员于死地”而“求组织之后生”的偏方早已广为人知。
至于下跪，电视机里，大导演们更为大臣与草民们设有“专跪”，须臾不忘推销帝王时代的美好生活；网络之上，“跪求”一词也同样像瘟疫一样传遍了每个角落。此外，近年来有关下跪的消息，虽说是“新闻”，但对许多人来说，却也是司空见惯寻常事。比如说，西安10户购房者因开发商未按时交房在售楼处跪求返还首付款；南京一老妇因孙子打人当街跪求不要报警；桂林一老汉当街跪求一男子还他刚从三轮车上掉落的一袋薯粉；胶州一女考生因错过考试最后入场时间，向监考人员下跪求情；重庆一公司搞“下跪训练”，让员工当街下跪乞讨，据称乞讨是该公司的培训项目。更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在法制“休克”时，有执法者同样使用“下跪疗法”：北京某交警抓到一辆违章车，司机70岁的母亲下跪希望通行，而这交警无奈抢先给她跪了下来，算是把“非下跪不足以抒情”演绎到了极致。而此前，他的一位包头同行为了维持交通秩序索性跪到了地上……
令人称奇的是，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有关权利、法律和商业之事，如何竟要通过下跪来解决？莫非这就是所谓“男儿膝下有黄金”？而且取之不尽，用之不绝？中国人的膝盖更像是一座金矿，如果不能逢山开路、遇水搭桥，那就在自己的膝盖上寻找出路。种种“下跪新闻”似乎在向我们道明中国社会生活里的另一种真相——一方面，非下跪不足以维权；另一方面，非下跪不足以抒情。
虽然我们对社会组织的成长时常抱以厚望，不可否认的是，如果没有头脑，失去人对个体尊严的感受与领悟，这个组织充其量只能发展成一个庞然大物，而不会使社会有力量。或许这也是当下中国“洗脑型企业组织”的困境所在。关于这一点，看看市面上流行多少“向军队学管理”之类的书籍就知道了。
百余年前，英国传教士麦高温在《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中嘲讽中国士兵不能抬头挺胸，“没有充分利用父母赐予的每一英寸高度”。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同样在《中国人的素质》谈到中国人的糊涂生活：当有一个曾经当过兵的仆人被问及自己的身高时，他们都没有计算肩膀以上的部分。因为对他来说，负重时锁骨的高度才是最重要的。明恩溥由此嘲讽中国人——“除了脑袋之外是要派各种用场的，因此忽略了脑袋”。考虑到当年绝大多数中国人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这种描摹也并非无中生有。
更令人痛心的是另一种“有组织下跪”。2007年，蚌埠东部的鲍家沟的村民，奔走呼号十几年解决不了当地日益严重的污染问题，最后百般无奈的村民们只好组织起来，当然不是做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而是趁着国家环保总局检查组前来视察时“紧急下跪”——上百位村民守在村口“跪请政府治污”。
尽管网上也有“跪求”，有“Orz”（英文字母模拟的跪姿），但是网络让许多中国人的生活开始变得昂扬，却是不争之实。中国向何处去？每当看到那些习惯于“意识形态问题意识形态解决”的朋友们流露出某种悲观情绪时，我便会反问：你是否想到传播技术的发展对于中国有着怎样的意义？
如果能够看清政治的本质就是传播的艺术，就不难理解一项具有革命性的传播技术的发展必然会改变一个社会的政治与生活。互联网对中国而言具有史诗性的意义即在于此。
当然，一项技术从发明到广泛运用会有一个时差。在手机刚开始流行的时候，尽管手机都内置了收发短信的功能，但是大家却很少用它。直到2001年开始，短信的使用量才出现了井喷式增长。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短信神话向我们表明，那些蛰伏于日常生活中的传播科技，可能在无声处酝酿惊雷。
2006年8月15日，重庆彭水县教委办事科员秦中飞因为用短信的形式写了首《沁园春·彭水》，而以涉嫌“诽谤罪”被关押一个月。该案被曝光后，在舆论压力下秦中飞才得以告别“短信狱”，当地公安局、检察院最终承认秦中飞诽谤案属于“错案”。如果说“秦中飞案”最初表现为一位公民的单打独斗，那么2008年发生在“厦门PX”事件则展示了另一个视角。出于对自己居住的城市的爱护，短短几天内，厦门人创造了“百万短信议政”的纪录。由于此前代表民意的105位政协委员的反对声音被轻视，这里的“短信议政”更像是一种社会自觉，是一个群体在意识到自己身处危险之中的“紧急救济”。在官方的救济通道不畅时，正是新兴的传播科技给社会带来了新的救济的可能，使“大家一起去散步”成为可能。正因为是“新兴的”，才让固有权力部门猝不及防。尽管其后“厦门PX当局”仍然摆出“只许政府劈叉（PX），不许百姓散步”的威权Pose，然而，于民心大势而言，终究只是螳螂一臂。
