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你没有，态度还挺和谒。问我跟你是什么关系，怎么认识的，问我的父母是谁，家住在哪里。”
“我爸爸真讨厌！”我咬牙切齿地说，“你都告了？”
“这有什么好瞒的？”她笑笑又说，“他也是关心你，怕你学坏。”“你怎么不说是我老师呢？”我埋怨她。
“那哪骗得过去？也不像。再说也没必要骗人。”
“唉。”我在屋里叹气顿脚，“我算是又被他逮住了。”
隔壁邻居的窗户一响，支出一扇玻璃。米兰扭头就走，一指邻家窗户，“有人监听。”
“你去……”我张嘴无声，用手指假山方向。
她点点头，绕过柏树丛消失了。
我也点头，不住地点头，接着在自己家里回过身来。
晚上，吃过饭后，我和父亲做了一次长谈，我主要是聆听，不时被要求解释一下动机而已。本来以为父亲会非难我，孰料他竟意外的态度诚恳，并无疾言厉声，基本属于娓娓动听和循循善诱。他告诫我不要过早交女朋友，年轻的时候应该把精力都用到学习上去。要树立远时理想，要有自己人生目标，当然这目标不是别的什么，而是当时惟一的；做革命事业的可靠接班人。他表示他和其他很多我不认识的人都对抱有殷切期望。似乎他们认定我将来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而这点在当时我自己一点把握也没有。
我一点也不感动，不是施教者不真诚抑或是这道理没有说服力，而是无法再感动了。类似的话我从不同渠道听过不下一千遍，我起码有一次到两百次被感动过，这就像一个只会从空箱子往外掏鸭子的魔术师，你不能回回都对他表示惊奇。另外我也不认为过份吹捧和寄予厚望对一个少年有什么好处，这有强迫一个体弱的人挑重担子的嫌疑，最好的结果也不过是造就一大批野心家和自大狂。
我耐心地等他把那些华丽的词藻全部用尽，假惺惺地掉了几滴泪，然后带着“好好想一想”的任务上床睡觉去了。
我在床上想了半天怎么在平原地带统率大军与苏军的机械化兵团交战，怎么打坦克，怎么打飞机，怎么掌握战机投入预备队进行战略反攻。当然我思路怎么也脱不开毛泽东同志的人民战争思想，虽然我当时就怀疑地道战和地雷战能否在现代条件下仍和打鬼子时一样行之有效。
想完激烈的战役，我又设想了一番凯旋而归万众欢腾的场面。除了苏联将军式的一胸脯勋章，我还热切地幻想自己能挂点彩，只有一只膀子之类的，但决不穿的确良的国防绿，最损也得是一身马裤呢！之后，我就翻窗户跳出去了。
我走到假山脚下，听到山上亭子里传来轻轻的男声合唱，其间伴有隐隐的吉它弹奏。他们唱的是那个年代很流行的俄国民歌《三套车》，歌词朴素，曲调忧伤。在月良星疏、四周的山林飒飒作响的深夜，听来使人陡然动情，不禁叹息，无端有遗珠失璧之慨。我至今有所不解；中英两国的民族经历是那么相似，为什么两国的民歌传达的精神实质那么不同？我们的民歌总是欢快的，要么就是软绵绵的伤感，偶有悲凉也是乘兴而抒，大概我们的人民个个都是天生的乐观主义者所以如此吧。我上了亭子，他们又在唱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歌曲《小路》。他们看到我并没有停下来，自管陶醉地唱，摇头晃脑，面带笑容，每个人的眸子都在夜色中闪闪发光，似乎歌唱使他们的眼睛变成磷质晶体。
高晋拉我在他身边坐下，示意我走入过去和大家一起唱，米兰坐在我对面，摇晃着身体弹着吉它，也在愉快地唱，用眼睛鼓励我。他们一支歌接一支歌地唱下去，唱遍了我们熟悉的每一首歌。他们嗓音很粗糙，唱得参差不齐，但那份忘情自有一种动人的感染气氛。我虽然没开口唱，但心中洋溢着激｜情，萦回着那一首首歌曲的旋律，如同放声歌唱一样痛快。
我注意到米兰和高晋的歌唱不断相互注视，但我没有一点嫉妒和不快，同声歌唱使我们每个人眼中都充满深情。
不记得那天夜里说什么了，只留下唱了一夜歌的喜悦印象。从第二天到中午才起床这一事实推断，我们起码唱到凌晨。米兰终究睡在了谁家记不清了。似乎没有导致丝毫的淫秽怀疑和Se情想象，从第二天我们之间没有投下任何不信任的阴影可以证实这点。实际上第二天我们再见时她已不在场，也许她根本没住在这儿，赶早班车走了。我恍惚记得我们还在高晋家坐着聊天，喝很苦很浓的茶，米兰困倦地偎坐在藤沙发上，用朦胧却不掩明亮的眼睛瞅我或在场的别人。可这个记忆是不可靠的，场面是真实的，而时间也许不准确，因为她后来屡次到过我们院，我们在高晋家或是方方家有时是在卫宁家都作过夜长聊。我在游廊上问过高晋，也许是站在那儿看小孩踢足球。“你真打算让米兰到你爸他们军文工团去？”
