华文明的施害者，反而是文字狱的受害者。
至于我们该如何改革汉字，我想最紧要的还是还汉字以自由。胡适等人在新文化运动做了些努力，如文言变白话，汉字有了大进步，形式上得到了一定解放，然而精神上汉字仍不自由。几年前，我译陈彦先生的《中国之觉醒》一书，如同用法语开“三中全会”。为什么呢？因为他原籍中国，我来自中国，书也是中国研究，用的却是法文。最初我对海外华人忙着用外语写书很不理解。后来在巴黎大学做了几篇论文，渐渐有了共鸣，有次竟一口气写了十几天，忽觉快意平生。为什么？这并非我长于写法文，而是因为没有不自由，意创笔随，无拘无束。我瞻前顾后，无非查查字典，校校语法。几年以后，当我在《纽约时报》上读到旅美华裔作家哈金写的《Exiled to English》（逃亡到英文）一文，更是感同身受。
西文较汉字并非优越却有优势，这和文字本身无关。我从不怀疑汉字的表达能力，况且，表达方式可以变化多端，比如从诗到词，从戏曲到小说，从文言到白话。我长在江南，漂泊异乡，每念及少年情境，常回吟丘迟之“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可谓梦萦魂牵。今天白话再好，也是抵达不了这几句骈文的意境的。当说，各种文体，各有各的千秋，各有各的繁荣，也各有各的局限，若只限于其中一种，汉字仍不自由。唐宋诗词的繁荣，不失为中华文明的瑰宝，但这种格律词牌让文人才子醉心写了几百年的情绪，玩填字游戏，也是一种局限，还是因为汉字不自由。
汉字逃过上世纪的劫难，终是件令人欣慰的事情。如果我们失去了母语，我们的心灵将会面临怎样的漂泊，当我们的孩子读不懂我们的童年，又将是怎样的惆怅悲伤？写《汉字与国运》一文，并非笔者泥足保守，而是心向更真实的自由。寄语中国，无论是激进的还是保守的，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对过去的一切，现在的一切，多点理性和宽容，更不要视自己文明为无物。所谓“苏格拉底有苏格拉底的庙宇，孔子有孔子的庙宇”，将自己的文明连根拔去，终究是不理智的。今日对汉字最好的改造，不在于向外求，而在于给汉字更多的自由，更理性、更宽容地对待汉字和使用汉字的人，这点政府和民众都有责任。使用汉字的人，珍惜已经获得的自由，也宽容他人使用汉字的自由，努力争取完全的自由。若说汉字与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