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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准备下那最高的思想与最深的感情，好长出文艺的花朵，切不可只在文字上用工夫，以文字为神符。文字不过是文艺的工具。一把好锯并不能使人变为好木匠。
冰心称赞看了老舍的散文“就如同听到他的茶余酒后的谈话那样地亲切而简单”。这正是因为老舍描写一景一物都想着读者，尽力把自己的情感与读者沟通。他写《想北平》，没有铺张夸饰北平的丰物美景，而是那么娓娓地叙谈，就使那种眷恋故土的热情典型化地感染了读者，激起共鸣。他早期描写山水的那些散文更是寓情于景，使人看到了有生命有情思的风光。
散文短小，贵在有情。这一点虽不难做到，却难于做好。老舍的散文语言使人感到隽永的一个原因就是，他直缓而又有节奏地抒发胸臆，不绕弯子，一步步地把文思逐层推出。这是以深厚的语言基本功为后盾的。我们今天写散文硬学这一点恐怕是吃力不讨好的。
马小弥在《鼓书艺人》译后记中说老舍“那种幽默隽永的笔调，简练质朴的风格，和浓郁的北京风土气息，我学不来，无法再现”。我想，今天从事散文写作的人，没有必要刻意模仿现代或当代散文大家的风格，但是，多读他们的作品，多吸取前人的营养无疑是十分必要的。有些现代散文家的文体，已经不适宜于今天。就语言运用的艺术这个角度，我觉得，老舍或许是最能给我们以启发的一个。
老舍他不屑于写自恋文字
文／孙郁（鲁迅博物馆副馆长）
汪曾祺在一篇文章里，写到了老舍的可爱，言外有一种心灵的呼应。汪氏喜欢老舍，大约是读出了他的平民心态，其中的散淡之气，是别人少见的。老舍一生，写了大量配合形势的宣传品，从抗战到新中国成立初期，数量很大。但那些作品，固然因时令性而缺少了生命，而细细一读，还是很人本、很有情调的。汪曾祺就在老舍身上看到了非功利气，先生的养花、吟曲、市民情感，那是正襟危坐气的人的身上所没有的。抗战的时候，他能在复杂的环境下，与各路文人友好相处，我以为正因为了那种平民心态。
他的一生，不太爱谈论自己，偶一涉及，便如胡絜青所言，有点“自嘲”的口吻。老舍不屑于写自恋式的文字，他一直警惕自己别滑入贵族的圈子。抗战八年，写了十多篇鼓词，旧剧四五出，话剧八本。那也很有民间气的。因为他懂得，书斋里的东西再丰富，亦不及生活丰富。生活里的美，只能用生活化的语言加以描述。
这种自责自讽的语调，使他的叙述视角，一直保持着自下而上的状态，笔下的任务、故事，都非传奇式的，而仿佛亲历者的倾诉，让人觉得，普通得不能再普通。老舍曾说自己的作品是习作，不是自谦之言。1944年，总结写作生涯的时候，多否定的话语，他说：《大明湖》以后，我写了四部长篇——《猫城记》、《离婚》、《牛天赐传》与《骆驼祥子》。其中《骆驼祥子》与《离婚》还有可取之处，《牛天赐传》平平无疵，《猫城记》最要不得。
《老牛破车》是谈自己写作经验的一本书，不过是写陈谷子烂芝麻而已。
……
今年是我学习写作的第二十年，在量上，我只写了二十多本书；在质上，连一篇好东西也没有。
许多年前读这一篇文章，觉得有些过于自谦。后来读了他的文集，浏览全部的创作，才知道他说的都是实话。看到了己身的有限，并非每个人都可以做到。三四十年代，不是有许多文人已自炫起伟大么？老舍的缺陷，大约是少了一种节制，他不会精练作品，叙述冗长，且失之平实。作者其实早就意识到了此点。他承认自己缺少诗才，又无哲学式的冲动，所以后人每与曹雪芹对比，总觉得他有些一览无余，没有深邃的隐喻。这些，不仅是老舍，即便是后来的许多作家，也大抵都是这样的。
老舍为何自沉太平湖
丁抒
自从作家老舍在文革初的疯狂日子里投水以来，三十多年过去了。一九九九年是他的百年冥诞。本文想要探讨的是，老舍为何自沉，为何自沉太平湖。
文艺生命日趋枯萎
毛泽东自执政起，对文化、教育、艺术、新闻等意识形态领域的“专政”就从未中断。在一切舆论工具、新闻媒介都是“党的喉舌”，一切文学文艺作品都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全体文化工作者都要服从党的指令。除非改行，如作家沈从文去搞文物，诗人陈梦家去搞考古，文化人得赶紧学会在阶级斗争的风浪中保护自己，免于灭顶。
头一件要事是审查旧作。凡旧作中与新社会不合拍的，都得仔细过滤、删掉。为表示与新政权一致，与新社会合拍，宁可“剜却心头肉”。连前中共总书记瞿秋白早年写的访俄游记《饿乡纪程》里的海参威华侨吸鸦片、贩毒等内容，也属“给中国人脸上抹黑”，一九五三年出版《瞿秋白文集》时悉数被删。一般“从旧社会过来的”老作家要出版旧作，就更得仔细斟酌、删节了。譬如叶圣陶忍痛将他的主要作品《倪焕之》删去了好几章。曹禺则被迫改写《雷雨》、《日出》的剧本，将身为劳动人民的“好人”从阴曹地府拉回人间，使他们的结局由死变为生。