从“秦中飞案”的即兴嘲讽到厦门“反PX”时的群起议政，不难发现，借助短信、互联网等传播方式，被讥为“犬儒化”或“马铃薯化”的中国人在群体沟通、联合以及社会网络化方面已经有了更多选择。2007年台湾地震导致许多中国人无法正常上网，其间所有烦躁不安，已深刻说明科技对于今人“识字、进步、生产”究竟有多么巨大的影响。生活便利与民心向背已经决定了中国社会的互联网化具有刚性发展势头。而这种不可逆性同样表现于“短信议政”的具体实践。不难想象，即使某些权力部门反对“短信议政”，也不可能真正收回民众收发短信的权利，更多只能在过滤信息方面为所欲为——而权力的使用一旦下放到技术层面，其实一切已经简单了。
换句话说，在全世界都在点电灯时，有权有势者即使有心让自家囤积的劣质煤油卖个好价钱，也不敢明目张胆地否定电灯的价值，更没有能力冒天下之大不韪，让人们唾弃电灯而团结在昏昏欲睡的煤油灯下。
【再造新文明】
一百多年以前，在信息时代尚未破晓之时，大概是意识到人们对信息的过度攫取会毁掉自己的生活，梭罗离开了喧闹的城市，走近了瓦尔登湖。就像今天，拔了网线，关了电视，过不被信息垃圾包围的日子。显然，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那些发生在远在天边的大事小情，无论是一场血淋淋的自杀式袭击、绑匪的演讲，还是女明星成功或者失败的隆胸术，与我们的生活其实是毫不相干的。
我们不得不面临这样的尴尬：无用的信息管道像章鱼的爪子一样连接我们身体与生活的每一根神经，有用的信息却在黑箱之中无路可寻。这种失衡让我们提倡使每个人免于成为“标准阅读器”的“第六种自由”时显得多么力不从心。
笔者从1996年开始上网，一路见证了中国网络社会的荣辱与成长。相信许多朋友也和我一样，在网络上度过或者耗费了一生中最美好的光阴。有时我们也会因为自己成为“信息成瘾者”变得烦恼不安，即便偶尔下定决心享受几个“信息斋戒”的日子，也难免会像个网络时代的逃犯一般鬼使神差地接上网线，再被网络引渡回来。然而，尽管知道互联网并非享受生活的美好所在，但对于那些关注社会成长的人来说，互联网却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时代监视器”，一条参与政治与社会生活的街道。在这里，你不仅可以看到这个转型时代的困顿与挫折，更可以触摸到这个时代的脉搏与心跳。
和许多人相比，对于当下中国的转型，我有着较为乐观的判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便是传播的发展既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生产、生活的方式，同样在改变人们的思维以及社会结构。正如著名传播学者哈罗德·伊尼斯（1894～1952）所断言：“一种新媒介的长处，将导致一种新文明的产生。”如果伊尼斯先生有幸活到今天，相信他会激｜情澎湃地将这个时代的文明定义为“互联网文明”。
如何做一个网络时代的好公民？在本节结尾，还是让我们回味阿尔文·托夫勒写在《再造新文明》一书中的那段话吧：“容许犯错，不妄下断言，尊重多样性，再加上一些幽默感及有所节制，这些是我们展开二十一世纪的新旅程时，行囊中不可或缺的求生工具。”
“周老虎”——一个时代的标本
世界上从来不乏“用谎言教导谎言”的例子。比如母亲为了教导孩子做人要诚实，便会对孩子说：“小朋友千万不可以说谎喔！否则他的鼻子就会变得很长，像小木偶的长鼻子一样。”与此相比，对于那些不断掩盖真相的人来说，所要做的则是“用谎言守卫谎言”。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谓的“撒一个谎，就得用一千个谎来圆它”。
【一场平民与真相的恋爱】
当然，这里的“守卫”，并不意味着说谎者只是龟缩于精舍，他同样走街串巷具有进攻性。比如你刚拿出一个证据，他便会一口咬定证据是伪造的，怀疑你的人格。然后再动情地向大家表白自己如何被人陷害，如何为了三过家门而不入，以及爱国等等。
就在人们努力寻找真相之时，我们也看到，有媒体挥起道德的大棒教训人们多关心“民众疾苦”，仿佛它们是因为关心民众体力不支才跑到这个娱乐场上来喘口气，或者搬援兵来的。显而易见，这种表白不仅无视了在意见市场里每个人都有各自言说的权利，同样忽略了追寻华南虎真相所负载的意义。
或许“周老虎”的虎头虎脑不会像格瓦拉的头像那样流行，但是无论如何它已经成为人们代言真相与谎言交锋的一个符号。同样重要的是，透过这次刨根问底的追寻，我们看到了对真相的渴望使社会找到了一种久违的团结，在此意义上，寻找“周老虎”背后的真相更是在重建或者重申一种价值伦理与道德风尚，而那些指责媒体陷于混乱、丢失责任的人，真应了我常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