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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虫
天津有三家造假作坊善于在齐白石的真迹上“加虫”。齐白石的画作一般是按尺卖的，他的画作又以草虫著称于世。一般行内规矩，一幅齐白石的作品上，有一只草虫，就要多加一尺画的价钱。比如一幅齐白石画的莲蓬真迹，价钱并不高，但如果在莲蓬上加五六只蜻蜓，价格就可能多出十五六万元。天津造假者尤其善于加蜻蜓。
李可染用乾隆御制墨
李可染的山水作品堪称一绝，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在作画时使用的是乾隆御制墨。李可染的山水用墨浓重，其墨色黑中透紫，紫中带亮。而仿制者考虑到成本，不会用乾隆御制墨。而现在的墨品质与乾隆御制墨无法相比，墨色与真迹区别很大，色泽发灰、发暗。社会上传说嘉德公司去年拍卖的《漓江胜境》是赝品，但其实是真迹。
张大千造假石涛
张大千是我国近代著名画家，也堪称中国书画界的泰山北斗，但他造假画也是出了名的。
张大千喜欢明代石涛和八大山人的画作，他的造假工具中，有一整套雕刻精细的假的石涛印章。一般情况下，新盖上去的印章色泽会比较亮，张大千经多年摸索，找到了作旧的方法。他用酒精灯烤新盖上去的印章，让印油迅速挥发，看起来就像是旧的。这个方法非常管用，但需要高超的技巧。如果酒精灯离画太远，起不到作用；如果离得太近，就会把画烤坏。
张大千旅居巴西时，把这套印章带了去，并留在了巴西。现在这套印章落到了研究石涛和八大山人的专家傅申手里。
过去，国内伪造古画的作坊中，就有人用张大千的这种方法做旧印章。现在是否还在沿用，还是另有“创新”，就不得而知了。
逼真赝品多是画家老乡伪造
近现代书画造假有个特点：在某画家的出生地和常住地，伪造出的该画家画作比较多，而且工艺比较高。
比如，安徽造黄宾虹的假画水平较高，杭州的就差些；南通造徐悲鸿假画比较细致；北京、天津和香港造齐白石假画水平高，天津主要是伪造齐白石的工笔草虫。所以见到从安徽流传出的黄宾虹作品、南通的徐悲鸿作品、天津的齐白石工笔草虫，都要小心。
印章鉴定退居次要地位
以往印章是用来鉴定一件作品是否真迹的重要标志，但是当代书画鉴定中，印章已经不那么重要了。现在作伪者经常用“精雕机”仿制艺术家的印章，这种印章盖在作品上，与原作者的印章极其相似，非常难以分辨。
尽管如此，鉴定者还是要熟悉画家在什么年代、什么类型的作品上用什么样的印章，作为佐证之一。比如，傅抱石在创作毛泽东诗词题材的作品时，常用的一枚印章是“不及万一”；李可染在创作类似作品时用的印章是“江山如此多娇”。
照著录造假假画进著录
现在拍卖行拍卖的假画中，最常见的是按照正规出版物上的原作仿制出的，让买家感到自己买到的是著录上的作品，有正规出版物为证。其实现在很多造假的人，把出版物上的名家作品用放大工程图纸的方法，放成原作大小，再铺在灯箱上仔细研究，反复临摹数月，直到学得像了，才制造出一幅假作品来，让人难以分辨。还有很多制假的人，先把复制的假画结集出版，形成社会影响力，然后再把假画拿出来卖，混淆视听，搞乱鉴定界的标准。
高科技造假专家难辨
随着技术的发展，很多造假者把高科技运用到假画的制作中。日本二玄社制作古代书画印刷品的技术非常高超，而且很有名，复制品的色泽与原作几乎没有差异。因为二玄社的印刷技术可以用来制作伪钞，日本政府经常对二玄社进行不定期的突击检查。现在国内有人用这种高超的复制技术，用宣纸印刷近现代书画，然后在印刷品上加墨色，这种做法令专家都难以分辨，成了当今近现代书画鉴定中的一大难题。信报记者王健
来源：北京娱乐信报
浅谈古书画的鉴别
中国书画艺术的传世品，灿烂夺目，浩如烟海。其中，真迹、赝品杂糅掺交，需要我们用科学的方法去鉴别其真伪，辨析准确的时代，品评艺术价值的高低。一般认为，书画作家的手段，不外乎改头换面、挖空涂改和对字画印章跋识逐鹿的摹、临、仿造等。这些方面不少专家学者均有论述。本文仅对书画艺术本身及作者的师承关系对鉴定所起的作用，谈一点粗浅看法。