老舍也不例外。一九五○年从美国归来后，说实在的，共产党待他倒也不薄，给了他许多头衔。他曾先后担任政务院文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国文联（文学艺术联合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委员、北京市文联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常委。但是时代的大气候使他马上明白，共产党需要的是“遵命文学”，他得赶紧跟上形势。一时拿不出新作，就先对其主要著作《骆驼祥子》开刀。该书未尾有近万字，描写祥子如何堕落为行尸走肉，个人主义的末路鬼。他对祥子的结局实际是否定的。可是而今祥子属劳动人民，是无产阶级份子，那样描写祥子有“丑化劳动人民”的嫌疑，再版时只好统统删去。
新作品创作更难。除了按党的指挥棒唱唱时代曲外，其余的动不动就犯忌。在毛泽东的文化专制面前，文学家们都成了谨小慎微的君子，正如沈从文所说：“巴金或张天翼、曹禺等手都呆住了”。巴金自己也说：“我怕开会，却不敢不开……不断地检讨或者准备检讨……越是用功，就越是写不出作品来。”⑴作家赵树理也写得不多。他自我解嘲地说：“假话我不写，真话不能写，只好不写。”⑵老舍也很用功，也写不出什么作品。其实，如他自称的那样，他一直是个“歌德派”。⑶除了歌颂共产党的小作品和为配合政治运动而写的应景文章外，少有作品问世。党要宣传什么，他就歌颂什么。话剧《西望长安》是一个例子。该剧根据一个真实的故事写成，讲一个骗子如何冒充中共高干，到处行骗。当时那是个大案，在写作过程中，公安部长罗瑞卿曾给过他帮助。话剧《龙须沟》是另一个例子。那是根据北京填平龙须沟、铺成大马路的事迹写的，所以末尾写了北京市委书记出席庆祝大会并倡议立记功碑的场面。后来北京市长兼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彭真以北京市人民政府的名义给他发了个“人民艺术家”的奖状。
有那么多光荣头衔在身，就必须时时与党保持一致，积极投入一场场政治运动。一九五七年毛泽东发动反右派运动，百万知识分子被打成“极右派”、“右派分子”、“中右分子”，其中包括剧作家吴祖光。老舍与吴祖光是同行，不得不公开发言批判他。自然，这行为不甚光荣。但那是个不仅不许你乱说话，而且不许你不说话的社会。不表态、不打他一杆子，“党组织”会跟他没完没了。而对吴祖光来说，大概多挨几场口诛笔伐也伤不到哪里去罢。
老舍的作家的良心并没泯灭。不久吴祖光被送到北大荒劳改农场，吴妻新凤霞迫于生计，将吴收藏的齐白石的画拿去变卖，恰被老舍买到。见是吴祖光的收藏品，便说等吴从北大荒归来时“物归原主”，可见他在会上、报上发表的斥骂吴的话并非由衷之言。
吴祖光到北大荒劳改时正值毛泽东发动大跃进运动，农村中的荒唐事层出不穷，亩产粮食万斤、十万斤地吹。因为说实话的要倒大霉，人们均以沉默对待各种各样的荒唐事，至多只是在亲朋好友之间议论一番。新凤霞去河北农村劳动，亲眼见到公社干部们如何指挥社员连夜把几亩地的麦子移到一块田里，点上大灯，开起风扇猛吹（怕密不透风，闷坏麦子），然后向上吹牛说密植带来了丰收。回到城里，她是把老舍当作好友，将此事告诉老舍，老舍忙叮嘱她：“你千万别跟人说呀！”因为密植是毛泽东的号召，他担心新凤霞会落个“攻击大跃进”的罪名而坠入地狱。由此可见，老舍骨子里并不是党认可的左派。
由于始于一九五八年的三年大跃进运动彻底失败，三千万人饿死，毛泽东被迫收敛，不那么咄咄逼人，全国的所以政治气氛一度松动，文化方面的专制也有所松动，文学艺术家们觉得松了绑，禁忌少了。一九六○至六二年全国人民饿了三年肚子，文艺界倒相对繁荣起来。老舍也觉得形势变了，不必再写歌颂党的小作品和应景文章。他开始撰写小说《正红旗下》。该书写的是清朝末年满人的故事，实际是一部自传体小说。一九六二年三月，文化部在广州召开全国话剧歌剧创作座谈会，老舍情绪很好，在发言中透露提及他正在写《正红旗下》。回到北京后，他还给一些朋友朗诵过其中的几段。
但好景不长，当年九月间，毛泽东已喘过气来，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鼓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