“我准备帮她这个忙。”他以前所未有的一本正经态度回答我，“我觉得她挺合适的。”
接下来的这段日子，我对事情发生的先后顺序记忆有些混乱，诱发行为的契机也不甚了解，但场面无疑是真实的，虽然十之八九是不完整的。这场面的地方多数在我们院的各个角落，部分是在大街上，其中仅我记得的有：东单、东四北大街，西四丁字路口，位于北海和中南海两湖之间的文津街。
她在我们院有石头拱券和饰有花纹矛尖的铸铁门旁的传达室窗口打电话，旁边站有高晋、卫宁等人，我的位置应该是骑车路过。她眉飞色舞地对着话筒大声说着什么，咯咯地笑。她的一只手拽着黑色的线绳，倾听对方讲话时无意识地在上面来回抚摸。她在葡萄架的绿荫下，踮起脚尖够一串累累垂下的紫莹莹的葡葡，摘下尖部的一颗放在两唇间吮咂，鬼鬼祟祟地四下张望。我处于月亮门连接游廊另一端，正要往我家的那排平房拐。我们在高高拱起的屋脊顶上，脚踩着泄水横沟，坐在鱼鳞瓦筒上，戴着墨镜坐成一排。
前方是院内大小院落互相衡接、布局工整的重重房脊；右前方有一轮明亮、溅着茸茸毛边的夕阳。
下面广场有两个妇女在吵架，旁边围了一圈稀稀落落的人，有战士和小女孩。她们的恶毒咒骂断断续续，高一声低一声地传上来。
米兰在嗑瓜子，墨镜遮住了她的一半脸，她显得悠闲，无动于衷。她背靠着北洞桥头新竖起的白栅栏，两手平伸抓住力所能及处的两根栏杆，左脚后蹬着石台，神态专注地和高晋说话。高晋离她很近，很有些把她逼着贴到铁栅栏上的劲头。
她头扭向一边，神态茫然，再过头来却粲然笑了。
白塔极为耀眼、须大无比地矗立在她身后一湖碧水另一岸的葱郁的琼岛山上大地。
还有一些场面含义过于不清，影象模糊，惟有感受突出，我不能肯定确曾发生，也许是出自我的想象的暗怀的愿望。
我和她在雨天的街头行走，撑着一把透光的天蓝塑料伞，伞的周围边沿滴答着如泣如诉的雨水，我的鞋，裤腿都被淋透了，她的就腿和赤裸的脚丫也都湿漉漉的，在阴霾的光线下苍白、光洁如塑料。我的个子比通常要矮，矮得像个侏儒，紧紧傍着她的腰间走。她的一只手垂搭在我肩头，五指纤细似钩。
我总想抬头看她的脸，可看到的只是透射着日光形成一片淡蓝晕芒的伞穹和银亮的放射开来的不锈钢伞骨，一个浑圆多肉、粉红娇嫩、不住颤动的下巴的整个视野内处于不可逾越的中心位置。雨天的冰凉至今仍留在我裸露的皮肤上。
剩下的就是一些关乎我个人的记忆：我打开一间空荡无西的房门，蹑手蹑脚的屋里走，拿走压在凉水瓶下的几张小面额钞票。从和钞票压在一起的纸条上写的字看，这钱是母亲留给孩子订奶的。我大概还偷过一只上海“宝石花”半钢手表，用三十块钱卖给了一个人，到底是谁我忘了。
我那时非常需要钱，我后来再没那么穷过；一文不名，又没有任何收入来源。我用那些钱请米兰和我的朋友们吃冰激凌。我们不能老让米兰掏腰包，虽然她很乐意，并没有现在一些披金戴银的时髦女孩的小家子气。我在最潦倒的时期确实吃过一段软饭，吃得还挺顺嘴，差点毁了我。但你起码可以知道，我曾付出了多么真挚的努力那么一种惊险的方式来使自己更有点男子气。我们那时常吃的只是一种画着冰山的蓝盒冰激凌，现在这种牌子的价廉物美的冰激凌已在市场绝迹。我们都很爱吃西单商场楼上冰室出售的一种碟盛的奶油冰激凌，一球冰激凌上浇上厚厚一坨甜奶油，后来我在上海吃到“掼奶袖”和那味道很相近。虽然这种奶油冰激凌一直只卖五角钱一份，可对我们来说也不是天天可以享用的。如果能到位于东风市场的“和平人餐厅”去吃上一份拌有水的冰激凌“三德”和“雪人”那就是莫大的奢侈了，相当于现在到大饭店吃上一餐日本菜喝上一瓶英国酒洗上遭芬兰浴。
这个两层楼的西餐馆不久便被一把火烧掉了，几年之后才在金鱼胡同的一平房里重新开业，后来又拆掉了，在旧址上盖起了“王府饭店”。我承认，冰激凌可能没窝头重要，但对有的人来说，“宁肯不吃窝头饿饿着肚子也要吃冰激凌。”那个时候资产阶级还在国门之外觊觎我们呢。我对米兰那些日子的印象如此丰富，那么密实，环环相接，丝丝入扣，甚至重叠交织，分隔不开，想来那段时间我们是经常见面的。为什么我还会有难以排遗的寂寞心情和压抑不住的强烈怀念？为什么我会如此激动？如此敏感？如此脆弱？平日同空见惯一向无动于衷的风景、世想，乃至树叶的簌响，鸟类的呢喃，一朵云的形状，一枝花的姿态，一个音符，甚或一籁俱寂都会使的深受感动，动辄热泪盈眶。
难道万物突然有灵了么？
我爸爸和部里的其他一些参谋到出东半岛看地形去了。那时军方除了担心集结在中蒙边境的苏军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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