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商业第一家族:荣氏百年- 第4部分

在这样的背景下，外出经商者纷纷回家，重新审视时局。因此，荣熙泰一家也难得地团聚了。

最先回来的是荣宗敬。1894年，海战期间，天津港出路被封锁，海运不通，大批投机北方小麦的钱庄遭受惨重损失而倒闭。荣宗敬所在的森泰蓉钱庄曝出巨亏，宣告歇业。荣宗敬初涉商世，从这股钱庄倒闭潮中第一次认识到市场的翻云覆雨，丢掉饭碗百无聊赖，索性回无锡闲居。

1895年，荣熙泰任满，由于连年奔波，得了重病，恰逢朱仲甫调离，荣熙泰未接到三水县厘金局的续任通知，遂与荣德生返回无锡老家养病。父子三人赋居无事，开始谋划出路。

一年间，形势出现微妙变化。甲午战败，燃起一股救亡思潮。1895年，梁启超、康有为等人“公车上书”，闹出很大的动静，闲居的荣熙泰对此有所耳闻，而更加感同身受的是江浙乡间复苏的实业热情。这里历来是手工业重镇，家庭作坊众多，税赋虽重，却不足以扑灭求生之本能。

南通人张謇荣登状元，不举，回乡大兴实业，创办大生纱厂，一时名震天下。在张謇的带动下，江苏、上海重燃实业热潮，呈现商业复苏之态。其中，无锡人周舜卿和同乡薛南溟合资5万两白银，在上海七浦路开办水泰丝厂。与此同时，不法商人走私鸦片急需资金。凡此种种，客观上存在巨大的资金需求，催生汇兑业务的繁荣，钱庄生意异常火暴，开钱庄蔚然成风。

看到同乡好友中不乏开钱庄发财者，荣氏颇为心动。1896年春，父子三人商议一番，认为此事本小利大，且为本业，遂决定步人后尘。于是，融资1500银元，后到上海开起广生钱庄。

上海钱庄“贴票危机”

钱庄取名“广生”，寄托着财源广进的美好愿望，但现实的鸿沟，让这期望看来无比渺茫。

当时沪上钱庄分作两类：　一类是汇划庄；一类是元字庄。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资本金的大小：　前者财力雄厚，信誉有保障，是钱庄公会会员，交易使用支票，不必兑付现金；后者资本薄弱，信用有所不及，备受公会排挤，靠小额业务生存，坊间戏称之“挑灯庄”，以形容其寒酸。以荣氏资本，尚不足进入同业公会，广生钱庄属后一类型。因上海竞争激烈，此类钱庄主要在无锡、江阴、宜兴等地进行汇兑。

在某种程度上，经营钱庄的诀窍在于资金流动效率。荣氏兄弟自幼研习此道，无不围绕这点经营，生意渐渐有了起色，在上海滩立稳脚跟后，又在无锡开设分号，荣德生为经理。

不幸的是，荣熙泰因过度操劳，于当年（1896年）夏天离世，弥留之际，留下一条经商遗训：固守稳健，谨慎行事，决不投机。少了长者坐镇，钱庄很快迎来一场风波，兄弟俩也将体会到父亲的良苦用心。

上海钱庄之盛，必然催生新的业务形态，于是，一种名为“贴票”的业务在激烈竞争中产生了。所谓贴票，意即“贴钱兑换票据”。举例来说，某人在一家钱庄存款90银元，获得一张面额100银元的定期票据，届时凭此到该钱庄即可兑换100银元，多余的10银元，实际上就是存款利息。

资金对所有钱庄乃是第一要义，无论资本雄厚的汇划庄，还是财力薄弱的元字庄，如果无钱周转，只能关门大吉。其中元字庄生存尤为艰难，某些头脑灵光但手头紧张的商人想方设法吸引闲置资金。

据说在1890年前后，一位郑姓的潮商在上海开设协和钱庄，为了吸收存款，他发明了这种贴票业务，以高额利息吸引储蓄，再以更高利息放贷，如此循环往复，坐收渔利。眼见协和钱庄财源广进，小钱庄纷纷跟风开办“贴票”业务。无本者从中窥见发财门径，开办钱庄渔利，据说上海钱庄聚集的南市和北市一夜间涌现150多家小钱庄，甚至有专门的“贴票钱庄”出现。

到1896年前后，“贴票”已成为上海金融界最普遍的业务模式。各家钱庄为了拉拢储户可谓花招百出。人群密集的茶馆、酒楼、影院，都有钱庄的业务员，他们利用市民爱贪图便宜的特点，专门针对无知妇女和下层民众，许以丰厚利息，吸引存款。为抢夺客户，钱庄之间不惜展开激烈竞争。

当时上海地区钱庄的最高存款利率为10％，贴票钱庄纷纷打出利率20％的招牌，足足高出1倍。这意味着假如存入100银元，不出1个月，就可收回120银元。对于普通百姓而言，这确是一桩好事，为换得一张贴票票据，许多人拿出毕生积蓄，甚至不惜砸锅卖铁，举债存款。

别样繁荣酝酿着巨大的危机，但疯狂的市民已然将风险置之度外，或者，他们根本未曾料到劫难。

1897年11月，一些贴票钱庄因资金周转困难，不能按时兑换现金，消息传出后，许多持有票据的市民上门挤兑，导致钱庄破产。挤兑风潮很快扩散，蔓延为金融恐慌，进而引发更大规模的挤兑。于是，在短短一个月之内，数十家钱庄倒闭，一时间，上海滩人人自危。

