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了新的战斗生活。此时此刻，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中国大地上正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展开。在祖国战火纷飞的日子里，老舍一个人滞留在大洋彼岸，作为一个文学家，老舍在另一个战场上孤军奋战，加紧工作，他要用繁忙的工作来抵偿自己的孤独和思乡，给自己国内的同伴一些实际的支援。
他要为宣传中国而写。他一边写作，一边翻译。他说，一部小说与一部剧本的介绍，其效果实在不亚于一篇政治论文，多介绍一些现代的文化，如抗战的话剧，一定会比宋词、康熙瓶更有价值、更受欢迎。
在小屋子里，老舍写完了《四世同堂》第三部《饥荒》，创作了另一部长篇小说《鼓书艺人》，而且一边写，一边交给美国人立即翻译成英文，其中《四世同堂》的翻译是在老舍的亲自参与下完成的。老舍还组织了《离婚》的再翻译以及《牛天赐传》的翻译，加上《骆驼祥子》一共有五部长篇小说和一部话剧被翻成英文。它们成为第一批被系统地介绍给美欧的长篇中国现代文学作品，成为美欧广大读者了解现代中国社会的第一批窗口。素有盛名的《星期六文学评论》称赞老舍的《四世同堂》不只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中国出版的最好小说之一，也是在美国同一时期所出版的最优秀的小说之一。评论家康斐尔德说：“在许多西方读者心目中，老舍比起任何其他的西方和欧洲小说家，似乎更能承接托尔斯泰、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巴尔扎克的‘辉煌的传统’。”
丹柿百花小院
1949年12月9日，老舍应周恩来总理和众多知名文学家老朋友的邀请，由美国返回解放了的祖国，抵达天津。两天后，回到北京，开始了新的生活。他立即受到周总理的接见，并在1950年被任命为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被选举为北京市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主席。由于亲属尚未返京，他暂时住在北京饭店。
回到北京后，老舍创作的闸门一下子冲开了，真像高坝上开了闸的江水，奔腾而来，一泻万里。
他的又一个创作黄金时代开始了。
他所器重的、疼爱的、亲如手足的、走入绝境的受苦人，如今，全都翻了身，一个个全都成了堂堂正正的人，这使老舍乐得并不上嘴，打心眼里感到舒畅和兴奋。这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老舍身上产生了一种天生的直观的感受，而且是如此强烈，如此自然，以至用不着一般知识分子对原出身的背叛，就一下子全部体验得明了透澈。
道理很简单：因为他曾是穷人，他写了一辈子穷人。
老舍“成为写作最勤、产品最多、造诣最高的老作家之一”（周扬语）。
为了有一个安静的写作环境，老舍向周总理询问：可不可以自己买一所小房子。总理的回答是肯定的。老舍请他在美国的出版代理人寄回五百美元版税，换成一百匹布，在东城丰盛胡同10号买下一所小三合院（现灯市口西街丰富胡同19号）。经过修缮之后，老舍和刚由四川北碚返回北京的亲属于1950年4月一起搬了进来。
老舍在这所小房的院子里，养了不少花草，栽了两棵柿子树。腿病使老舍行走不便，也不能久坐。他总是写了几十个字，就到院中去看看，浇浇这棵花，搬搬那盆苗，然后回到屋中再写一点，如此循环，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一种适合于他的工作的生活方式。
赶上狂风暴雨，就得全家总动员。几百盆菊花，要很快地抢进屋里去。第二天，天气好转，又得把它们运出来，非常劳累、十分紧张。
夏天，是昙花放蕊的时候，秋天，是菊花争艳和柿树结果的时候，老舍常约朋友们来赏花。朋友们在满树的丹柿之下，一边观赏着上百种姿色的菊花，一边品尝着北京传统食品，或许是烤肉，或许是不知道由什么地方变出来的什锦小吃。临走的时候，老舍一定要朋友们带上一些刚摘下来的柿子，或者分去一些花芽子。看见友人拿走自己的劳动果实，老舍心里特别喜欢。
不过，也有伤心的时候。下了一场大暴雨，邻家的墙倒了下来，菊秧被砸死一百多棵。老舍一连几天都心里难过。
所以，老舍说：“有喜有忧，有笑有泪，有花有实，有香有色，既须劳动，又长见识，这就是养花的乐趣。”
