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的？你立刻改口，说有交易费用，所以有浪费，那我就问：是怎样的交易费用促成这浪费呢？
我敬仰的十九世纪顶级经济理论大师──英国剑桥的马歇尔──下意识地知道有交易费用的存在。不幸的是他避重就轻，发明了「短线」与「长线」、「均衡」与「非均衡」等理念来处理他没有说出来的交易费用的存在与不存在的情况。是高人的发明，其用处是左推右挡，使不明白的世事有个好去处。后来的市场分析就有了「纯竞争」（pure ompetition）、「不纯竞争」（impure petition）、「完善竞争」（perfect petition）、「不完善竞争」（imperfect petition）等理念。这一切，对解释行为是毫无帮助的。
（《经济解释》之四十四）
第二节：处理交易费用的困难
上节提到大略有八项局限条件，其中五项比较容易处理，读过经济学的耳熟能详。在消费需求那方面，熟知的局限有价格（或代价）与财富（或收入）。在生产供应那方面，熟知的有生产成本、知识，与约束生产的边际产量下降定律。
以上五项比较容易，可不是因为大家耳熟能详，而是这五项局限在鲁宾逊的一人世界中也存在。我说过好几次了，一人世界的经济分析很容易。多加了一些人，成为社会，经济学者还可以向简中求，避去了复杂的世界。他们把需求放在一边，供应放在另一边，把二者加起来，其局限条件还是上述的五项。这样的分析对解释世事是没有多大用处的。数学可以用得湛深，很有艺术性。华若斯（L。 Walras）的一般均衡分析就是例子。佛利民（M。 Friedman）说：华若斯的经济分析没有内容。似乎夸张一点，但庶几近矣！
余下来的三项局限──竞争、产权、交易费用──其处理都不容易。经济学者在竞争（petition）这项局限上下了很大的功夫，而有关架构的主要建造者是马歇尔（A。 Marshall）。对或错，马氏的经济分析有内容，可惜他的巨著今天再没有学生研读。马歇尔对成本理念的掌握略嫌不足。竞争与成本合并的处理，先达大成的是佛利民于五十年代在芝加哥大学的课堂讲义。这些讲义发表于一九六二年。
产权（property rights）与交易费用这两项局限的引进，主要是起于六十年代的新制度经济学。不是说在这之前没有人提出过，或没有师级高人早就重视产权及交易费用，而是零散的分析，没有一唱一和，更谈不上一呼百应，所以模范式的学派（paradigm）就搞不起来了。
重于解释行为的经济学者，五十年代开始科学方法大辩论。这基础使不满意新古典经济学的解释力的，于六十年代初期搞起今天被称为新制度经济学（佛利民当时搞他的货币大争议，好不热闹）。当我的老师艾智仁在洛杉矶加大高举产权的重要性时，机缘巧合，高斯（1960）、史德拉（1961）、阿罗（1962）一连三篇鸿文，指出交易费用的重要性。从那时起到八十年代初期的博弈理论，新制度经济学可观地发展了二十年。时来风送滕王阁，躬逢其盛，在整个时期我混在最重要的几个人物之中。一九六七年我写好的《佃农理论》与一九七○年发表的《合约的结构与非私产的理论》，火上加油。这是我平生所遇到最幸运的际遇了。
上述的发展我不仅知之甚详，而且可能知得比任何人多。精彩而有趣，是本书卷三的话题，这里按下不表。
回头说产权及交易费用的局限，其处理是所有局限中最困难的了。现代的数量经济专家避之惟恐不及，因为这两项局限的转变不容易（往往不能）以金钱数字或基数来量度。没有这些数字，方程式或计算机的处理总有点缚手缚脚。产权的分析是卷三的话题。但一点要提出的，是产权是抽象之物。法律文字或风俗习惯是一回事，究竟一个人的某种权利有什么保障，执行有什么困难，却不能单看明文规定就可以心安理得。
可幸的是，大部分的产权问题可从交易费用那方面来处理。保障与执行权利的费用是广义的交易费用。我认为，同一问题若可从产权的局限或交易费用的局限来处理，二者选其一，首选的是后者。这是因为产权是抽象之物，而交易费用在原则上是事实，可以考证。
问题的所在，是调查考证交易费用的变动很困难。要是你从抽象的产权入手，不管其保障与执行，单看明文法律就知其局限，问题就简单了。但那不一定是真实的局限。若选从不抽象的交易费用入手，以下的困难你要解决。
（一）一般来说，交易费用的转变不会是经纪佣金的或高或低那样简单。大部分的情况是没有明显的金钱数字可以量度。我们可以做到的，是判断在不同的、可以观察到的情况下，哪个情况的某类交易费用较高，哪个较低，然后把不同的情况排列交易费用的高低。这样的排列是量度。不要说这种武断的量度不够精确。量度的精确性不是靠数字的详尽性来衡量的，而是靠不同观察者的认同性。