由于缺乏认识，多数钱庄准备金不足，且钱庄之间疏于沟通，资金无法有效流通，在挤兑风潮下，多米诺骨牌效应越发猛烈，破产钱庄不计其数。新年到来之前，贴票钱庄倒闭大半，其中很多成立不满一个月。英租界有名的“包打听”孔阿才用200银元开了一家德丰钱庄，开出空头贴票高达5万银元；一家开张仅40多天的震源钱庄开票多达10万银元，总亏空据说有200万银元之多。

由于涉及身家性命，许多市民半生积蓄无法要回，寻死轻生者数不胜数，官司、口角和械斗亦层出不穷，沪上包括《申报》、《新闻报》在内的大小报刊被此类消息充斥，贴票风波进而演变为一场社会危机。然而，除了不了了之和一死了之，似乎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

残酷的现实让荣宗敬、荣德生兄弟紧张不已，只因不曾过分倚重上海市场，“贴票”业务比重较小，广生钱庄无比幸运地逃过一劫，成为为数不多的幸存者。危机过后，两兄弟才深刻体会到父亲遗训中“决不投机”的深意。伴随父训，这一段经历，将成为他们日后经商的一面镜子。

事后，荣宗敬、荣德生迅速调整经营策略，将业务拓展到常州、常熟一带，期望趁同行阵脚大乱之机占领并巩固这块市场。殊不知，另一场危机正在前面等着他们，这一次，他们只能正面迎击。

拆股风波

大凡世间之人，常有这样一种通病：眼见风光骤起，便蜂拥而至；一旦未能遂愿，或心中有落差，便作鸟兽散。所谓“趋利避害”，说的就是这个现象，虽说好聚好散，生意上的散伙也总难免叫人心寒。

荣熙泰死后，兄弟二人谨遵遗命，克勤克俭，艰难经营。然而广生钱庄毕竟小本买卖，资金调度困难，且未建立起信用，常被钱庄公会排挤。贴票风波之后，上海钱庄业大萧条，广生钱庄生意愈发冷清，一年下来，扣除各项开支，几乎没有盈余。荣宗敬不以为意，认为钱庄开张头一年不赔本便是好开端，给荣德生打气，“只要坚持下去必定有所好转”。岂料，合伙人已等不及。

1897年年底的一天，荣宗敬、荣德生接到其余三个股东的一纸通知，被突然告知退股。（文*冇*人－冇…书－屋－Ｗ－Γ－Ｓ－Ｈ－Ｕ）

原来荣熙泰去世后，三个股东认为两兄弟过于年轻，不足以支撑局面，心生退意。尽管躲过贴票危机，但广生钱庄业务拓展不顺利，且没有分红，三个股东唯恐赔本，联合起来要抽回股本。

商人重利，本是天经地义，退股亦无不可，只是荣熙泰尸骨未寒，钱庄青黄不接，合伙人便叫嚷退股，实在出乎荣宗敬和荣德生意料。犹然记得当初招股时共举大事的豪言，转瞬之间便烟消云散。

荣氏兄弟第一次亲历商业的翻云覆雨和阴晴不定，对“生意”两字又有新的体验。二人自幼闯荡上海滩，虽不能说见惯风浪，气度和心胸还是有的。荣宗敬对荣德生说，“我们才不怕呢，退出就退出，管他呢，没有他们我们照样可以的！”荣德生暗暗在心里发愿，迟早要让他们后悔。

两人东挪西借筹集资金，将三名股东股本1500银元如数退还，但提出一个条件：　拆股散伙一事不能声张，否则客户若失去信心前来挤兑，钱庄必然垮掉。既得钱财，三名合伙人如愿以偿，对此要求并无异议。

平息这场悄无声息的退股风波，广生钱庄变为荣家独资生意，荣氏兄弟放心大胆地经营起来。

退股一事，让两兄弟认识到赢利之重要性，倘若不能给股东切实回报，天下生意十有八九会散伙。从另一方面说，这个教训的价值远远超出股东退伙引发的骚动，因此也未见得是一件坏事。

合伙人退股，让荣宗敬和荣德生独资经营，也有机会完全按照自己意愿经营。他们加大无锡、南通等地业务拓展力度，随着当地工商业的兴起，钱庄生意渐有起色。不久，清政府发行新银元，广生钱庄利用行市落差进行汇兑，赚取不菲利润。据荣德生在《乐农自订行年纪事》一书中回忆，“此时行新银元，内地押用每两千搭廿元，后为通律，二七搭。汇款申出厘大，锡补厘小，日有盈余”。

由于北方时局不稳，大批客商到上海买面粉，汇兑活跃，两年获利近2万两银。闻此，三名撤股合伙人悔恨不迭。

略有盈余，荣氏兄弟还将业务扩展至其他领域。江浙一带是丝绸、纺织重镇，蚕丝需求量巨大，荣氏兄弟利用早年在常熟、常州、无锡等地建立的业务网络，开设公鼎昌茧行，经营蚕丝业务。因价钱公道、诚信经营，逐渐积累起名声，蚕行走上正轨，每年利润有两三千银元。

向实业进军

生意虽然尚可，相比大户却不尽如人意，市场形势感染熏陶，荣宗敬与荣德生的心态渐渐发生变化。

在他们看来，钱庄无非是资金平台、借债放贷渠道，循规蹈矩经营亦无不可。但上海钱庄众多，生存着实不易，两人不甘心如此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