老舍的写作间兼卧室是北屋的西耳房。在这里，老舍一共创作了二十四部戏剧、两部小说和大量的曲艺作品以及散文、杂文、诗歌。他被誉为文艺界的劳动模范。在书桌的上方悬挂着一幅奖状，是由北京市市长彭真和副市长张友渔、吴晗共同签署颁发的，为奖励老舍创作了优秀话剧《龙须沟》而授予他“人民艺术家”光荣称号。老舍的另一个光荣称号是“语言大师”。他创作的三幕话剧《茶馆》，由于语言艺术的炉火纯青而被当作社会主义话剧艺术的代表作。《茶馆》后来成为第一出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国话剧，它的演出轰动了西欧、日本、香港、新加坡和加拿大，国内外观众对老舍语言一致给了极高的评价。
在老舍的客厅里，既可以遇见国家领导人、著名作家、演员、画家，甚至外国的大主教，也可以遇见送煤的工人、送牛奶的青年、街道上的大嫂、警察、瓦匠、花匠、少先队员、中学生、大学生、教师、编辑、记者、卖画的、护士、拳师、战士……当这些朋友来访的时候，老舍给他们泡香片，请他们看花、看猫、赏画、看他收藏的名伶画扇，有时朗诵一段刚写的作品请他们提意见。欢乐的笑声常常充满了整个小院子。这是一个让人人都感到亲切和愉快的家。
老舍一直在这里住到1966年8月24日突然离开人世为止。18年之后，丹柿百花小院被政府确定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一块白大理石放在院中，上刻着几个大字：“老舍故居”。各色各样的人，像老舍先生活着的时候一样，川流不息地来到这里，他们渴望了解老舍先生的一切。这里，又成了一个“有笑有泪”的地方。
参考资料：一、老舍夫人、舒乙：记老舍的诞生地，原载《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1期。
二、舒乙：《谈老舍著作和北京城》，原载《文史哲》1982年第4期。
三、李犁耘：《老舍在北京的足迹》，燕山出版社，1986年。
四、舒乙：《老舍》，人民出版社，列入《祖国丛书》，1986年。
五、老舍：《我的几个房东》，原载《西风》，1937年第4期。
六、老舍：《八方风雨》，连载于《新民报》1946年4月4日至5月16日。
七、舒乙：《老舍早年年谱》，载《老舍的关坎和爱好》一书，中国建设出版社，1988年。
（原载《梦和泪》舒乙著）
舒乙：是老舍让英国遗产刻上中文
李冰／文
舒乙（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
——舒乙眼中的父亲老舍：他是北京人；他是满族人；他是穷人；他有10年在国外生活；他生于1899年，去世于1966年。
11月25日，中国著名作家老舍上个世纪20年代在伦敦的一处住所被镶上“名人故居”蓝牌，这是英国首次将“文化遗产”授与中国人名下。12月3日，前往伦敦出席揭牌仪式的舒乙先生回京，记者对此进行了采访。
■三十多年后，他又为我们争了光
和舒乙并不陌生，甚至算是熟悉的，每次接触却都是以他不同的身份：中国现代文学馆纪念巴金百岁诞辰，打电话采访他，他是馆长舒乙；孙犁先生图片展，为展览写序的是作家舒乙；老舍先生诞辰纪念日，上门请他聊两句，他是老舍的儿子舒乙。
而许多时候这些身份又都是不可分割的，比如11月25日他应邀到伦敦出席为老舍先生举行的“英国遗产”挂牌仪式，我们很难说清他是以儿子的私人身份还是文学馆馆长的官方身份前往。（。wrbook。）
每次采访或闲聊，总会被打断，不是来电就是来人，每次舒乙都会用他干脆利索的声音客气地说：对不起，稍等一下。他总是坐在馆长室那张可以用巨大来形容的书桌旁忙着处理各项事情。包括这次的采访，一会儿是鲁迅博物馆馆长孙郁来“取经”，一会儿是他的博士生弟子傅光明来请教论文。谈到他是否遗憾没能像父亲一样写出更多好作品时，他说，“我的时间太有限了，尽管周六周日都挤出来写作，写长篇小说还是不太现实，可即使这样，我一年下来也写几十篇散文。”舒乙的文笔非常像父亲，清水芙蓉般不事雕琢。
对父亲，他是满含着爱的，尽管当年父亲往往沉浸在创作构思中很少与他们交谈。他说，“我崇拜他！我与姐姐常被他的勤劳所感动。”当我问，“回忆起父亲，你最常想起的是与他相处的哪一幕？”坐在沙发上讲得兴致正浓的他一下沉默了，良久，他摇摇头，仍是沉默。然后他说，“太多了，太多的场景都印在了我的脑海里……”
1966年8月24日，那个受尽了侮辱的人在太平湖边独坐一整天，然后未向亲人道一句告别就走向了湖水深处。
“太可惜了！他走得太可惜了！”作为老舍惟一的儿子，舒乙每次都怅然叹息。除了自抚伤痛，更多时候他是历史的见证者，“他走了快38年了，又为我们争光，让英国七百多块文化遗产牌中第一次出现了中文！”他又是欣慰的，为父亲，更是为中国。
■挂牌缘起——“六年前我到伦敦提议的”
记者：首先向您表示祝贺，老舍先生去世近四十年后，早年在英国的居住所被挂上“英国遗产”的牌子。
舒乙：谢谢。这不是谁个人的骄傲与荣誉，而是全体中国人的光荣，更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骄傲。
记者：这次挂牌的来龙去脉是怎么样的？
舒乙：说来话长，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