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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现实中的寻人，完全没有这么顺利。百度的寻人吧里，众多的“中国寻人网”里，有数十万个寻人的帖子，涵盖了寻人的各个方面：寻找失踪的家人、朋友，寻找离家出走的孩子，寻找失散多年的战友同学，寻找当年的初恋情人，寻找在危难中帮助了自己的恩人，绝大多数无人回应。从而印证了“人和人之间的距离是六个人”的理论，在确知对方方位的情况下是成立的，而在那些需要寻找的人面前，是完全无效的。
现实中经历过两次寻人，一次是帮助亲人寻找欠债不还举家外逃的白眼狼，至今未果；另一次，是中学同学的失踪，他在某天早晨突然在学校宿舍消失，刷牙杯上还架着挤好了牙膏的牙刷。在他的家人倾家荡产寻找了半个月后，终于知道了他的下落，原来他只是临时起意，去朋友家住了几天。后一次寻人，证明了一个重要的理论，那就是，任何一个事件，任何一个决定，都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精密和有迹可循，恐怕都是多方力量作用下的偶然产物，甚至和当天的空气、天气、环境、一个突发的念头等等皆有关系。就像那些UFO事件，绝大多数在事后都被证明，是光线、环境、角度、目击者心理状态共同作用下的结果。
所以，美剧《寻人密探组》（《Without A Trace》，又名《离去无痕》）中，FBI纽约失踪人口小组的用以寻找失踪人士的唯一工具，就是高级心理分析技术，或者说，是一项环境和心理状态的再现技术。
而在现实中，我们每个人，都似海底针，在某个时刻、某个刹那，在某些力量的合作下，轻易地就失去了自己的坐标。
《汉尼拔的崛起》二零零七年
脱节不是一种罪过
倪萍说，她之所以从主持人的岗位上退下来，是因为自觉与时代脱节了。
她曾是最紧跟时代的典范。电影的黄金时代，她演电影。她浓眉大眼，有种粗粝但异常清新结实的美，几乎是应着那时候的审美标准而生。《山菊花》、《祁连山的回声》里，她能文能武，妩媚也有，刚毅也有；电视综艺节目刚刚兴盛起来，她成为最具亲和力与知名度的主持人，进入几代人的影像记忆；刚流行明星出书，她就写了《日子》，连当年我们那毫无文艺风气的单位都人手一册。图书室里进了一本，半个月就被翻看得稀烂，不得不再去补一本。熬过了女演员最尴尬的年龄，可以去演母亲或者嫂子了，她又及时地回到电影和电视世界里。但现在她说，她觉得她和时代脱节了。
这就对了。每个时代捧在手上的都是青年人，兢兢业业奉行的，是青年人的价值观。一个人，如果一直跟得上，一直在潮头，一直兴致勃勃，像打了鸡血，几十年如一日，倒有点不寻常，有点妖异。
几十年，绝不如一日，这中间，有无数变化、反复、波动，即便在同一天里，内心也云蒸霞蔚瞬息万变。“几十年如一日”即便作为修辞，也还是不够恳切。这是个圈套。就算当事人愿意静止不动，还有时代在一边催逼。所以人最渴念的幻境，也是漫画和美剧必备的，就是一个时间静止、拥有无数平行空间的幻境。豆豆一直六岁，丁丁永远年轻，白雪永远不会成为一只流哈喇子的老狗，《欲望都市》中的几个女人，永远光鲜美丽，《六人行》里的六个朋友，永远欢聚一堂，分享青春的甜糖。那些显示了时间流逝，人生进展的情节，例如结婚、生孩子，除非收视率下降，或者负责扮演他们的演员在现实中的真身再也无法承载这个幻象，否则绝不会出现在剧情里。
但在美剧以外的世界里，在不是作为漫画人物存在的我们这里，盛年过去，与时代脱节是迟早的事。适当地脱离时代，适当地老去，适当地显露真身，都是迟早的事。只看当事人是不是愿意接受。
所以，看到一个人这样自然地承认自己与时代脱节，坦然地接受自己的盛年已去，而且这个人还是倪萍，让许多人附加在脱节感上的犯罪感减轻了一点。
我也要勇敢地承认，iPod上很久没有加新歌了（音乐追求的停止是最能显示脱节度的金指标）；《风云决》上映，在电影院里，周围的年轻人放声大笑，而我茫然四望，不知道笑点在哪里。
那也就不必强笑，就不如带着还剩3。5G空间的iPod，静静沉入时代的最深处。
倪萍 一九七九年
所谓「皮格马利翁效应」
又到了年底，我原来的单位大概又在忙着组织冬季培训班了。管理学的培训班肯定少不了，从商学院请来的教授，大概又要讲一遍皮格马利翁的故事。