（二）前文提及的不能把交易费用「分门别类」是一个困难，但这困难可从边际的转变来分类。如果与交易费用有关的情况不变，在逻辑上我们不能以这局限来解释世事。可幸的是，情况不仅多变，而只要能慎重推敲，每一变都是在某边际上发生的。那是说，只要情况有变，交易费用的分门别类总有办法。
（三）可以把广义的交易费用分门别类，我们不一定知道哪一类转变是与哪一样行为的转变有关的。局限转变与行为转变的关连，有时相当明确，但不明确的例子不少。解决后者的困难，我们要以理论逻辑来把某局限与某行为挂。
（四）交易费用永远是两个或更多的人之间的关系而产生的，所以在处理上有特别的困难。举一个例，有些经济学者为了方程式的方便，把交易费用作为搬运费用来处理。但运费可以在一人世界存在，不需要考虑双方或多方的参与及响应。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往往不能以金钱数字来量度交易费用，而要转向以不同的情况来排列。
经过数十年的耕耘，高斯和我达到如下的共识。说交易费用是零比完全没说好一点，但解释不到多少行为。真实世界有这种费用，而假设是零的话，市场或其它制度就不会形成了。说交易费用是零的唯一用处，是使我们知道，若要解释世事，交易费用一定要高于零。
在另一个极端，说交易费用高不可攀，也解释不到多少行为。今天的社会不是鲁宾逊的一人世界。交易费用高不可攀，我们就坐以待毙。
要解释世事，交易费用必定要在零与无限之间。想当年，我们是从零或无限这两个极端问起的。当时觉得大有所获，但后来愈想愈觉得所获甚少。不要关心零与无限，而是要在这二者之间排列高低。这是个革命性的发展，使我们今天对世事知得多了。
我自己处理交易费用的办法，是先以理论逻辑推断某类费用与某种行为的关连，然后以不同的情况来衡量交易费用的高低。因为这局限的调查考证不容易，我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每一个与交易费用有关的假说（hypothesis）的验证（testing），我只用两个情况作比较。验证了一个假说，再作假说时，我再找其它两个情况。两个、两个有不同交易费用的情况不断地加上去，世事可了如指掌。通常我们不用走那么远的路。要解释一个现象，少则一次把两个情况相比，多则三次六个就可以相当肯定是找到解释了。
（《经济解释》之四十五）
第三节：从鲁宾逊到柏拉图
「无效率」（inefficient）又称「经济浪费」（economic waste），是经济学的一个大话题。在我们的社会中，一提到无效率政府就变得大有用场，以各种法例把情况修改。这是六十年代之前的一般看法，今天还这样看的大不乏人。
「有效率」是指使用短缺的资源得到最高的经济利益。资源短缺本身是一种局限，而在局限下争取利益极大化，所有无可避免的局限都要算在「有效率」的范畴内。可以免费避免的局限不是局限，而如果什么局限也没有，极大化的利益就是无限的了。这样的世界不需要谈什么选择，而人的行为是没有什么需要解释的。
有效率（economically efficient）永远是指在无可避免的局限下争取到最高的利益。反过来，无效率是指在局限下应该可以争取到的最高利益，不知怎的争取不到。这是个很奇怪的情况。
经济学假设每个人，无论何时何地，都争取局限下个人利益极大化。那么怎会有无效率这回事呢？说局限可以容易地更改而使利益增加，那么争取极大化当然要把局限更改了。有关的局限，是改无可改、避之不了的局限。说一个人因为讯息不灵，不知道局限可以更改，以致无效率，说得通吗？说不通的，因为讯息不灵也是一种局限。当然，这个人可能突然聪明起来，或多了一点知识，使局限转变了而增加利益。但不同的局限有不同的利益，二者皆有效率，不是可以增加利益但不增加的怪情况。后者是与「局限下争取极大化」这个公理有矛盾的。当然，政府大权在手，可以修改对社会有害无益的管制或法例等局限，而使社会整体得益。但为什么政府不那样做？这显然又是因为有其它局限的约束了。
严格来说，「无效率」的发生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但无效率的情况在经济学上说得很普及，政府的任命是那样有支持，我们要怎样解释呢？一个权力欲强的政府，多管多得，其「改进社会」的意图是不难理解的。但我们怎会有那么多的无效率情况？经济学者为什么可以见到那么多的无效率事项？
我的答案是两方面的。一方面，当我们要解释一个现象时，需要指明的局限条件不一定要达到有效率之境。局限条件多而复杂，要解释现象我们只要把有关的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