书画鉴别的关键问题，是书画本身和作者的师承关系。对作品辨真伪，明是非必须先从书画本身“开刀”。那些辅助依据如印章、印泥、纸绢、题跋、以藏印著录、装潢等，只能作为参考，不能当作可靠依据，因为印章可以代代下传、被人窃用，像沈石田的题款印章，可以直接在假画上写他的名字、用他的印；齐白石也有过儿子的画来题上他的款，代笔人的画也多是真款，种种情况，不再一一列举。看纸绢更不能确信它也可以代代下传。对著录收藏印、题跋也要细心，不可轻信，如明代赫赫有名的鉴赏收藏家项子京，有人对他的鉴定准确性，评为三比七，即在十幅画中，只有七幅画信得过。当然，我们不必去详细考察古代鉴赏家的准确率，只要在自己的判断确认以后，著录作为参考即可。首先书画的本身是笔墨，笔法和墨法是我们视觉直观的第一印象。中国书画用笔有轻重、徐疾、正侧、曲折、顿挫、虚实，千姿百态的现象，墨随笔运，相互依从，不可分割。“笔以其形质，墨以其阴阳”，笔之妙全在用笔。梁（南朝）肖绎指出“笔精墨妙”。古人总结出墨有“五色”“六采”。我们在鉴赏评价某一作品时，要从书画家个人笔情墨意的风格特征着眼，注意书画的思想性、气韵和神韵。南齐谢赫《古画品录》论画六法的第一法，即是气韵生动。五代荆浩解释说：“气者心随笔运，取象不惑；韵者隐急立形，备遗不俗。”每个作者的笔墨运用，各有自己的习惯特征。清刘熙载云：“笔情墨性，皆以其人之性情为本。”清沈宗骞指出：“大痴用墨浑融，山樵用墨洒脱，云林用墨缥缈，仲圭用墨淋漓，思翁用墨华润”。还有近代的黄宾虹用墨苍浑朴厚。作假者往往学得形似，而失去了神采；只效其俊秀，而学不到古拙。吴昌硕是以篆籀元笔写字作画，将三代金石文字运用于笔端，产生貌拙气酣的艺术效果，又含蓄，又有诗意的艺术性，表达画家寓情于景，情景交融的意境。这是作者感情的表现。宋苏东坡曾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这些有感染力的作品，包含着作者的生活感受、见解、修养、艺术造诣。吴昌硕画梅之前，总要漫游梅园，细心观赏梅花，然后挥毫作画，画面上才能体现出梅花的清寒，达到造入化神的妙境。一般单靠临摹是达不到这种效果的。潘天寿讲：“中国画以意境、气韵、格趣为最高境地。”《韩熙载夜宴图》是五代著名人物画家顾宏中是佳世作品。《宣和画谱》记载，南唐李后主“命宏中夜至其第，窃窥之，目识心记，图绘以上之，故世有《韩熙载夜宴图》。这是一幅写实之作，通过宴会上弹丝吹竹、清歌艳舞、调笑欢乐的热闹场面，对韩熙载的超脱不羁、沉郁寡欢的内心世界刻划得细致入微，从中看出作者在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政治倾向，意境深邃；同时又看到了作者
“传神写照”的高超技术及精心独到的艺术构思，达到画外有画，发人深思的意境。明代唐寅也摹绘了一幅，相比之下，就显得浅薄得多了。尽管唐寅的聪明才智过人，却仍然大为逊色。这首先是历史条件的限制，时代的不同，画上的时代气息就绝然不是一个味道，这也就是时代的不同风格。再从画家的师承关系看，顾宏中是继承和发展了唐代的周昉画风，而唐寅是先从同时代的周臣学起，后学李唐、刘松年，师承不一，风格截然不同。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到明代仇英再画，也总脱离不开明代的味道，也是这个理。我们从画面本身的时代风格，作者的师承到画家个人形成的风格去鉴别，就能帮助我们得到重要的凭证。又如近代绘画艺术大师齐白石，经“衰年变法”以后，改变画法“扫除风格”，达到笔简意繁的艺术境界。他在五十七岁时画的一幅虾，画法是虾头上部下部和虾头两边的薄壳四笔画完，虾身五笔，虾尾在落笔时又提起向后拖笔是作两次画，然后上下两笔画虾尾的薄壳共四笔画完，虾小腿八至九笔，整个虾形短而粗。晚年的虾用笔简略，虾尾正面看只三笔，侧面画仅用两笔，省去一至二笔，小腿五笔，减去三至四笔，虾形长而优美，透明质感强，整体效果非常入神。这说明作者通过长期仔细观察，不断提炼，同出自齐白石之手，但也有早晚期截然不同的风格。笔者曾经见到这样一幅虾，画法是齐白石五十多岁“变法”以前的画法，落款却写的是八十岁，显然这不可能是齐的真迹。因为我们掌握了齐“变法”前后的画法，作假者有漏洞就能看得清清楚楚。再从技法上看，用笔琐碎，根本没有齐白石纵横雄健的气魄。再就是虾须的画法，齐是运用拖笔的“高难度动作“这更是一般人所闯不过的。另外，在这幅画左边，自上而下也用了齐常用的一柱香款，从字迹上看，也像齐的字，但细心品评，虽备齐白石法，但却无齐白石”变法“以前的技法。齐的师承，早年是一手何子贞的字，后来“变法”金冬心。齐在六十四岁丙寅（公元1926年）印《借山吟馆诗草》，书中字迹还完全是金体。齐到晚年又写李北海的《麓山寺》。齐还说过：“从戊辰以后，我看到了《三公山碑》才改变的”。从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