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要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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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要义- 第5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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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有不屑于战争(too proud to fight)之民族乎?中国人是已。中国人天然态度,宽容 友爱,以礼待人,亦望人以礼答之。道德上之品行,为中国人所特长。(中略)如此品性之中,余以其“心平气和”(pacific temper)最为可贵。所谓心平气和者,以公理而非以武力解决是已。(罗素《中国之问题》第192页,中华书局出版)

罗素此叹,正是自悟其西洋之短。往古文化浅之人,冲动强而理性短,于彼此相争之际,不能论辩以明其是非,辄以斗力决曲直。此风在欧洲直至近代初期,犹未尽除,既行于私人彼此之间,亦且行于公众。看甄克斯《社会通诠》便可晓得。前引其所叙旧时选举竞争之事,即其一例。在他书中说:

胜者得之,负者噤若。

两造相持,得请一斗为决,虽或曲胜直败,无后言。

这正合了“有力者就是有理”(Might is right)那句话。文明既进,血斗似不复见,然而工业上劳资之两方,此以罢工为手段,彼以闭厂为武器,依然是不决于理而决于力,以胜负定是非。风气移人,今日中国少年口里笔下亦爱用斗争一词,完全模仿布尔塞维克而来,北伐以前犹未见也。中西理性长短,此其可见者五。

以上五点虽云未尽,可得其大要。但假如我们想指出西洋在理性上有优于中国之处,却亦有一点可指。那就是:他们理性虽浅,却是随着其社会形势之开展而次第开发,并不像我们是早熟的。早熟的,常常蕲向虽明,而事实多有不逮。常常只见于少数人之间,而不能普遍于社会,尤其缺乏客观保证,不免于反复。次第开发者,从事到理,心随身来,稳定可靠,便不致如此。关于此方早熟之为病,向下续有说明。

三 陷于盘旋不进

前讲中国循环于一治一乱而无革命,源于产业革命之不见(第十一章)。现在又可看出产业革命之不见,源于无科学,盖从心思上之中西分途,其文化之后果便全然两样,中国虽于其途尚未大分之时,有科学之萌芽,而当其途既分之后,科学卒以夭折,不能再有。同时,就专以修己安人为学问,而农工商业一切技术则不入于学问,被划出于劳心者注意圈外。学术研究之题材既隘,又以不易捉摸之生命为对象,遂盘旋而不得进。同时,农工商诸业得不到学术研究以推动之,亦不能有进步。此两者以分离而同蹈绝境,中国人在人生第一问题上乃留滞于产业革命以前。

试更取西洋对照作表以明之——

西 洋 中 国

心思偏于理智 心思偏于理性

满眼所见皆物,不免以对 忽失于物,而看重人。

物者对人。

科学大为发达。 科学不得成就。

科学研究与农工商诸般事 把农工商业划出学术圈外。

业相通,相结合。

学术研究促进了农工商业, 学术研究留滞于所到地步,

农工商业引发了学术研究, 一般经济亦留滞于所到地步。

学术与经济二者循环推动, 且学术思想与社会经济有隔绝

一致向大自然进攻。于是 之势,鲜相助之益,又加重其

西洋人在人生第一问题上 不前进。于是中国人在人生第

乃进步如飞,在人类第一 一问题上陷盘旋状态,在人类

期文化上乃大有成就,到 第一期文化上成就甚浅,且无

今天已将近完成。 完成之望。

所谓学术思想与社会经济有隔绝之势鲜相助之益者,例如两汉经学,魏晋清谈,宋明理学,以及后来之考据、词章,哪一样不如此?而此外,像是伦理化的经济,化理化的政 治,向里用力的人生,又何莫非使中国人在第一问题上不得前进之有力因素?前在第十 一章讲产业革命所以不见于中国那一段,已曾数说过,请参看前文,今不重复。前前后后各种因素加起来,就使得中国人在第一问题上不能前进,决定而又决定。然试检看这许多因素究从何来?则又莫不来自一个根本点:理性早启,引入了人生第二问题和第二 态度,若将向于人类第二期文化而前进,便消极搁置了第一,积极遏阻了第一。

那么,就要问:不能成就第一,是否能成就第二呢?第一路通不过了,第二路可不可以 通呢?不能行。第二问题是理性的问题,第二态度是理性的态度,第二期文化是人类理 性充分展开之文化。本书从八章便讲过“理性要从阶级来”之理,其后续有阐明。然而中国自封建解体,化阶级为职业那时起,把这作为人类进达理性之阶梯的阶级却拆散了,即再无办法。所有周孔以来早启之理性,其表现与成就只得“纳人群于伦理”,“化阶级为职业”,“融国家于社会”……这些,无能再多。这些只可算是第二期文化一点影子,缺乏经济进步,实无望其完成第二期文化。上章曾细剖“心随身来,身先而心后 ”,第二期文化必以第一期文化为基础的种种道理。读者回看前文,自可明白,此不多说。

