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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着这样的心情，我等着我的学生们走出赛场，不管他们会兴高采烈，还是垂头丧气。伊恩·弗格森出来了，他是一个心思缜密的男孩，经常作自我反省，并且对国际象棋有着奇特的天赋。他赢得了那场比赛的胜利，向我跑过来，我们兴奋地互相击掌来庆贺他的胜利。他跟我说：“乔希，我告诉你，我差点就输了。我走错了一步棋，输掉了我的象，而我的对手面带着微笑令我非常沮丧，我拿起了我的后，就在我准备出棋的那个瞬间，我想起了那个女孩和那辆自行车的故事！”
当时伊恩即将要出的那一步棋很有可能会输掉他的后，进而输掉一整局，然而他突然间记起了在他大约7岁那年上过的那堂课的内容。他用力做了几个深呼吸，抛开所有脑子里的杂念，把意识重新拉回到现实中，让自己恢复镇定，就这样在全国锦标赛上，他赢得了那一场关键的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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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改变本能反应
电影《王者之旅》上映的时候我只有16岁，那时的我所向披靡，屡战屡胜，成为那一年美国最年轻的国际大师。我在16岁和17岁时两次赢得了美国21岁以下锦标赛的冠军，并且在我17岁那年，我以微弱的优势赢得了世界18岁以下国际象棋锦标赛冠军。在旁人看来，我似乎是不可战胜的，但是在我内心深处，我只是一个无法承受这一切的孩子。
当我强迫自己去适应刺眼的媒体聚光灯时，我和国际象棋的关系逐渐变得不那么自然了。我发现自己不是为了对象棋的爱好，而是为了实现好莱坞梦想而下棋了。我意识到了被荣誉和奉承分散注意力的危险，因此我努力想要集中注意力，但终究还是没能成功。有越来越多的象棋爱好者们到赛场来看我比赛并向我索取签名。漂亮的女孩们冲我微笑示意，还给我她们的电话号码。象棋大师们笑得假惺惺，他们都想占据我的头脑。我生活在两个世界里，穿梭在各种赛事中，这让我产生了一种很怪异的分离感。有时候我似乎在对面的房间里下棋，却又能看见自己在思考。
这一时期，我开始在一位俄罗斯象棋大师那接受训练，他要求我在国际象棋的领域里必须具备更加严谨的风格。他是一个很可爱的人，像所有我们可能接触到的人一样——有文艺气质，富有同情心，风趣——但是在国际象棋的世界里，我们俩却不怎么合得来。他是一位热衷于使用见效慢但却精巧的方法来下棋的系统化战略家。我是一名富有创造力的攻击型的棋手，喜欢国际象棋疯狂的那一面。我以鲍比·菲舍尔和加里·卡斯帕罗夫的精神为指导来下棋，在下棋时把自己逼到边缘，而现在我的新导师要求我把自己投入到相反的感觉中去。我们深入地观察和学习了那些伟大的防御型国际象棋选手，研究了很多彼得罗相和阿纳托利·卡尔波夫的对决。阿纳托利·卡尔波夫是前世界冠军，他是一个特别到好像连他呼吸的空气都跟别人不同的人。他们在对决中各自地发挥出强大的力量，这两位高手一下起国际象棋就变得像蟒蛇打架一样，总是要设法先发制人，不断进攻，直到把对手打击到濒临崩溃，只能苟延残喘。
我刚从中找到一点乐趣，令我烦恼的事情发生了，作为一名棋手，放弃自己的本能反应的后果让我顾虑重重。导师不许我跟着感觉走，他让我问问自己：“遇到这种情况，如果是卡尔波夫的话，他会怎么办呢？”然而比较我与卡尔波夫，他的血液是平静的而我的是沸腾滚烫的，当他在努力搜寻细微的战略优势时，我却渴望得到一种疯狂的动力。每当我试图以令导师满意的方式下棋，国际象棋就会变成一个陌生人，好像我的脑袋被塞进一块的厚重的云，我根本看不见任何变化。我作为一名年轻冠军的那些实力，例如前后一致性，在竞赛中保持沉着冷静，聚精会神有专注力，劲头十足，有热情，有丰富的创新能力等等，都变得难以捉摸而让我力有不逮。尽管我依然钟爱国际象棋，它却好像已无法在我的生命中延续下去。
当然了，当时也正是我要从一个男孩长成一个男人的时期。我的国际象棋生涯变得更加复杂，与此同时，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也健壮地成长。我高中的最后两年是在专业儿童学校度过的，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学习环境，在这个学校里面学习的有：一些年轻的天才演员，舞蹈家，音乐家，击剑手，一个年轻的企业家，一些体操运动员，还有我这个国际象棋选手。在专业儿童学校里的每一个人都有所追求，很多学生因为他（她）从事的电影职业或者出演过的百老汇角色而远近闻名。学校给予了我更多的自由，允许我在去很远的地方完成国际象棋比赛之后，还有机会可以把落下的课程都补回来。此外，这里的教育水准也是一流的，我记得上过一堂写作课，授课的是一位名叫雪莉·斯科兰的优秀女老师，那堂写作课成了我一生中最鼓舞人心的一堂文科学术课。