那个擅长雕刻的塞浦路斯国王皮格马利翁，爱上了自己倾注全部精力、热情来爱恋雕塑出的美丽少女加拉泰亚。他每天凝望、痴守，倾注思念及爱慕，终于感动爱神阿芙洛狄忒，她于是赋予雕像生命，让加拉泰亚成为皮格马利翁的妻子。皮格马利翁的故事和由此萃取出的“皮格马利翁效应”，年年冬天讲一遍，领导者要传递积极的期望给下属，老师要寄予积极的期望给学生：凡事都要往好处想，对人生要赋予美好期望，肯定能获得回馈。
老教授如果看过萧伯纳戏剧改编的电影《窈窕淑女》，大概也会欣喜若狂，直接拿来播放，完全可以省却宣讲的辛苦。故事中的语言学家希金斯教授，在街头遇到了卖花女伊利莎，为了证明他的观点，为了说明仅仅是语言和仪态的改造，就能造就一个贵妇，于是和别人打赌，将伊利莎作为试验品进行改造。在这个过程里，他爱上了她，尽管他本来是憎恶婚姻和女性的，但对于自己塑造出来的完美女性，似乎大可以网开一面。
“皮格马利翁效应”似乎总有好结果——但仅限于电影和商学院教授的课程里。现实中的例子恰恰相反，流行音乐界的制作人和女歌手的关系，就仿似皮格马利翁和加拉泰亚，他们对她们倾注期望，帮助她们塑造形象，渐渐爱上她们。例如李宗盛和林忆莲，区丁玉和陈慧娴，李正帆和赵咏华，还有陈佳明和许美静，但所有的恋情都以失败告终，尤其是许美静，她最后疯掉了。陈佳明对许美静有期望，但许美静对陈佳明何尝没有期望？她何尝不期望他专一、守信，何尝不希望他回馈她的不顾一切、泥足深陷、飞蛾扑火？她也相信她的期望会落实，但显然“皮格马利翁效应”没有逆向发生，她的期望全部落空。
可见，“皮格马利翁效应”只是强势那一方对弱势方的效应，是强者对弱者期望的印证。在情感关系中，它通常是男人对女人的效应——那个神话中的人物性别设定已经说明了这种效应的基本模式。它之所以产生效力，与其理解为是弱势方的积极回应，倒不如说，弱势方不回应都不行。强者对弱者的期望，支配者对被支配者的期望，无论如何都会落实，而反过来，一定不行。是的，我们也曾对这个世界赋予期望，我们至今也在凝望、痴守、爱慕、信任，我们期望房市不要如此凶残，相信食物不会有毒，但这些期望均没有落实。所以，制作人和歌手的感情都不长久，因为“皮格马利翁效应”是不平等的效应，是单方面契约。我们跟这世界那种情人般的关系，也都不会长久，因为我们的期望从来都石沉大海。管理班上的老教授们，大概从来都不会深入探讨，所谓“皮格马利翁效应”，到底是什么效应。
倾国倾城的只是机遇
我常想，多年前的某一天，如果李康生常去的那家电玩店停电，现在的他，会是什么样？
他可能结婚、生孩子，在某个公司谋得一个职位，安安静静地上班。或者自己开起一家店铺，唯一没有变化的，是他现在照旧四十一岁。但现实的情况是，1991年，导演蔡明亮在西门町的那个电玩店里发现了他。他祖籍湖南，生于台北，高中毕业后，参加大学联考落榜，从此开始打工。他做过保险，当过服务生，平时经常去电玩店，就在那里，在人声鼎沸的电玩店里，蔡明亮看见了他。以他内向的性格，被陌生人反复打量，可能会感到十分不自在，他可能别过头去，也可能横了蔡明亮一眼——这照旧是我的猜想。
遇到蔡明亮之后，他成为蔡明亮的安托万——不，比安托万更完整地将人生交付给了电影，他主演了蔡明亮的全部电影，《青少年哪吒》、《爱情万岁》、《河流》、《洞》、《你那边几点》、《天桥不见了》、《不散》、《天边一朵云》，以及最新的《脸》，并在1994年凭《爱情万岁》获法国南特影展最佳男演员大奖。他也出现在其他导演的电影里，王童的《无言的山丘》、林正盛的《春花梦露》、许鞍华的《千言万语》。他甚至有了自己的导演作品，2003年导演的《不见》和2004年导演的《帮帮我》，都曾在电影节上获奖。
而与他同时被发现的，还有陈昭荣，他那时正在餐厅勤工俭学，遇到蔡明亮后，与李康生一起主演了《青少年哪吒》。他现在是台湾电视界的“本土一哥”。
如果电玩店那天停电，如果那个餐厅那天没有营业，这一切恐怕都不会发生。但我感兴趣的不是命运的偶然性，而是，当机遇送到他们面前的时候，他们也顺利地接了过来，并且胜任了它。当时如果不是他们，也有可能是别人，接过机遇，改写人生。我不否认他们的资质，但有这个资质的大有人在，就是说，其实谁都可以，只要相貌、智力在水准之上，只要得到某个机遇，即便那个机遇与自己一向的理想、经验离题万里。
我们的想象还可以继续蔓延下去，如果十五岁的流浪儿特吕弗没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