那么,再问:第二路不通,是否可以回复到第一路去呢?这亦不可能。第二回到第一, 那就是由理性又退回到身体,向外用力又代向里用力而起。这在人的生命上便是退坠,并不能复其从身体发轫之初,在中国历史上便是逆转。亦不能再回到没有经过理性陶冶 那样。换言之,这只是由成而毁而已。读者试回看第九章所论“逆转于封建”,第十一 章所讲“周期性的乱”,就可明白,此不多说。

前进不能,后通不可,只有盘旋。盖生命现象中固无停住不动之事。中国历史上一治一乱,固然是盘旋,凡其一切不进者,若经济若学术亦都是在盘旋。此真人类文化一奇迹 !旧著于此,早有点明:

他再不能回头补走第一路(西洋之路),亦不能往下去走第三路(印度之路),假使没有外力进门,环境不变,他会要长此终古!

(上略)从此简直没有办法,不痛不痒。真是一个无可指名的大病!(以上并见《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203页)

中国近两千年社会,单从经济上看,无疑是介于封建社会资本社会之间的。固然它亦许是正在过渡——从封建到资本之过渡。但为什么老在过渡,而总渡不过来呢?不肯在封 建资本之外建立第三方式者,不能解答这问题而受窘,即建立第三方式者(如李季建立 “前资本主义生产方法”之说),依然窘于解答。这都是把盘旋不进误认为进步慢,昧 特殊为常态。于唯物史观不能善为理会,而固执之,以自陷于不通。

我在另一旧著又指出其所以盘旋之故,在交相牵掣——

照此社会形势,的确有使人走入人生第二态度之必要。但人能不能应于此必要而走去,固未易言。在这里至少有两层问题:一层是人生落于第一态度则易易,进于第二态度则较难(中略)。一层是第二态度固于此时有必要,而第一态度于此时亦同有其必要。盖从人与人的关系(第二问题)以为言,此时固以第二态度为必要,而第一态度殆无所用之— —此其异于西洋社会者。然从人与物的关系(第一问题)以为言,则此时又以第一态度为必要,而第二态度又殊不适用——此其不异于西洋社会者。两个必要交陈于前,两个态度乃迭为起伏交战于衷,数千年中国人生所为时形其两相牵掣,自为矛盾者此也。由上二层问题,第二态度虽为中国人所勉自振拔以赴之者,而有时失坠,数千年中国社会所为一治一乱交替而迭见者此也。(《中国民族自救之最后觉悟》第85页)

(上略)知其既向别途(第二路)以进,则产业革命之不见,工产资本之不成,固有由矣。更次,乃见其所遗之一途(第一路)固为所遗而不进,其向别途之进者,亦卒有所限而止于其可能之度。而同时又还以此所牵,不能复回于彼一途。彼此交相牵掣,是即绝境所由陷(下略)。(同前书第95页)

具体指出来:有职业而无阶级,是社会而非国家,原为人类所必至之一境。如从第一路贯彻下去,终可到达。却是中国人不终循第一路,径自折向第二路,化阶级为职业,融国家于社会。此未尝不是迈进于第二期文化,但卒为其第一路上成就尚浅之所限,劳心劳力不能合一,只能拆散阶级而已,不能达到无阶级。——所谓“止于其可能之度”类指此。当其把劳心劳力作为职业划分之时,亦即是学术思想与社会经济彼此隔绝之时,心思聪明乃只用于修己安人,而不用于物质生产。此一面既因迈进于第二,而第一路为之耽误,彼一面又因第一之不足,而第二路受到限制。欲复回于第一路,则此化阶级为职业者格于理性既进(不许政治上有垄断,不许经济上有垄断)而退不转。欲在第二路上更进一步,则此别劳心于劳力者既无望其有合一之事实出现(生产技术大进)而进不得— —所谓“交相牵掣”类指此。类此交相牵掣之事尚多,留心体察,不难看见。以中国人智力之优越而无所逊,中国人数量之众多而罕与比,自秦汉后经历岁月又如此之长久,乃在文化上竟尔陈陈相因,讫不见有新机杼之开出,如果不是有此一种交相牵掣之形势,消磨其智于内,试问这些智力上哪里去了?只有此交相牵掣,不得自脱,其为阻力乃 最大也。

四 中国文化五大病

中国文化原只有一早熟之病,旧著曾设为譬喻云:

好比一个人的心理发育,本当与其身体发育相应,或即谓心理当随身体的发育而发育,亦无不可。但中国则仿佛一个聪明的孩子,身体发育未全,而智慧早开了。即由其智慧之早开,转而抑阻其身体的发育,复由其身体发育之不健全,而智慧遂亦不得发育圆满良好。(《中国民族自救之最后觉悟》第96页)

本病虽只有一个,而表现之病象则有五:

(一)幼稚——中国文化实是一成熟了的文化,然而形态间又时或显露幼稚。举例言之,人与人之间的隶属关系,为封建社会之象征者,在中国社会中即未能免除。子女若为其尊亲所属有,妇人若为其丈夫所属有。乃至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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