我喜欢阅读海明威、多斯托夫斯基、海塞、加缪和杰克·凯鲁亚克他们的作品。当我出去跟女孩子们约会时还在沉思默想着，我花费了许多年守在棋盘边上，现在却一心在想要如何把我的心和灵魂从棋盘上那64块方格里释放出去。在社会交往方面，专业儿童学校帮助年轻的名人与狂热的粉丝们保持必要的距离，这一点的好处就是，我可以如释重负地在专业儿童学校里茁壮成长，然而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却倍感压抑。接踵而至的名声让我感觉措手不及，我热爱艺术但却越来越疏远它，这些都是令我非常渴望逃走的原因。在我高中毕业后，我延迟了去哥伦比亚大学的入学时间，起身去了东欧。后来我爱上了一位斯洛文尼亚的女孩，于是决定了要花费一点时间用在途中。
这是生命中一个充满激｜情的萌芽阶段。随着我长成一个20岁的大小伙子，我与国际象棋的关系被注入了一种老练世故的意味。我不再拥有像我早期职业生涯里拥有的那种动力。我要去与心魔对抗，自我怀疑和疏离感是存在于我现实生活中的一部分，而在欧洲游历的时候，我才终于摆脱了在家乡作为名人的沉重压力。
我带着我的笔记本和旅行背包，一边研究国际象棋和文学一边环游世界。我把家安在一个叫做Vrholvje的小村庄里，它掩藏在斯洛文尼亚南部的山脉之中，从那这里可以眺望到意大利的北部。我过着非常浪漫的生活，在树林里长时间地漫步，对国际象棋进行了更深层次的发掘，从我与阿姆斯特丹、克里特岛和布达佩斯的国际象棋大师们比赛中，品味那些隐藏其中的微妙之处。然后，在一段时间的繁重研究工作之后，我会启程去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参加另外一场盛大的比赛。
这些年来，我发现我与国际象棋之间出现了一种的全新的私密而又紧密的联系。我孜孜不倦地研究国际象棋，现在一直鞭策我不断进步的不是壮志凌云的野心，更多的是探索自我的渴求。虽然我对国际象棋的认知变得越来越彻底，但是我在竞赛中仍然表现不稳定，有时候还会弄巧成拙。每次在动身要去参加锦标赛之前我一直都不开心，因为我更喜欢这种浪漫又自省的生活方式。为了让我的新知识在棋盘上得以发挥，我必须找出一个办法，把我从沉重的包袱中解放出来，于是我就发明了一种方法，那就是把象棋和生活在我的生命中合二为一。
在我职业生涯的这个阶段，除了写书以外，我依旧是一名拥有众多世界级对手的强劲的国际象棋手。每一次比赛都充斥着各种错综复杂的因素，和长时间不断攀升的紧张气氛。我和我的对手都不停地互相制造出各种巧妙的难题，与此同时，持续不断地制造棋局的压力，直到让棋盘和对手的理智都好像快要断裂了，并在濒临爆炸的边缘瑟瑟发抖才善罢甘休。通常来说，在技术上占优势就能够决定输赢，但是更常见的是有一些人会精神崩溃，好像是在体内的一个微小的弱点突然之间在棋盘上爆发了。
这些技术和意志交锋的时时刻刻，我用它们来指导我对国际象棋的学习研究。在一场有九轮回合的象棋比赛中，我走到了大约四到五个临界位，但我却对这几个临界位并不十分理解，或者是在某些临界位上我出错了棋子。每场比赛一结束我都会立刻把棋局输入到我的电脑，并且记录下来我的思考过程和在对峙的不同阶段出现了哪些心理反应。在比赛结束后，我带着全新的认识回到Vrholvje继续研究那些关键的时时刻刻。
我在导言的部分提到过“用数字摆脱数字”。通常漫长的研究过程会这样进行：我从参加过的比赛中的临界位开始着手，当处在临界位时我的直觉还没有意识到挑战。最开始的时候，我的理智就像是一个要在寒冷的冬天早晨跑步的人——他僵硬着身体，十分沮丧，似乎在对即将要开始的慢跑表示出相当不满的情绪。我开始出棋，在双方对峙中召回我的攻击意识和万事万物皆有联系的想法。我尝试着去挑出对手棋位的缺点，然后挖掘出对手防御的更深层次的来源，在比赛过程中我始终在消化和总结归纳之前不太明白的不断进化发展的结构性动力。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浑身的血液开始沸腾，汗如雨下，我渐渐适应了思考的节奏，沉浸在无数不断变化的复杂棋局中，就如同我钻研电脑是怎样计算上亿的数据一样。我的思绪如飞一般自由地奔跑，越跑越快，